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莊窠》：鄉土變遷與精神鄉愁的抒情表達

　　《白色莊窠》：鄉土變遷與精神鄉愁的抒情表達

　　　作者：蘭州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 周仲謀

　　“抒情”是中國文學的一個重要傳統。文學家陳世驤先生曾指出，“抒情精神在中國傳統之中享有最尊尚的地位”。作家的情感投射在筆下的人、事、物上面，讀者通過閱讀作品，看到作家描寫的一切，也看到作家的內心，這就是“有情的文學”。

　　甘肅作家張存學的小說《白色莊窠》也是一部“有情的文學”，作品中的情感真摯細膩，呼之欲出，感人至深。《白色莊窠》講述了甘南藏族地區一個家庭的變遷過程，既是一部家族變遷史，也是一部民族地區鄉土社會的現代變遷史。小說中的周王氏姥姥作為家庭的長者，一手創建了白色莊窠，卻不得不看著它日漸衰敗，子女們一個個離家而去。在社會變革面前，藏文化與漢文化雖有摩擦卻日漸趨同，藏族血統的周王氏姥姥最終無力對抗以加告街為代表的現代文化的沖擊。作為傳統、純潔象征的白色莊窠，也無力對抗喧囂、繁華的侵襲。家園陷落，白色莊窠的后人們只好選擇逃離，在漂泊動蕩中追懷故鄉。

　　像這樣以家族變遷反映社會變革的作品，似乎符合現實主義文學的“史詩性”特征，但是如果深入小說的內部肌理，仔細分析其內容就會發現，《白色莊窠》其實更注重抒發“故鄉異化”帶給人們的內在心靈感受，抒情的分量要大于寫實的分量。

　　從寫實性上考量，小說中雖然一再強調家族的“厄運”、白色莊窠的敗落，卻沒有通過強勁有力、極具戲劇沖突的事件去表現白色莊窠衰敗的詳細過程。小說中寫到的比較具體完整的事件，是阿姐周雪芹與李尕讓的不幸婚姻。李尕讓屢屢糾纏周雪芹，被卡爾羅刺傷，李家以此為要挾，強迫周雪芹嫁給李尕讓。為了挽救卡爾羅免受牢獄之災，周雪芹只好跟戀人肖連分手，嫁給了李尕讓。婚后生活的不和使得周雪芹又開始與肖連來往，引發李尕讓和肖連的暴力沖突，在爭斗中肖連錯手殺死了李尕讓，自己也因傷口感染而死。小說重點描寫的這個事件并不是現代化變遷中傳統家族衰落的有力佐證，因為類似的事件可以發生在以往的任何一個時代。

　　白色莊窠的衰落固然有外界現實沖擊的成分，但更多的是由于后人們的離開造成的。從世俗的角度看，白色莊窠的后人們是在走“上坡路”，是成功的。“我”考上了大學，卡爾羅上了中專，盧雅學業出眾，選擇留學國外并定居美國……除了表姐周雪芹被迫嫁給李尕讓并由此帶來一些悲劇性事件之外，白色莊窠并沒有受到太多來自外界的欺凌，而且在表姐周雪芹的不幸婚姻中，李五十三、李尕讓父子雖是悲劇的始作俑者，同時也是悲劇的承擔者。因此，《白色莊窠》中所抒寫的悲愁不僅來自外部事件，而且來自人物的內心，來自內在心靈對時代變遷的敏感，來自靈魂深處對善惡是非的執著。

　　困擾白色莊窠成員的，不僅是外在“形而下”的現實問題，更是內在“形而上”的精神問題。周王氏姥姥和周特舅舅先后走上自我懺悔、自我放逐的道路，卡爾羅選擇遠遁青海，“我”客居蘭州，父親更是在迷茫中死去。所有的悲愴，都是靈魂的悲愴；所有的哀愁，都是內心的哀愁。而這些悲愴和哀愁，正體現出人性的高貴——不愿意在屈辱中與現實茍合的高貴。

　　可以說，《白色莊窠》是一部關于“疼痛”的書，抒發的是精神上的“鄉愁”。盡管在身體上，后輩們可以回到地理意義上的白色莊窠，但在內心深處，作為靈魂安放之地的故鄉卻再也回不去了，他們始終擺脫不了遠離故土的“無根之痛”。書中抒情主人公“我”游蕩、漂泊的意識和迫切逃離故鄉的想法，與《古詩十九首》名句“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顧返”，有異曲同工之妙。小說中多次寫到人物的沉默，例如阿姐周雪芹的沉默，阿哥卡爾羅的沉默。沉默也是抒情的一種方式，“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這樣的抒情不是也讓無數讀者唏噓不已嗎？

　　《白色莊窠》的內在抒情特質與中國古典文學的抒情傳統相契合，但抒情方式卻是現代的。寬泛地講，現代人都有一種精神上的“鄉愁”，在工業和商業文明的沖擊下，傳統文化的精神家園分崩離析，使現代人產生強烈的離散之感。離散是主體認同的焦慮所致，從而陷入身份認同的困境，離散也是現代人內在心靈的“漂泊意象”，刻印成精神創傷的印記。小說中描寫的動蕩、游移、不確定狀態，頗具現代意識，恰好與哲學意義上的“鄉愁”“現代性的創傷”構成呼應。從小說的一些抒情話語中，如“往事蜂擁成為此在的場景”“逃離本身成為一種狀態，我在此狀態中被懸置”，也可窺見存在主義的影響痕跡。

　　總的說來，《白色莊窠》有一種潔白素凈的氣質，干凈、含蓄、節制、內斂，且語言有密度，信息量大，是一部經得起咀嚼的小說。小說娓娓道來，絮絮而談，任情率性，繁辭絮語之中，自有真意。全書彌漫著一種惆悵、傷感的情緒，感情的抒發又適可而止，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從某種意義上來看，《白色莊窠》是對中國文學抒情傳統的繼承，是“有情文學”的現代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