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涌豪

　　　　“當下我們如何重讀中國傳統(tǒng)經典”，此話題涉及三個關鍵詞，“當下”“經典”與“重讀”。乍看每個詞的義界都很分明，其實彼此間的關系聯(lián)動，仍含藏有許多深意需要闡明。這是我們今天之所以還要拿這個題目來作討論的原因。

　　　　當代人的困境

　　　　一段時間以來，市場經濟高企賦予物質無遠弗屆的力量，使得與之相應的一系列世俗原則嚴重擠壓了意義與價值的存在空間，閱讀、尤其經典閱讀因此不再被視為可助人成長的精神資糧。而大數(shù)據(jù)時代信息技術和融媒體發(fā)展造成的傳播的虛擬化傾向，更讓讀書易為讀屏，經典、尤其傳統(tǒng)經典因此在新一波娛樂化、碎片化的“輕閱讀”風擠壓下，成為最先被大眾舍棄的對象。及至當下，消費降級帶來的種種無力感和不確定感，讓許多人開始感覺到物質力量的邊界效應在遞減，進而意識到人雖不能超脫世俗日常，但天地本寬，忙者自促，要擺落汲汲營求的功利，變茫茫無著的無助空虛為有自尊、能自主、得自強，精神力量的加持不可或缺，終使克服冗余需求、嘗試簡單生活，成為一種新的目標追求。

　　　　但遺憾的是，在與社會及自己和解的同時，富含人生智慧與覺解的傳統(tǒng)經典并沒有因此重新被人喚回，尤其與一味恬退順應相對待，其所揭舉的那種力行無倦、勇猛精進的心性砥礪與人格淬煉，并沒有因此成為人應對個體無力感與失落感的精神動力。即使有人意識到它的核心充溢著這種力量，也因為受過往種種粗鄙化改寫及類型化消解的迷惑，失去了正確打開并進入的方法。所以，當太多人為自己雖擁有信息卻缺乏知識、雖擁有知識但缺乏價值感到苦惱，重新從傳統(tǒng)經典中找回初心，以灌溉生命，就成了社會普遍的心理訴求。

　　　　經典的力量

　　　　傳統(tǒng)經典敬祖先，重人倫，崇道德，尚禮儀，凝聚著中國人的制度設計和生活理念，不僅積數(shù)千年的發(fā)展歷史，更有超20萬種的存世規(guī)模。今人習慣尊四書五經、唐詩宋詞為經典自然無錯，但置身于當下的語境，不能認為經典由幾部書建構。誠如葛兆光先生指出，儒家治世之作固然是經典，但佛教治心之作、道教治身之作及諸子百家，林林總總，也是。

　　　　上世紀，梁啟超開列國學入門書，以為其中最基礎的書目“無論學礦學工程學”，“皆須一讀”。同時唐文治論讀經，稱其“不獨可以固結民心，且可以涵養(yǎng)民性，和平民氣，啟發(fā)民智”。朱自清更提出“經典訓練的價值不在實用，而在文化”。若結合當下語境稍加展開，則正如中國人從來即事言理，傳統(tǒng)經典從一開始，就選擇走一條實踐性而非論理性的道路，強調實行實功，經世致用。《詩三百》的抒情言志自不消說，孔子援魯史制《春秋》，以為“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以六經為始源的傳統(tǒng)經典，其初始原型都是歷史事件和經驗，皆如此。此所以朱熹《中庸章句》稱圣人之德，極誠無妄，“故于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后世法。”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yè)。古人有志于學，因此又如方苞《傳信錄序》所說，都自覺“將明諸心以盡在物之理而濟世用，無濟于用者則不學也”。落實到其看重的經與史，則如蘇洵《史論上》所說：“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總要在暢明事理。以后王陽明《傳習錄》講“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章學誠《文史通義》講“知史學之本于《春秋》,知《春秋》之將以經世，則知性命無可空言，而講學者必有事事”，都如此。

　　　　所以今人閱讀傳統(tǒng)經典，無論經史子集，無須因世代懸隔而生分別心與抵觸心。誠然，它被古人視為“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為歷史性概念。但因雖即事言理而屬意在人不在物，尤致力于將人置于關系中，而不把人從關系中孤立出來，進而與自然對立，所以更具有向人解釋人是什么、應該成為什么的能力與特質。正是這種能力與質性，它讓個體生命與一種無限性聯(lián)系在一起。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又是一個永久性概念。

　　　　這種永久性具有價值規(guī)范的意義，所以每當人遭遇變故，陷入困境，它總會向人開放答案，俾其獲得重新出發(fā)的力量。又因它的價值體系包含有世俗生活全部的豐富性，它所辟出的倫理路徑就始終著眼在人世界觀和價值觀的建成。它努力使一種正大的世界觀、價值觀內化為人生命的一部分。只要人是問題，它就永遠助人認識和解決問題。由于人性不受限于時地，彼此感通，它自然也能讓今人收益，并不令而行，無聲地彰顯了自己價值論上的反功利性和精神氣質上的人文性。

　　　　繼續(xù)回歸當下語境，這種反功利性和人文性顯然對現(xiàn)代人以求知為能而不重修身的扁平化的生命狀態(tài)具有療救意義。誠如學者指出的，許多時候，今人只是在聞知上勝過古人，但那僅是量的超出，生命層次的凈化與提升才能帶給人質的變化。然而恰恰在這個方面，今人離傳統(tǒng)經典所推崇的古人很遠。看看周遭的世界，有太多人雖衣食無憂，卻為“物役”“形役”所累，面對過時的情感、糟糕的婚姻、丑陋的人際關系，以及生活中不時浮現(xiàn)的卑瑣的小人物，尤不能奮身一搏，內卷已讓他們精疲力竭，躺平也不足以撫慰其身心，由此精神焦慮增加，幸福感下降，心態(tài)失衡頻發(fā)，自我成就意識嚴重缺乏，其不足以誕育飽滿堅實的生命樣態(tài)幾乎是必然之事。這個時候，傳統(tǒng)經典所推崇的生命真氣與君子人格，就不是一種空泛的宣導，而是一種實實在在的示范與激勵。它素尚“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因自身包含著德國啟蒙哲學家沃爾夫所說的“可作為基礎的真”而光景常新，是可以用為今人涵養(yǎng)生命、浚發(fā)性靈的精神資源的。所以值得常讀，尤須重讀。

　　　　如何重讀經典

　　　　受層累性特征的影響，從內容到表達，傳統(tǒng)經典與當下多少有些脫節(jié)，閱讀起來肯定不太輕松。不過盡管如此，我們仍要指出，對于傳統(tǒng)經典，從來有學者專業(yè)之學與大眾通識之學的分別。對學者，“以古釋古”，“漢話漢說”，力求恢復經典的原始面貌自然很重要；但對大眾而言，重點落在據(jù)實感悟，如朱熹所說“要體會親切”，就已經很好，因為這從來是中國人讀書的常態(tài)。

　　　　所以，不一定非要明音韻，通訓詁，更須避免“守古人之言，而失古人之心”的死在句下。傳統(tǒng)經典既是歷史的留存，又極具未來性，是一種有待發(fā)現(xiàn)和創(chuàng)造的資產，它總在人們不斷的回溯中重新認識自己，拓展自己。案頭研究固然是重新認識和拓展，立足于當下生活的切己體悟也是。如要說得更深廣些，則時移世異，如王國維《論政學疏稿》所說，“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學西政之書輸入中國，于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這種“道出于二”不僅打散了許多傳統(tǒng)成說，也瓦解了傳統(tǒng)的解經模式，使經典必須面對變化了的時勢。經典再不是圣典，再不是只讓人信仰不容人質疑的絕對真理，它需要重新解釋，它的生機正蘊藏在重新解釋中。

　　　　故我們不要把傳統(tǒng)經典看成是一種封閉靜止的存在，它之所以具經典性，正因為能克服時間的限制，擁有“超時間性”（supra-temporality），進而，還是構成所有現(xiàn)代性最重要的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說，傳統(tǒng)經典具有歷史性與規(guī)范性相統(tǒng)一的特質，對它的研究是完全可以立足價值和實踐導向的基礎，引入包括現(xiàn)代詮釋學在內的新方法，如余敦康先生所說，通過與當代結合，發(fā)揮其力量，進而如洪漢鼎先生所說，揭示其未來的意義，暢明其價值“不是放在末日黃昏，而是開放在未來的晨曦”。

　　　　也是基于這樣的理由，我們認為不僅人人都可以讀經典，還必須讀經典。過程中有專家?guī)椭匀缓茫缒芙柚鷻嗤⒈荆谝苿釉O備支撐下展開移動式、微課程及自我量化等個性化的新型學習模式，也能讓人與其中活的思想交接，并最終推進傳統(tǒng)經典的大眾化進程。總之關鍵在融傳統(tǒng)智慧于當下生活，讓現(xiàn)實激活問題，讓經驗佐證經典，進而檢視自己的直覺，印證古人的洞見。倘能做到這樣，則經典文本就能在與生活世界的互動中，牢牢地植入人的心底。從這個意義上，我們應該相信，正如每個人都有僅屬于自己的緣分，也必定有自己心儀的經典。如果你找到了，并覺得受用，覺得智性浚發(fā)，活力開張，此即哈耶克所說的“生機勃勃的傳統(tǒng)是創(chuàng)造性的源泉”，經典也就因你獲得了新的生命。

　　　　伽達默爾在《真理與方法》一書中說，“每一時代都必須按照它自己的方式來理解歷史流傳下來的本文”，“所有這種理解最終都是自我理解”。他告訴人閱讀經典不是一種復制行為，而是創(chuàng)造性行為。進而，因具有哲學反思的特征，它還能成就一種“創(chuàng)造性的自我認知的內化過程”。相信我們每個人都能在閱讀過程中體會到，伴隨著經典閱讀與理解的完成，自己開始更好地理解了自己，找到了自己。

　　　　最后要強調的是，傳統(tǒng)經典需在歷史流程中呈現(xiàn)，更需接受后來者基于發(fā)展了的眼光的檢驗，以為“吾道自足”，必難“化民成俗”。故所謂理解還應包括究問與質疑，甚至主要就是究問與質疑。只有以批判的眼光重新審視傳統(tǒng)，才能讓經典因自己的閱讀而延續(xù)，而增值。猶憶魯迅在拒絕“青年必讀書”征文啟事時說的話：自己看中國書“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不如讀外國書“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中國書中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但多是“僵尸的樂觀”，不如外國書即使頹唐厭世，“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其中每一句都砭骨誅心，堪稱傳統(tǒng)經典最精準的判詞。活在全球化時代的我們，切記對此須有周徹的了解，然后予以辯證的確認。只有這樣，才能因無知而增知，由知識人躍升為文化人。才能造就屬于自己的問題意識，重建惠及眾生的人文關懷。

　　　　而這，其實也是傳統(tǒng)經典的題中應有之義。

　　　　（本文作者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上海市文聯(lián)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