現代作家的青島印象與抗戰記憶

　　作者：李瑩（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師）

　　在中國抗日戰爭的地理版圖上，青島是中共地下黨組織和左聯小組的重要據點，也是大批現代作家的寓居之地。青島不僅為抗日救亡活動提供了相對安全、自由的空間，也成為作家筆下的獨特風景，寄寓著他們的抗日之志與愛國之情。鉤沉中國現代作家的青島印象可以發現，他們在學校、書店、報館，以筆為刀，以墨為鋒，投身文學創作、詩歌運動、話劇公演、木刻展覽等形式多樣的文化活動，與其他地區遙相呼應，傳播抗日救亡思想，構筑抗戰文化共同體。隨著文學的種子在青島落地生根，這座城市的愛國主義革命薪火也代代相傳。

　　青島觀海二路49號王統照舊居

　　先聲：“還我青島！”

　　1919年，在五四運動現場的聲音記憶中，“還我山東！還我青島！”的呼聲最為強烈，傳遍全國，震驚世界。走在大學生游行隊伍中的王統照，“第一次感到群眾力量的重大……人人懷著一片熱愛國家的心腸，想把興亡的時代重責毫不謙遜毫不猶豫的擱在自己的肩頭”（王統照《“五四”之日》）。被稱為“五四之子”的王統照，其思想也由此揭開了新頁。

　　1921年，王統照與鄭振鐸、葉圣陶等12人發起成立中國現代第一個新文學社團——文學研究會，次年完成中國新文學史上最早的長篇小說之一《一葉》。此后一發不可收，王統照成為《小說月報》《詩》等重要文學刊物的撰稿人，也積極介紹國外的新思潮與新文藝，出版詩集《童心》《這時代》、短篇小說集《春雨之夜》《號聲》，主編北京《晨報副刊》的《文學旬刊》，創辦《自由周刊》，倡導為時代切實要求的、為人生的文學。

　　實際上，在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階段，青島已然牽動作家心脈，1903年，魯迅在評說德國地質學家李希霍芬的考察報告時寫道：“蓋自利氏(李希霍芬)游歷以來，膠州早非我有矣”（魯迅《中國地質略論》），以敏銳之眼發現了青島與中國現代反帝革命的關系。作為文學史長河中的“風景”，青島承載了特定歷史背景下作家的現實感受與家國想象，并以不同的形式與抗戰文藝建立聯系。

　　1931年，當“九一八”的炮火聲響起時，王統照已定居青島觀海二路49號，他內心的時代意識與反帝愛國情感被激活，久久不能平靜，腦海中不斷地回放東北之行的見聞觀感。這還要從1931年3月說起，他應友人邀請到吉林四平代課兩個月，沿途看到日本侵略軍鐵蹄踐踏后的東北原野、森林、山河，也看到日本兵用新式槍殺害中國人，目睹貪官鄉豪榨取下苦不堪言的農民，感慨“處處風翻紅日旗，殘山剩水認依稀。博眼異語三千里，豈待他年事可知”（王統照《北國》）。

　　當東北淪陷于日寇的鐵蹄，王統照坐在家中二樓依山面海的書桌前，望向遠處奔涌的海濤、翻滾的流云，“化自然景象為思想，化思想為自然景象”，提筆將構思于東北之行的兩部小說付諸筆端。僅用約3個月寫完的《山雨》，被茅盾盛贊為“文學史上第一部堅實的農村小說”（茅盾《王統照的〈山雨〉》）。相比一氣呵成的《山雨》，《熱流》則幾度刪改，也正是這段曲折的修改之路，映現了王統照革命文學思想的成熟。從創辦、發行青島的早期重要新文學期刊《青潮》，到完成長篇小說《山雨》《熱流》，王統照點亮了青島在中國抗戰文學地圖上的火炬。他心懷對民族危機的憂慮與文化抗戰的抱負，熱心地扶助進步青年，資助在青島讀書的臧克家出版第一部詩集《烙印》，為徐中玉計劃出版的《芭蕉集》寫序，幫助王亞平編校詩稿《海燕的歌》……受到鼓舞的青年，也飽含熱力，紛紛投入抗日救亡運動。

　　20世紀30年代《青島畫報》封面  

　　抗戰中轉地：“到青島去！”

　　在青島，革命精神如同生生不息的火種，播撒在一代代青年的心中。當國家面臨生死存亡之時，青島大學的學生俞啟威、王弢、李仲翔等發起成立反日救國會、海鷗劇社、新文學研究會，寄寓救亡之志，踐行愛國之情。為了抗戰，他們到南京請愿，登臺公演話劇，加入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當青春的火炬在東方升起，抗戰的“青潮”躍然于海上了。

　　放眼全國，自九一八事變起，日偽政權下的東北文人處境雪上加霜，面臨寫作的困境與言說的險境，盡管如此，左翼青年不顧生命危險，創辦抗戰刊物，宣傳抗戰思想。與此同時，南京國民政府卻奉行“寧濫勿漏”方針，實行嚴厲的書報檢查制度，加緊破壞中共地下組織機關，用暴力手段搗毀進步文藝組織，通過輿論管控壓制進步思想。面臨嚴峻的形勢，大批左翼青年紛紛東西奔走，南北流徙。

　　當時，青島因張學良與蔣介石復雜的權力博弈獲得相對寬松的政治環境，又地處南北交界，不僅有膠濟鐵路及其聯運網絡，而且水運、航空皆便利，逐漸成為流亡作家、躲避國民黨搜捕作家的中轉之地。抗戰時期，陳荒煤、孟超、劉芳松、王亞平、袁勃、沈旭、李劫夫、舒群、蕭軍、蕭紅、艾蕪、柯靈、臺靜農等大批作家輾轉至青島，他們或進入報社、學校、民眾教育館、郵電局等工作，或短暫客居，預備再出發。

　　“‘到青島去——’我心臟的跳動不平均了，雖然這檢查早知道是不可避免的……第二天我們第一眼看到青島青青的山角時，我們的心才又從凍結里蠕活過來。‘啊！祖國！’”（蕭軍《在大連丸上》）。1934年逃亡路上的蕭紅、蕭軍對家國的歸屬感在彼時彼刻迅速生長。他們在觀象一路1號安頓下來后，“下死勁寫作”，也曾“徜徉在郁蔥的大學山、棧橋、海濱公園、中山公園、水族館，唱著‘太陽起來又落山哪’……按時工作按時休息，因之成績很好”（梅林《憶蕭紅》），各自完成了后來驚動文壇的《生死場》和《八月的鄉村》。

　　從蕭紅、蕭軍住處向北走，走到廣西路與龍山路拐角，是青島第一家專營新文學書刊的荒島書店。這里“出售大批進步書刊……它開闊人們的眼界，影響人們的思想，進進出出，買書看書的人很擁擠，成為荒島上的新文化中心”（臧克家《戰斗的集體》），又因為距山東大學、青島民報社等地皆不遠，備受附近師生、編輯等文化人的喜愛。書店雖名為“荒島”，但文化氛圍相當活躍。開業之初，請人幫忙寫店招時，喬天華所寫的4個美術字最受好評。正因如此，實為中共青島青年委員兼左聯黨代表的喬天華與店員漸漸熟絡，了解到書店老板雖是資本家，但對革命有同情心，平時把書店交給兩位剛大學畢業的青年經營，遂將荒島書店發展為傳播抗戰文化的據點。后來，周浩然等組織的“汽笛文藝社”、呂福田等組織的“海光文藝社”等社團都在這里開過讀書會。

　　除了從北平、上海訂購書刊之外，荒島書店也著力推介青島左翼作家的新作。沈旭的第一部詩集《黎明前奏曲》即其中一種，從版權頁來看，這本書由“當代詩歌出版社”出版，地址在“無棣二路二號”。若有細心的讀者按圖索驥，會發現，那里其實是沈旭的住處。自編自印詩集，或是他為避免當局審查的曲線救國之策。1933年，《新詩歌》被查封后，沈旭與王亞平、袁勃等在青島繼續創辦《現代詩歌》《詩歌新輯》《詩歌季刊》等刊物，并聯合北平、天津、蘇州、南京、上海、廣州等多地的詩歌社團成立“中國詩歌作者協會”，構筑抗戰的廣闊陣地。

　　然而，在如火如荼的文化活動背后，進步作家們的日常生活頗為艱苦，“可以把現款拿去印詩集，而讓自己貧窮地在青島友人處寫作詩歌，可以為了寫作而不一定久囚在職業牢里；可以興味地做個報館校對工人；可以住在朋友家里單吃稀飯過日；也敢各處奔跑，而且和各地的同好組織座談會，朗讀新詩”（蒲風《我為什么提出“新詩歌的斯達哈諾夫運動”》）。他們舍棄優渥條件投身創作，抗戰之詩如星星之火，在山海之間閃耀。

　　青島地處海隅，作家雖暫居青島，卻并不封閉。他們通過報刊、廣播、通信等媒介，密切關注社會、政治、文壇動向。蕭紅、蕭軍與魯迅的通信往返于荒島書店與上海內山書店之間。魯迅在第一封復信中說：“不必問現在要什么，只要問自己能做什么。現在需要的是斗爭的文學，如果作者是一個斗爭者，那么，無論他寫什么，寫出來的東西一定是斗爭的。”蕭紅、蕭軍不論日間或深夜，不論在海濱或山頭，只要有時間，總是把信讀了又讀，從中獲得“力量的源泉，生命的希望”（蕭軍《青島懷蹤錄》）。經由青島，蕭紅、蕭軍終于駛向文化中心，成長為左翼文學以至抗戰文學的重要作家。

　　往來青島的作家在書店、學校、報社等文化空間流動，獲取新知，聯合多地的力量共同抗戰；同時也在諸多文化活動的過程中，播撒了文學的種子。當年在青島市立中學讀書的黃宗江回憶，“蕭軍要我倆在他所編的副刊中出一種少年文藝周刊，就叫它《黃金時代》……我那時正是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年齡，什么詩歌、散文、小說都敢一把抓，還開始寫了個多幕劇，叫做《光明的到來》，居然寫的是工人和資本家的斗爭，發了兩三期”（黃宗江《懷青島 憶“荒島”》）。正是參與副刊編輯工作的機緣，黃宗江后來加入中共黨組織，走上文學創作之路。對青島而言，到此中轉的作家并非格格不入的外來者，他們通過文學創作、辦報辦刊等文藝活動，結交當地青年，建設左翼文化，傳播新文學與無產階級革命理想。種子落地生根，青島也漸漸崛起，進入文學發展的黃金時期。

　　1936年，《青島時報》對山東全省木刻展覽會及相關活動的報道

　　抗戰文藝大眾化：“誰的青島？”

　　青島不僅是現代作家抗戰歷程中的中轉站，同時也成為他們筆下的獨特風景。左翼作家在作品中深描青島的德國炮臺等殖民遺存，以反諷式、譴責式語詞，或以濃烈的色彩等藝術手法激發讀者的反帝愛國情感，形成與主流左翼文藝力學美感相呼應的風格。如“青島多馬車是一個特點，馬車而用雙馬更不是在別處所能看見；這十足地表出了青島的人有身份。坐在馬車上爬坡緬懷當年德國皇帝的出巡，或者參加日本帝國的什么典禮”（王余杞《一個陌生人在青島》）；“青島是天之驕子，兩難具，二美并：錦繡江山兼備物質文明，西方帝國和東方帝國相繼為我們借箸代謀，著意經營的避暑勝地”（柯靈《島國新秋——青島印象之一》）……如此“青島印象”固然有代入感，可是作為中國“失地”的青島，誰人猶記？

　　抗戰初期，作家紛紛從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頭，嘗試創作為大眾所接受的文藝作品。帶著“易卜生之夢”回國后，洪深面對日本侵占東三省、進攻上海、出兵熱河、承認偽滿洲國等歷史事件，深感所學戲劇理論于現實致用的無力。洪深復盤九一八事變后的中國電影，認為文藝要有合適的藝術手法，要反映抗戰以來中國民眾的反帝情緒的高漲與反帝斗爭的實踐，還要揭露不抵抗主義對民眾的欺騙。

　　為此，1933年底，洪深以青島故事為原型，從中國戲劇傳統中汲取靈感，“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創作了電影文學劇本《劫后桃花》。在劇中，青島被德國、日本先后占領25年的歷史，是遺老祝有為一家聚散離合、祝瑞芬和劉花匠未成眷屬的不可剝離的底色。劇本開頭勾勒了一幅畫面，“青島，即膠州灣，山富樹果，海有漁鹽，人民安居樂業，原是富庶安樂的地方”，“原是”一詞，有四兩撥千斤的效果，當青島命運的齒輪開始轉動，那段歷史留給每個中國人內心的傷疤也慢慢揭開了。

　　1935年，《劫后桃花》由明星公司導演張石川的團隊拍攝為同名電影，次年初上映，這是“青島故事”首次出現在中國電影院的銀幕。若讀過洪深1934年10月發表的散文《我的“失地”》《留得青山在》的觀眾，能從電影中看到洪深的故事，體會洪家位于嶗山的住宅“觀川臺”被日本人強占后，那無人與說的思父之苦與失家之痛。而委婉曲折的懷舊情緒之下，潛入心底的是對國家危難的擔憂，如曹聚仁在評論中所言，洪深“明朗地在觀眾面前堆著一堆問題。……藝術作品的基點，就是要提供大眾所關切的問題，使大眾從作品中看到社會現實”（曹聚仁《東山隨筆》）。恰逢一二·九運動落幕不久，電影海報寫有“請看今日之青島，究為誰家之天下”，一時間惹得群情激憤，一呼百應。從劇本、散文到電影，以青島故事言說家國之思，表現民族憂患意識，在“反帝影片中的成功之作”（歐陽予倩語）《劫后桃花》中，洪深找到了自己的路。

　　1935年，《避暑錄話》作者聚餐留下的簽名

　　百川入海，涌動抗戰“青潮”

　　論起文化氛圍，青島不若北京、上海等文化重鎮那樣濃厚，但對處于抗戰之路的作家而言，“從北平來，從上海來，從中國任何的一個都市中到青島來，你會覺得有另一種的滋味……這地方沒有中國古老的文化，也許容易造成一個嶄新的地方”（王統照《青島素描》）。在嶄新的地方，一切有新的可能。正如彼時文壇，不同文學立場的作家論爭不斷，勢同水火，然而在青島，各路作家互動頗多，甚至引彼此為精神同道，自謂“避暑者”——“一避溽暑，二避炎威”，收獲了“陰霾灰暗的天空下黃金一樣的友誼”。

　　在青島，作家們大多傍海而居，海濱及其附近的山麓、公園也成為文人聚會的文化空間。這里不比北平沙龍文學的貴族質感，也沒有上海四馬路咖啡館文學的神秘氣息，海濱超越了室內空間的邊界感，有形之中內蘊無形的開放性，野餐、飲酒、劃拳等不拘一格的形式也沖淡了嚴肅感而更具休閑性。南渡北歸之間，寓居青島的歲月留給作家個人文學生涯的難忘記憶，縱使身處患難或低谷，回首時依然認為那是“夢做得最熟的時候”（吳伯簫《羽書》）。

　　1935年夏，“島上的作家們曾接連多次聚會過，最后一次由洪深的提議創辦了一個周刊”（袁勃《青島文壇》）。這份周刊即《避暑錄話》，共10期，由王統照、老舍、洪深、臧克家、孟超、王余杞、王亞平、杜宇、劉芳松、吳伯簫、李同愈、趙少侯12位作家共同撰稿，自1935年7月14日起，每周隨《青島民報》出刊。在青島市發行量數一數二的《青島民報》，是國民黨青島市政府的黨報，但由杜宇、劉芳松、孟超等左翼作家擔任編輯的副刊，卻是另一番天地，成為中共地下黨員、左翼青年表達革命理想的空間。如此一來，“避暑”作家不必顧及“有沸騰著的血，焦煎著的心，說出的‘話’，必然太熱，將要使得別人和自己，都感到不快，而不可以‘錄’了……他們要和政治家的發施威權一樣，發施所謂文藝者的威權”（《避暑錄話·發刊詞》）。在順興樓、厚德福等老字號酒館，大家輪流做東，憑著“痛飲酒，熟讀《離騷》”的豪情，快意紓解心中郁結的暑氣。以文會友，不必顧及各自作風、情調、見解、立場與說話方式的差異，也就少了劍拔弩張的論爭。在20世紀30年代都市文學生態的譜系中，青島無疑是獨樹一幟的。

　　1936年10月，當魯迅逝世的消息傳到青島，王亞平、袁勃、沈旭、杜宇、宋春舫、老舍、袁素瑜、趙庶常、凌達揚、張樂古、楊津生等80余人組成青島市文化界團體，與山東大學的國文學會共同開會，商議定于11月1日分別在青島市大禮堂、山東大學大禮堂舉辦追悼魯迅大會，以魯迅精神指引抗戰之路，“依著他的指示和教誨，盡可能地學習著他那堅苦倔強的斗爭的精神，踏著他已經走上而沒有到達目的地的道路，叫醒著大家一同繼續前進，不流一滴眼淚，不吐一聲嘆息，不惜任何一點犧牲，英勇地，堅決地，跟一切的惡勢力斗爭到底”（徐中玉《敬悼魯迅先生》）。

　　其實，就在不久前的1936年7月，青島文化界響應魯迅大力倡導的新興木刻版畫運動。木刻版畫是現代中國革命所需要的藝術，“當革命之時，版畫之用最廣，雖極匆忙，頃刻能辦”（魯迅《〈新俄畫選〉小引》）。進步作家們借蘭山路小學場地，舉辦了“山東全省木刻展覽會”和木刻座談會，并展出400余件木刻作品。24日，發行《山東全省木刻展覽會特刊》，講解木刻工藝、傳播及其宣傳效應等，選登了王紹洛《劫后》、李劫夫《黑夜的流浪者》等作品。這些作品以黑白分明的色調，表現帝國主義侵略的種種行徑，行刀走筆，“把大多數人的動向及其吼聲刻印了出來”（李劫夫《現階段木刻運動之使命》），與文學作品、話劇、電影、漫畫等藝術形式一起，肩負起國防與民族解放的使命，成為別具一格的抗戰宣傳媒介。天風海水之中，“青潮”涌動。

　　回聲：“我把生命獻給了光明”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畔一聲槍響，拉開全面抗戰的序幕。“時局的緊張，可以從海灘上洗澡人的減少來推斷出來。深褐色的皮膚不見了。只白沙一片，和鹽水打岸聲”（端木蕻良《青島之夜》）。隨著盧溝橋的戰火沿津浦線南下，日本軍艦停靠沙子口海岸伺機登陸，暗云開始籠罩青島，中國文學史上規模最大的離散風潮之一開始了。

　　“王劍三以七號攜眷去滬，臧克家、楊楓、孟超諸友，亦均有南下之意”（老舍《南來以前》），匆忙地惜別青島好友，老舍應該想起了自己寫給《避暑錄話》終刊號的詩：“故人南北東西去，獨領江山一片哀！從此桃源縈客夢，共誰桑海賞天才？”戰爭擾亂了正常的生活秩序，青島當局準備實行“焦土政策”，于各處修建戰壕。鋪戶皆閉，物價驟漲。白天號外頻發，人心惶惶，晚上海寂天空，夜不能寐。

　　1937年8月，老舍乘火車到濟南，后南下武漢組織“文協”工作。相比在青島每日寫兩千字、一個暑假可以寫十幾萬字的狀態，南下3年間，老舍共寫了約30萬字，“他已不是青島時的老舍了，真個清癯了，蒼老了，面上更深刻著苦悶的條紋了”（臺靜農《我與老舍與酒》）。盡管如此，老舍與青島友人“不但不因為山水相隔而彼此冷淡，反倒是因為隔離而更親密”，當他念及“和洪深、孟超、王余杞、臧克家、杜宇、劉西蒙、王統照諸先生常在一處”（老舍《懷友》），更稱那是人生最難忘的3次聚會之一。

　　如老舍一般，在南行作家流離的屐痕上，很快便長出了記憶的青苔。“我尤其喜愛雨夜。青島不常下雨，下時也不大，多的是溟溟濛濛。披件雨衣在身上，沿東方菜市繞個圈子，有時或略停一刻在荒島書店”（徐中玉《憶青島》），跟隨山東大學遷至四川萬縣（今重慶萬州）的徐中玉，心中仍牽掛著留在青島的校園。在抗戰的號角聲中流徙，作家的青島印象亦隨著時空的延展沉淀、發酵，化作經驗與精神勢能，照亮前行的路。

　　在延安，李劫夫開始譜寫抗戰新章，他為《歌唱二小放牛郎》作曲：“牛兒還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卻不知哪兒去了，不是他貪玩耍丟了牛，那放牛的孩子王二小。”曲中有畫，曲中有情，聽者無不為之動容。從青島到延安，循著李劫夫的創作足跡，可觸摸到抗戰文藝發展的鮮活脈絡。

　　1938年1月10日，青島再度淪陷入日本之手。盡管大批文人紛紛離島，但仍有十一二家報紙生存下來，共十五六個副刊，“有著不少希望的種子，迎著迫害和苦難在茁長”（黃耘《青島的文藝界》）。年輕的黃耘全力組織校內外的進步青年開展救亡活動，為報紙副刊組稿，寫作抗日詩歌。黃耘是誰？他曾在王亞平擔任校長的黃臺路小學讀書，由此開始詩歌創作，“由于我的叔父和來青島的中國詩歌會諸多詩人，如袁勃、沈旭、蒲風，經常來往，手邊有中國詩歌會編輯出版的多種詩刊及詩集，尤其是王亞平在青島出版的詩集《都市的冬》使我第一次接觸到新詩。三十年代初正是中國面臨危亡，當我讀到《都市的冬》內《燈塔守者》的名句：‘在這曙色欲來的前夜/我把生命獻給了光明’，使我心靈激動，從此深深地愛上了新詩，與詩結下不解之緣”（黃耘《從開始抵達開始》）。在黑云籠罩的青島，黃耘以新詩的精神抵抗日偽統治，召喚正義與革命之光，不正是文學最真切的回聲嗎？

　　摭拾全面抗戰爆發后這些現代作家寫在延安、武漢、重慶、桂林、昆明、香港等地的文字，不妨說，作家們以另一種在場的方式，承繼青島的愛國主義革命傳統，堅定抗戰到底的信念與決心，譜寫壯美的新詩篇。在史與詩的交融中，匯聚作家們的青島印象，我們能夠看到一條別樣的抗戰烽火路，它與已有的抗戰活動相互對話，相互補充，共同繪制出更完整的中華民族抗戰記憶新圖景。

　　如今，當你漫步到青島的王統照故居門前，不妨想象“扶著陡直的欄桿，滑梯似的飛躍而下”的主人，與我們一起拾級而上，在望海樓的窗前吟誦：“不要讓黑暗阻礙了你，有多少燭光在半天輝煌。不要驚惶狼狗的嗥叫，陰影中當心毒蛇的圍繞。更不必害怕這空前風暴，在你頂上，有你的‘靈魂鳥’！”（王統照《你的靈魂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