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籌好培育新動能和更新舊動能的關系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必須統籌好培育新動能和更新舊動能的關系，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這一重要論斷深刻揭示了新舊動能轉換的辯證統一關系，是馬克思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規律的現實映射，也是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必然要求。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我國經濟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關鍵階段，肩負著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與搶占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制高點的雙重任務。下一步，我們要繼續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系統謀劃、精準施策，推動新舊動能平穩接續轉換，加快培育未來產業新優勢，為高質量發展注入持久活力。

　　新動能與舊動能轉換的理論邏輯

　　新舊動能轉換是指通過培育和改造兩種方式，推動經濟發展從傳統依賴資源、勞動力等要素驅動向依靠科技創新、制度創新、模式創新等創新驅動轉變。新動能作為經濟發展的活力源泉，主要包括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術為代表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而舊動能主要涵蓋制造業、農業等傳統領域，蘊含著龐大的存量資源和深厚的市場基礎。二者之間并非簡單的替代關系，而是呈現出“破立并舉、協同共生”的辯證統一特征。一方面，新動能的培育離不開傳統產業提供的應用場景與市場支撐；另一方面，舊動能的更新也需要新技術與新模式為其注入新的活力。正如馬克思所說：“人們不能自由選擇自己的生產力——這是他們的全部歷史的基礎。”生產力的躍升，必須建立在既有物質條件的基礎之上。

　　從動態演進的角度看，新舊動能轉換涵蓋三個維度。一是動力機制轉換，從依賴資源投入轉向依賴知識、技術、數據等新型生產要素。二是產業結構升級，構建以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為核心的現代產業體系。三是制度體系重構，破除阻礙要素自由流動的體制機制障礙。新動能與舊動能既具有對立性，又具有統一性，還具有轉化性。對立性即新動能以技術顛覆性為特征，舊動能依賴既有路徑，二者在資源分配、市場空間上存在競爭；統一性即新動能需依托傳統產業的應用場景，舊動能依賴新技術實現升級；轉化性即舊動能通過技術改造可轉化為新動能。這一辯證關系要求避免“非此即彼”的思維，既要防止“守舊僵化”，也要避免“冒進脫實”，需以系統思維把握動能轉換的節奏與力度。

　　從方法論的角度來看，新舊動能轉換要把握好三組辯證關系。一是“破”與“立”的辯證關系。在推動新舊動能轉換過程中，既要果斷破除落后產能對資源要素的鎖定效應，避免低效產業對經濟活力的持續拖累；又要積極建立制度創新體系，為新動能的成長開辟廣闊空間。二是“量”與“質”的轉化規律。既要注重保持合理的經濟增速，確保宏觀經濟運行的穩定性，又要著力推動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使其成為經濟增長的核心驅動力。三是“內”與“外”的聯動機制。立足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充分挖掘內需潛力，培育內生動力；同時還要主動融入全球化進程，在開放競爭中不斷提升我國在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中的地位，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的協同發展。

　　新舊動能轉換的結構性矛盾辨析

　　當前，我國在推進新質生產力發展、實現新舊動能轉換方面成效顯著。2024年我國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三新”經濟增加值占GDP比重進一步提高，超過18%。此外，全國已建成近萬家數字化車間和智能工廠，數字經濟成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推動力。然而，要素配置、產業結構差異、區域差異、能源約束等問題仍需進一步解決。

　　技術替代的斷層效應與要素錯配陷阱。新動能以新技術、新業態為核心，但在研發與應用過程中，面臨著技術供給與產業需求脫節現象，部分戰略性新興產業存在“實驗室技術”與“產業化落地”的鴻溝。同時，企業創新能力面臨結構性失衡難題，大型企業研發投入占比超70%，而占市場主體90%以上的中小企業受制于資金短缺、人才匱乏，難以通過創新實現新舊動能轉換。此外，勞動力、資本、技術等要素在傳統產業與新興產業間的流動存在制度性障礙，使得新動能培育面臨要素錯配陷阱。

　　產業結構與轉型升級的差異。三次產業比例失調問題依然存在。2024年第三產業占比雖有較大幅度提升，但仍低于發達國家70%的平均水平。傳統制造業占比過高，而戰略性新興產業占比有待進一步提升，新舊動能規模差距顯著。同時，產業內部出現“高端短缺”與“低端過剩”并存現象，新興產業的發展速度和規模難以彌補傳統產業下滑帶來的動能缺口，導致新動能成長速度較慢，無法有效替代舊動能，這種現象在制造業為主的實體經濟部門尤為明顯。

　　區域差異和能源約束。東部沿海地區已進入工業化后期，而中西部地區仍處于工業化中期或向中期過渡階段，這種產業結構上的差異使得動能轉換的速度和效果存在顯著差異，新舊動能轉換呈現“東強西弱、南強北弱”的分化格局。同時，舊動能依賴高碳路徑，綠色轉型成本較高，部分企業因環保技術改造投入過大陷入經營困境。只有打破“舊動能依賴癥”與“新動能脆弱性”的循環，才能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

　　推動新舊動能平穩接續轉換的實踐路徑與制度創新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發展新質生產力不是忽視、放棄傳統產業，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種模式。”推動新舊動能轉換的本質，是通過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體制機制系統性變革，形成新舊動能平穩接續的“雙輪驅動”，最終構建起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新興產業蓬勃生長、未來產業前瞻布局的現代化產業體系。

　　創新驅動，打造技術—產業協同躍遷體系。強化核心技術攻關與全鏈條創新協同，以原創性、顛覆性技術突破為核心，推動基礎研究、技術研發、產業轉化全鏈條貫通。同時，構建“技術+場景”雙向賦能機制，依托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加速技術迭代與產業升級的深度融合。比如，探索建設國家級產業創新聯合體，聚焦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戰略領域，組建產學研用協同創新機制。此外，在重點產業集群布局中試服務平臺，縮短科技成果產業化周期。持續推廣“工業云”平臺應用，在裝備制造、新材料等傳統行業建設垂直領域工業互聯網平臺，實現設計、生產、銷售全流程數字化協同。

　　要素重構，完善市場化配置機制。推動要素流動由行政主導轉向市場主導，健全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數據等要素市場化定價與交易機制。強化數據要素價值釋放，構建數據確權、流通、交易、安全治理體系，激活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要素的潛能。實踐中，試點“要素配置負面清單”制度，除涉及國家安全領域外，探索放開要素跨區域、跨行業流動限制。建設區域性數據交易中心，依托長三角、粵港澳等區域，探索數據跨境流通規則，推動數據與產業需求精準對接。同時，實施“人才飛地”計劃，支持中西部省份在東部設立研發中心，以“工作地在東部、成果轉化在西部”模式破解人才短缺難題。

　　空間優化，構建區域產業梯度協同發展格局。首先，差異化布局區域功能。東部聚焦新興產業“卡位”、中部強化傳統產業升級、西部承接梯度轉移，并以中心城市為增長極，以交通干線為軸線，以產業集群為節點，形成多層次產業生態。其次，打造跨區域產業協作示范區。參考京津冀“整車疏解+本地升級”模式，如福田汽車向河北轉移制造環節，北京保留研發中心，推動產業鏈跨區域重組。再次，建立“飛地經濟”利益共享機制。完善稅收分成、GDP核算等政策，鼓勵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共建產業園。另外，實施“鏈長制+分層制”雙軌管理。省級層面牽頭重點產業鏈，市級層面負責產業集群，確保政策、資源與空間布局精準匹配。

　　制度保障，深化體制機制改革。深化市場機制改革，大力推進“三提一優”（提升供給質量、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提振市場信心，優化制度環境），減少行政干預，強化市場監管與公共服務職能，持續構建“有效市場+有為政府”協同機制。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推進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改革，賦予科研人員更多的成果轉化收益權。同時，完善綠色金融體系，對傳統產業綠色化改造提供貼息貸款，對新興產業發行專項債券，設立國家級綠色轉型基金。還要探索建立“容錯糾偏”動態調整機制，對新舊動能轉換中的政策試點允許試錯，定期評估并優化政策工具。

　　新舊動能的轉換，本質上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實踐呈現。以系統思維把握“破與立”“量與質”“內與外”的辯證關系，既要看到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逐步提升的轉型成效，也要警惕全要素生產率對增長貢獻率不足的質量短板，依托科技革命重塑“競爭優勢”，通過制度創新釋放“改革紅利”，在動態平衡中實現發展動能的歷史性跨越。（作者：徐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