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樹理調解法”的文學之思

　　作者：譚宇婷（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現實生活在文學作品中投下的光影，常常能暗香盈動地反哺現實。山西省晉城市沁水縣是作家趙樹理的故鄉，沁水縣公安局嘉峰派出所將趙樹理作品中化解生活矛盾的具體辦法進行總結提煉，再運用到現實生活之中，形成“趙樹理調解法”，引導當地百姓不僅要“樹禮”，還要“樹理”。今年4月23日，在中國作家協會和山西省委宣傳部共同主辦的第四屆全民閱讀大會“重讀趙樹理”系列活動上，“趙樹理調解法”受到關注。

　　一個作家的創作實踐何以能夠轉變為社會治理方法？文學與生活如何相互依傍、相互滲透？作者如何錘煉作品的耐久性而使之成為時代的活水？作家如何構建見微知著而且豐厚開放的生命磁場？我們思考這些問題時，不妨重新讀讀趙樹理。

　　人民的火熱生活是趙樹理創作的豐富礦藏，也是他的創作實踐能夠在當下得以運用的重要原因。圖為趙樹理（左）與群眾一起勞動。資料圖片

　　對鄉土社會運行邏輯精準把脈

　　從《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到《“鍛煉鍛煉”》《三里灣》等，趙樹理的敘述譜系聚焦的始終是他在工作中直面的具體問題。這些特定語境下生成的現實經驗，經文學轉譯后如歷史的后視鏡般，成為思考現時與將來的一種方式。對于這種文學的預見性，孫犁說過：“現實主義的最大功能，是能在深刻廣闊地反映社會現實之外，常常透露一種明智的政治預見。”

　　藝術的預見不一定是憑空猜測，而是基于創造者的直覺、見識和經驗，以及嚴密的邏輯關聯所建構的事實依據。這樣的敘事模型所具備的智性，能在歷史重復出現的現象中，凝練出超越時空限制的基本規律。然而，并非所有的文藝作品都有著這樣的機緣，能在時間的長河中沉淀、發酵，蘊藏不竭的原動力。小說的故事要擁有生命活力，考驗的是作家對歷史、倫理、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認知和判斷。趙樹理文學投影于現實的奧秘，在于作者深入生活現場的同時，忠實于內心對事物的微妙感受，進而形成精確描摹現實的心靈標本。

　　在趙樹理的小說中，“法理”和“情理”的融合是他處理沖突與糾葛、撬動舊有秩序與歷史沉積的鑰匙，這也為處理當下鄉村糾紛帶來啟示。嘉峰派出所對趙樹理作品中提出的解決問題方法進行創造性運用，制定出“法律解讀+利益平衡+情感疏導”的具體方案。

　　“法理”即政策法令和組織制度，是在倫常中斡旋的硬性杠桿。《小二黑結婚》生發于趙樹理1943年在左權縣駐村調研時的婚姻案例。兩個年輕人的自由戀愛是合法的，卻不被當地村民同情。趙樹理改寫原本的悲劇結局，將視點落在《妨害婚姻治罪暫行條例》頒布后婚姻實踐應有的形式。區長以婚姻自主的法令來教育二諸葛和三仙姑。通過小說演繹“法理”、重建鄉村秩序的同時，趙樹理發表《休想鉆法令空子》等系列短論，表明“誰也不能有法外的特別權利”。在當時閉塞的村落，維系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往往是物質實利，以及家族、血緣、姻親等。在處理日常糾紛中起支配作用的常常是《邪不壓正》里長工小昌所說的“勢力就是理”。如何打破以金錢、習俗等參數所形成的權勢枷鎖，讓“法理”在鄉村自足的“超穩定結構”中突圍，是趙樹理“一村一幅畫”敘事序列的重心所在。

　　“情理”指涉倫理情感，是維系作家與鄉村社會的天然紐帶，也是促使社會結構發生內在變化的柔性力量。趙樹理曾經提到“如何同農民交朋友”的第一點經驗是“從情感上尊重和關懷鄉村人民”。《地板》中王家村為解決地主王老四和租戶們的租佃糾紛，依據法令訂下租約。村長特別強調：“法令是按情理規定的。咱們不止要執行法令，還要打通思想！”而要“打通思想”，彌合個體在現實境況中的心靈齟齬，則需要以情感為緩釋劑。

　　“法理”和“情理”的兼顧，用以化解鄉村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和沖突，是趙樹理對鄉土社會運行邏輯的一次精準把脈，是對普遍性規律的一次文學講述，從而讓形象化的故事蘊含的道理超越一時一地，在當下依然鮮活，依然可以接地氣，從而具有借鑒意義。

　　通過用心觀察、分析和研究人，趙樹理塑造了很多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圖片選自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的連環畫《小二黑結婚》。資料圖片

　　長期浸泡在生活的海洋里

　　趙樹理說過：“我不想上文壇，不想做文壇文學家。我只想上‘文攤’，寫些小本子夾在賣小唱本的攤子里去趕廟會，三兩個銅板可以買一本，這樣一步一步地去奪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陣地。做這樣一個文攤文學家，就是我的志愿。”沉在生活之中，觸摸生活現場的脈動，是他的一條寶貴的創作經驗，也是他的創作實踐能夠在當下得以運用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他能夠將社會現實圓融地納入作品世界，實現了自己的志愿，得益于“長期地、無條件地、全身心地到群眾中去吸取養料”。人民的火熱生活是文學藝術原料的礦藏，趙樹理認為一個作家應該把生活當作大海，“成天在生活的海洋中泡”。1930年代，他提出“要為百分之九十的群眾寫點東西”，1949年他在《也算經驗》中強調創作素材、主題及語言都來自群眾生活，1950年代他“決心到群眾中去”，1962年《做生活的主人》的發言中他思考的仍是“和農民過一樣的生活”。他的文學作品，是在生活之樹上長出的一粒又一粒飽滿的果實。所以，這些果實不僅可以滿足人的精神生活，也可以在生活現場直接地加以“使用”。

　　如何掌握生活的真相、捕捉現實的表情，并將之匯聚成時代的集錦，是作家們不得不思考的問題。趙樹理深入生活的經驗是“久”。浸潤在生活之中而與人民產生骨肉相連的情感共振，是“久則親”；在集體與個體的平衡中捕捉現實的全貌，是“久則全”；從容地閱覽世間萬象并且尋找貫通事物運行的原理，是“久則通”；在千頭萬緒的事實中提煉出簡約而深刻的方法，是“久則約”。

　　趙樹理對農村現實的持久體認，是他創作的出發點，也是回返地。曲折的生命旅程，使他深曉農民的生活方式、觀念邏輯和心靈狀態等。趙樹理在兒童時“上過村學，放過牛驢、擔過炭、拾過糞”，他的家庭“在高利貸壓迫之下由中農變為貧農”。為謀生他當過差役，在郵局糊過信封。他將心比心地體察當時農民生活的艱難滋味，他的作品多關注工作中遭遇的現實問題。比如，為了破除農村里“出租土地不純是剝削”的錯誤觀念，他寫了《地板》；為了反映農村合作化中文化人才的短缺現象，他寫了《小經理》；為了打破農村家庭和人際關系中的陳舊觀念，他寫了《傳家寶》……

　　值得注意的是，趙樹理并非以體驗的方式接近所要表達的生活，而是內在于鄉村社會結構中，并以直接而有效的方式扎根現實。在和人“共事”時，他并沒有走馬觀花和冷眼旁觀，而是切實地參與農村的生產勞動、治理等事務。為解決他人的思想疙瘩，他經常“耐心的解釋，甚至一連搞四、五黑夜”。對現實生活足夠虔誠和尊重，從而讓他的作品呈現出地道與醇厚的質地。

　　借鑒趙樹理的創作方法論，嘉峰派出所組織民輔警持續開展入戶走訪工作。在這個過程中，他們認識到，入戶走訪不僅是信息收集的過程，更是矛盾化解的重要契機。他們借助走訪積累的群眾基礎與信息優勢，構建“走訪+調解”工作模式，在獲取矛盾糾紛線索的第一時間，充分運用“趙樹理調解法”，聯合社區干部、網格員等多方力量，深入開展矛盾糾紛排查化解工作，力求將矛盾化解在基層、消除在萌芽狀態，實現“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服務不缺位”。

　　用心觀察、分析和研究人

　　如果說“法理”和“情理”的融合是趙樹理處理糾紛的一把鑰匙，與生活現場同頻共振是他的藝術源泉，那么用心觀察、分析和研究人是他的作品抵達現實的門徑，而這樣的方法在當下基層治理中仍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趙樹理認為作品并非世事的疊加，也不可為遷就某個主題而“縮小普遍性”。敘事的得心應手，在于掌握材料構成的思想規律。要構筑涵蓋現實的文學地基，需要以心為燃料，對所表現的生活“由表及里全部都感受過”，對所描寫的人多了解、多理解，并且有著發自內心的尊重。可以說，“趙樹理調解法”就是這份心跡的現實倒影。它促使當下基層工作者保持為民情懷，調解矛盾和沖突時耐心考慮當事人的情緒與心態。

　　趙樹理在紛至沓來的蕪雜事實中，攫取大千世界的生活原態，將其孕育為文學的豐富寶藏。更重要的是，文學意義的錨點是出于本心。他以平視的姿態，自覺而執著地描摹人與事的細部。在“開始用農民的語言寫作”時，趙樹理寫一行字，就念給父母聽，聽不懂就修改。他向《抗戰生活》的編輯請教“敘述與描寫”的區別，也是出于對農村人聽書習慣的考量。他多次強調自己的創作“大部分是想寫給農村中的識字人讀，并且想通過他們介紹給不識字的人聽”。他習慣于使用鮮活的口語，力求語言具有濃郁的生活氣息，筆調幽默、輕快，從而贏得更普遍的讀者群。對語言風格的追求，也是基于對“人”的在意和關注。《李有才板話》借助快板這根植于鄉土社會的文藝樣式來評述村中人、講述村中事、描繪村中景，易于引發群眾共鳴。對現實生活的感同身受和對人物品性的了然于心，構成趙樹理對事實編碼的深層脈絡。

　　嘉峰派出所致力于將趙樹理的文學藝術回歸生活，比如從《三里灣》作品中，提煉出“常有理”“惹不起”“鐵算盤”“能不夠”“小反倒”“糊涂涂”六個具有鮮明特征的典型形象。用老百姓自己的話，說他們能懂的理，解他們心里的難，這些方法在工作中使用起來頗有效果。2023年11月，“趙樹理調解法”入選全國“楓橋式工作法”，被中央政法委評為全國新時代“楓橋經驗”先進典型。

　　孫犁曾評述趙樹理的作品“充滿了一個作家對人民的誠實的心”，又說他是大江巨河中的一支細流，“大江推動了細流，洶涌前去。他的思想，他的所恨所愛。他的希望，只能存在于這一巨流之中”。或許，這就是“趙樹理調解法”葆有厚度、力度、深度和溫度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