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旅行團之父”汪達之與“紅領巾”在一起。（新安旅行團歷史紀念館供圖）

　　陶行知為新安小學題詞“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 （新安旅行團歷史紀念館供圖）

　　“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出自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筆下。鮮為人知的是，這句流傳了近一個世紀的名言，是陶行知寫給江蘇淮安新安小學的。

　　近日，著名作家李春雷創作的長篇紀實文學《新安旅行團》出版，該書講述了抗日戰爭期間，新安小學的學生跋涉5萬余里，足跡遍及大半個中國，宣傳黨的抗日主張的故事。

　　“新安旅行團”的創始人，正是新安小學校長汪達之。

　　“新安這部書是用我的生命來寫的”

　　汪達之出生在安徽黟縣一個貧困的農民家庭，他出生前，父親就已去世，一家人的生計全靠母親一人維持。經歷了年少的貧困、求學的艱辛，目睹國家的貧弱、人民的苦難，汪達之深感舊社會的不公和當時教育的弊病，青年時便立志“一心要為窮人服務”。

　　汪達之早年曾閱讀陶行知論著，讀到師生應“共學、共事、共修養、共生活、共甘苦”的主張，十分贊同，對陶行知提出的“征集一百萬位同志，創辦一百萬所學校，改造一百萬個鄉村”的宏愿更是向往。1928年秋，汪達之進入陶行知創辦的曉莊師范，如愿成為該校第四期學生。1930年2月，受陶行知委托，汪達之來到新安小學任校長。

　　新安小學設在淮安城郊一所破舊的古廟里，校舍十分簡陋，任教的老師沒有薪酬，靠學校的一點租金和曉莊師范提供的教育補助維持，生活非常艱苦，早晚只能喝玉米粥，中午才能吃到幾塊玉米餅就咸菜，還常常斷炊。

　　1930年4月，曉莊師范因從事抗日宣傳活動遭到國民黨政府查封，陶行知也被通緝，新安小學的經濟來源徹底中斷。不久，其他三位老師因各種原因離去，只剩下汪達之一人苦力支撐。

　　汪達之把學生分成大、中、小班，教學方法采用陶行知倡導的“小先生制”，讓會的教不會的，高年級的教低年級的，努力克服師資的不足。為解決學校經濟困難的問題，汪達之和學生們一起開荒種菜、下河挖藕、砌墻修房，還成立了粉筆廠生產銷售粉筆。學生不僅學到了知識、受到了鍛煉，還緩解了學校經濟上的困難。新安小學這塊實踐“生活教育”的陣地被保住并發展下來。

　　在此期間，汪達之的兩個哥哥和一個姐姐相繼離世，年邁的母親獨自在老家過著貧困孤獨的生活。面對種種艱難困苦，汪達之依然毫不動搖、堅持辦學，他在給母親的信中寫道：“母親，我每想到，不能常在您的面前，又不能多寄一點錢給您用，心里立刻不安起來。但是，立即又讓我轉過一個念頭來，光是不安是不中用的，還是打起精神做事要緊。我發誓，要將這些可憐窮苦無依靠的孩子們扶植起來，讓他們得到自己的幸福，還要叫他們能認清是誰把罪惡的窮苦給他們承受。”

　　汪達之把新安小學當做自己的終身事業，他說：“這是我自己尋找的光明，絕不輕易拋棄。新安（小學）這部書是用我的生命來寫的，我以生命摻和在里面。”陶行知感念于汪達之和新安小學師生艱苦奮斗的獻身精神，1930年4月30日，為新安小學題寫“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

　　汪達之用他的一生踐行了這句話。

　　組建抗戰烽火中的“游學天團”

　　九一八事變后，日寇的魔爪從東北伸向華北。為響應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日的號召，1935年10月10日，汪達之毅然將新安小學14名學生組成新安旅行團，帶領學生走上抗日救亡的民族戰場。

　　為了培養學生自我管理、自我成長的能力，汪達之推卻了團長職務，自認“顧問團員”。經其建議，推選徐志貫、嵇鈺、朱金山3人為團務干事會成員，徐志貫為總干事，其余成員分別擔任賬務、管理行李、電影技術管理等工作。出發前，每位團員還領到了“任務卡”，有的負責營業，有的負責管理藥品，有的負責交際兼編輯……這些孩子，最大的不到20歲，最小的12歲。

　　在汪達之帶領下，新安旅行團走遍了全國22個省市區，行程5萬余里。他們深入城市、農村，組織“小先生”普及教育團，把文化知識帶進農家，放映抗日影片，激起廣大民眾的抗日斗志，受到群眾的熱烈歡迎，成為民族解放的“小號手”。

　　1941年初，新安旅行團根據黨的指示，分期分批轉移至蘇北抗日民主根據地，直屬中共中央華中局和新四軍政治部領導，同年9月劃歸中共鹽阜區黨委直接領導。1942年，汪達之遞交了入黨申請。

　　其實，汪達之和中國共產黨的接觸是非常早的，他的曉莊同學中就有許多共產黨員，其中很多人在白色恐怖中，已經犧牲在雨花臺下；也有不少人和他共事多年，往來十分密切。新安旅行團出發后，各地八路軍辦事處的主要負責同志，許多都親自關懷和具體指導過新安旅行團的工作。

　　當時，新安旅行團在國民黨統治區開展抗日活動，公開場合都以無黨無派、民間的教育團體面貌出現。汪達之也一直用黨外人士的身份開展工作。鹽阜區黨委慎重考慮后認為，汪達之留在黨外工作更有利、更方便。直到1943年，新安學校在漣東縣長浦河村復校后，汪達之又一次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1944年1月經鹽阜區黨委批準，他才得償所愿。

　　1945年5月17日，新安旅行團在鹽阜區行政公署大禮堂組織召開了第一次少年兒童代表大會，并成立鹽阜地區少年兒童團總部。這時的新安旅行團已成長為一支很有影響的青少年工作勁旅，當年鹽阜地區軍民口口流傳著一句口號：“七旅、八旅、新安旅”。

　　同年，汪達之和新安旅行團團員回到闊別十年的故鄉淮安，參加了解放淮安、淮陰的戰斗。汪達之帶領新安旅行團團員投身到解放戰爭，直至全國解放。

　　越是困難的地方越要去

　　南京解放后，汪達之立即提出恢復曉莊師范學校的意見，希望培養具備各種教學能力的新型教師，以加強教育建設。市政府對汪達之提出的建議十分重視，專程到曉莊師范原址進行了實地考察。

　　1949年7月，汪達之來到曉莊師范主持復校工作并擔任校長。當時的中國百廢待興，汪達之不畏艱難、迎難而上，首先組建了“南京市曉莊學校籌備處”，又廣泛向社會各界求援，募集到桌椅、教學儀器、捐贈圖書等物資。1951年2月，曉莊師范學校順利進行了首屆招生。

　　1961年底，海南廣東民族學院急需一位干部，當時那里條件艱苦，氣候炎熱，許多人都不愿意去。汪達之想到“共產黨員越是困難的地方越要去”，便主動請求前往。這時他已年近花甲，還像年輕時一樣，信心滿滿地來到五指山。

　　上世紀60年代的海南，各方面都比較落后，海南廣東民族學院地處五指山少數民族居住區，衣食住行都比較困難，用水要專人到遠處去挑，從廣州運來的物資不少散亂地堆在露天地里。部分教職員工來到海南后，不適應艱苦環境，情緒多有波動，有些人來后又借故走掉，加上新來教職工和本地員工語言不通，工作開展較為困難。

　　汪達之來到學院后，第一時間開展實地調研，從隊伍建設、思想政治建設、基層黨組織建設、學院十年發展規劃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舉措。他到任后不久就提出，不學普通話不方便溝通和教學，當地人民群眾的文化水平也難以提高，因此要把推廣普通話作為教學中的一項緊迫任務。為培養普通話的師資，汪達之倡議學院成立了“普通話研究班”，他親自擔任班主任，兩年里培訓出100多名老師、干部。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普通話推廣取得了顯著成效，為當地文化普及作出了積極貢獻。

　　1980年3月27日，汪達之在北京逝世。他的遺物只有一塊用了40多年的手表、幾件換洗衣服和一些書籍、筆記。汪達之生前所穿的衣服沒有一件是新的，所穿的中山裝、大衣等衣物補丁綴補丁，使用了幾十年的鋼筆早已磨禿，筆帽上的掛鉤也不知去向。他一生未留下任何積蓄，唯一的財產只是幾本密密麻麻記滿交納黨費的明細證明。遵照汪達之生前遺愿，他的部分骨灰安葬在淮安河下鎮蓮花街旁的蕭湖之畔——新安小學原址。

　　汪達之的一生是無私奉獻、艱苦奮斗和充滿博愛的一生，他將自己的青春熱血和家國情懷，全部融進了他摯愛的教育事業。從新安小學起步，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傳承著新安旅行團“聽黨話、跟黨走”的光榮傳統，實現著汪達之等老一輩人民教育家的教育強國理想。（王輝 莊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