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丨《扶貧志》：讀書識字知何益，贏得行蹤似轉蓬

　　《扶貧志》，盧一萍著，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

　　文/董夏青青

　　2020庚子年，驚心動魄的抗“疫”之年讓2021年的除夕之夜顯得格外祥和與安寧。疫霾尚未散去，往年春運的火熱景象也被人們響應原地過年的號召沖淡。在剛過的新年假期，和很多戰友一樣，我沒有返回湖南和家人團聚，而是留在單位，將往年用來走訪親友的時間拿來讀書。這幾天里，我陸續讀完了盧一萍創作的，反映湖南湘西精準扶貧面貌的長篇報告文學《扶貧志》。讀罷全書，我的內心被書中壯闊的時代風貌與個人切入時代的豪情所震撼，一時間，心情全為書中形形色色的人物牽引，隨他們的悲喜而動。

　　《扶貧志》全書近四十萬字，分五個篇章，采用作者記述和人物自述交相推進的復調結構方式，通過20余位親歷者的故事徐徐鋪開，映現了新時代中國鄉村田野的億萬人的命運征程的輝光。以歷歷在目的拼搏圖景，注解了“江河匯聚成川，無名山丘崛起為峰”的壯美。

　　2013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來到十八洞村，第一次提出了“精準扶貧”重要論述。隨后，戰貧一線的帶頭人和廣大群眾戮力同心，“用自己的力量與貧窮抗爭：在泥巴路上鋪上柏油、給每家每戶通水通電，開墾荒山種上經濟作物，撫平‘有父母的孤兒’心中的創傷，讓該讀書的孩子走進教室，讓被命運痛擊的人有堅實后盾……這些微小而美好的改變每天都在發生。”

　　誠如《扶貧志》在第一篇題記中寫到的：

　　“人類與貧困的斗爭從未停止。”2000年，時任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的李昌平博士，上書國務院總理朱镕基呼吁“三農”問題，一時間“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讓廣大國人恍然驚醒，中國各級政府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財力，進行戰貧持久戰。如果說，在過去的三十年中，“中國崛起”是最重要的國際事件之一，那么在近十年間，“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無疑是與所有人休戚相關的重大歷史事件。一個人生命的戲劇性，往往由時代所賦予?！斗鲐氈尽分?，這樣一批被時代與人民選中，擔負起偉大而艱辛的歷史使命的人，他們的出身、教育背景、成長經歷都不盡相同，卻都釋放著獨一無二的人格與靈魂的熱力——

　　其中，有作為“精準扶貧”這一重要論述首倡地花垣縣的縣委書記、有扶貧扶白了頭發，登上國慶閱兵扶貧攻堅方陣彩車的“一張嘴干部”；也有湘西萬千勞動人民中的一個，拿拾荒、賣家當的錢拍攝《千里尋母記》的農婦、有誓把“鬼地方”變成“好地方”的外來媳婦……

　　同為女性，我對書中很多女性人物有著更為強烈的共情。

　　書中寫到的最感動我的是，拍攝電視劇《千里尋母記》的田金珍。當年，田金珍所在村莊從事耕種的青壯年幾乎絕跡，老人除了勞作，還要照看子女外出打工之后隨手甩給他們的孩子。她在外出拾荒時，眼見留守兒童越來越多，成群結隊，小狗一樣四下亂竄，有的人甚至亂食野果，中毒了也得不到及時救治，常為此心痛不已。2004年3月，去趕場的田金珍偶然看見一群人圍在一起，發現原來是有人將一些湘西人唱苗歌的畫面錄了下來，刻錄成光盤，放在鄉場上兜售。田金珍就萌生了拍攝留守兒童真實生活的想法，希望以此引起孩子的父母和社會大眾的憐憫心，關心關愛留守兒童。當時她也不懂怎么去拍電視劇，她的想法是，自己看見的留守兒童是什么樣子就拍成什么樣子。最后不但把自己撿破爛攢下的一點積蓄搭進去，還瞞著丈夫賣掉了家里一頭豬才籌得了拍攝經費。之后，田金珍從用自己拾荒掙的一點錢資助留守兒童，到帶領村民脫貧致富，不但開辦“留守兒童自強班”，還推行了苗繡、養蠶、種水稻，終于實現了夜郎坪村的振興。

　　這些善良質樸、敢拼敢沖的人的故事有多么驚心動魄，他們的話語就有多么樸素——

　　我是一個踩地雷的人，前面有不好走的路，我幫你們蹚，有刺條我幫你們砍，有難我先當，如果有福了我讓你們享。我能做的事情，你們肯定也能做，我們要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雙手改變一切。

　　你堅持了那么多年，是怎么熬過來的？她說她沒有堅持，也不懂堅持，她只有一顆永遠不會變的心。別人又問：那顆心是什么？她說：母愛的心。什么東西都可以改變，但一顆母愛的愛心是永遠不會改變的。

　　除了田金珍這樣有大愛的女人，還有1990年生于洛塔鄉陳莊村的土家族女吳添春。她8歲時患上類風濕性關節炎，因為誤診，服用過量激素藥，18歲時雙側股骨頭壞死，關節變形，幾乎喪失行走能力，出門都要靠父母背著，后來帶領村里人創業。因為生病，吳添春在治病的過程中通過網絡結識了一些大山外面的朋友，當她發現一些朋友對神秘的湘西很感興趣，加之受到網購風潮興起的啟發和帶動，她做起了電商平臺，還注冊了“湘春丫頭”的商標。有些貧困家庭，光在她這里，一年就能賣上萬元的東西。

　　還有把生意做到了意大利、法國、泰國等地的譚艷林，8歲起就扛著竹筐趕場賣菜的她，放棄了通過個人奮斗得來的大城市更好的生活，回到龍山縣開設工廠，整個湘西州就有1478名留守婦女和910戶貧困戶在給譚艷林做事。

　　當然，這本書中熠熠生輝的女性形象遠不止這幾位，還有那些支持親人奮斗在扶貧一線的家屬們。像龍秀林103歲的外婆，當見著派駐十八洞村幾個月后，頭發都白了的孫兒，不禁心疼說：“你這是拔窮根呢，千百年來沒人能做到的事，哪有那么容易的？”

　　聽罷，龍秀林眼淚差點涌了出來，“外婆，就是難啊，沒想到會這么難！”

　　事實上，只有讀到當84歲的老人要求成為產業帶頭人，當扶貧隊員風雪夜歸收到掛在門上的棉鞋，當湘投集團的四個研究生在鄉親們面前熱淚盈眶，當陸軍中校穿著軍裝去“化緣”，將粽葉變成金葉，當國家知識產權局的文學青年攜全家從北京來到桑植，當石家莊的退伍老兵選擇將自己埋在戰斗過的扶貧一線，百姓萬人相送，才能理解300萬扶貧精銳“借勢東風擂戰鼓，脫貧攻堅固”的豪情，才能理解第一書記、扶貧隊員為何被譽為精準扶貧的攻堅者。

　　在財經紀錄片《激蕩三十年》的最后一集中，羅振宇說了他經歷的這樣一個故事：

　　2008 年北京奧運會的前后，他遇到了一位印度記者。這位記者對羅永浩說，自己來中國幾天了，有一個現象怎么都不能理解：中國的土地面積雖說是比印度大，但中國是一個多山的國家，可居住面積只有三分之一。能住人的地方，印度要比中國大。人口呢？中國人口13億，印度10億，這筆賬算下來，按理說中國人口密度應該比印度大得多才是，但是在中國這幾天，看到的情況恰恰相反。在印度，無論城市還是鄉村，磕頭碰腦，滿眼看去到處都是人。在中國，大城市確實也很擁擠，但到了一些中小城市，一到上班時間，街道馬上空曠了，若是開車到城市邊緣的郊區去看，滿眼的田野，什么人都沒有。中國的人呢？不是號稱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為什么和印度比起來，有這樣一個奇怪的反差？

　　及至奧運會閉幕，這位記者再次找到羅永浩，告訴他之前那個問題，他已有了答案。記者說，我跟中國人打交道，發現這個國家的每一個人，無論他知識水平、社會地位的高低，每一個人都知道每一刻該去哪、該做什么，這個國家的人口，無論在城市在鄉村，它是被一種強大的愿力，一種愿望、一種力量、一種向往給整合起來的一個社會，所有的組織力量，在催動每一個中國人的生命向一個美好的未來去奔走。這種強大的整合力，無處不在、無時不在。

　　正是這種強大的愿力，激發著每一層級的組織、每一位個體的巨大潛能。在《扶貧志》中，有太多大情懷，也有不勝枚舉的大智慧：時常在工作中累得暈倒過去的全國勞模譚澤勇，為了規劃建設“七村聯創扶貧產業園”，把原本“離心離德”的人擰成一股繩，他帶著幾個村的書記、村主任到他精心挑選的全國勞動模范所做的產業所在地“游山玩水”，讓規劃在最短時間內落了地；湘投集團的陳鵬為實現“扶貧先扶志”，摸索出了“五樹五建”的工作方法；龍秀林結合平民教育家晏陽初的思想理念，探索、開發了“村民思想道德教育信息化管理系統”；父子隔山同扶貧的麻興剛，在茶葉和農村旅游的基礎上發展茶旅一體化；為了讓牛角山變金山，兄妹二人齊上陣的龍獻文與龍獻英，在謀劃生態養殖產業的同時，成為搞湘西苗寨鄉村旅游的第一人。還有石澤林的陶瓷“七彩王國”、王少甫的“莓茶王國”、張順心的“竹山模式”……如何讓一個個“空中樓閣”落地生根，成為鄉民們的生存依托與理想寄托，他們的故事無不體現著中國人民深厚的民族智慧。

　　在一篇題為《中國智慧》的文章中，筆者總結了中華傳統的五個特點，每個特點都包括了兩個方面——

　　在“尚賢的民本主義”中，包括了“尚賢”和“尊民”；在“重情的團體主義”中包括了“重情”與“為公”；在“務實的理想主義”中，包括了務實和理想；在“辯證的理性主義”中，包括了“辯證方法”和“理性精神”兩個方面?？梢哉f，《扶貧志》中很多精彩篇章正來自于展示，參與扶貧的個體是如何將“理想”通過“務實”的路徑實現的。而當每個行動，當“一定手段追求一定目的的過程”歷經千辛萬苦而終獲成功，讀者內心也產生了不亞于任何一位書中人物內心的喜悅。

　　讀懂鄉土中國，或者說，嘗試走近廣袤田野大地，這份得自書中的心有戚戚焉便是一個起點。如有后來者，也希望對這片熱土有所奉獻，凝聚眾人才智與豐富經驗的《扶貧志》也必定是一本絕佳教材。

　　在后記中，盧一萍談到，為了寫作這本書，他在40多天的采訪時間里，完全“馬不停蹄，夜以繼日”，先后深入30多個村寨，尋訪70多人，行程1.53萬公里。最后，從5700分鐘采訪錄音、240萬字的采訪筆記和錄音整理的素材中形成創作思路，講述了一個個蕩氣回腸、精彩卓絕的人生故事。

　　為什么一位創作者會對這樣一個題材抱定如此深厚的感情，甘愿付出巨大的熱情和心力去完成？后記開頭的一段話很好地做了說明：

　　這么多年之后，我發現自己魂牽夢繞的還是故鄉——一片偏遠的鄉土。因為貧窮，那是包括我在內的所有人一心要逃離、擺脫的地方。因為當兵，我得以離開那里，終于不用在那塊貧瘠的土地上刨食，重復我祖輩一生面朝泥土的生活。但我是會做每樣農活的，知道每一粒糧食來之不易，熟悉每塊田地里泥土的厚薄和顏色——并非都是黃土，還有暗紅、赭色。我清楚地記得每次耕種時的辛勞，以及撒下種子后的憂慮——一切都得仰仗老天爺給的風、給的雨、給的光，風大了，莊稼倒伏，果實落地；雨多了澇，雨少了旱；陽光不足，收成不好，陽光太烈，赤地千里；以及蟲災、假種子，甚至施肥過多，都可能影響收成，所以，做一個農民，一年四季，日日憂慮，步步驚心，心如湯煮。

　　所以，作為一個農家子弟，離開農村，跳出農門，既是父母的期望，也是我從小就有的夢想。1990年3月，我參軍入伍，服役三年余，考入軍校，終于不用再懷抱黃土，背負烈日。此后從少尉排長而至軍旅作家，或大漠軍營或雪域邊關，或京城求學或滬上讀書，或新疆或四川，或拿槍或捉筆，在外顛簸半生，把自己打量一番，發現依然是個農民——從內心里，也更認同自己的這個身份。主要是發現，四面八方走遍，都是他鄉，天南海北滋味嘗遍，還是老家滋味最好。故鄉只有一個，歸處只有一個。所以回到蜀地，總想往老家跑，城里長大的妻子很是不解，城里多么舒適，為啥總想回那個地方？我有些自豪地說，那是我的故鄉嘛。

　　看完這段話，我禁不住在心里打趣盧一萍，套用最近挺時髦的一句話，叫“出走半生，歸來仍是少年，啊不對，仍是老農。”若不是曾有過共同的命運，又如何能用農民耕種一般的堅韌和執著，書寫出這樣知冷知熱的體己文字？沒有比人高的山，沒有比腳長的路。心到了、腳走到了，從字里行間結出的稻谷才香、袒露的每一張面龐才真切的可愛與可敬。也許，對于每一個想踐行“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知識分子來說，“行萬里路”都是不二法門與宿命所向，用一位湖南老鄉曾國藩的詩文來講，便是“讀書識字知何益，贏得行蹤似轉蓬”。

　　讀完《扶貧志》，很想謝謝書中出現的每一位人物，感謝他們也扶了我精神層面的“貧”與“乏”，教我做人更勇于吃苦，擅在苦中求樂、求索，無論身處何種境遇，都不可忘記“吃得苦、耐得煩、霸得蠻”的湖湘精神。他們的無私也再次提醒我們，無論人類的未來通向何處，孟子所倡的“饑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的人人都能過好日子的社會，都值得此刻的我們全力以赴為之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