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伏羲文化在中華文明統一性中的價值體現

　　霍志軍

　　伏羲神話傳說，散見于《周易》《尸子》等諸先秦典籍之中。秦漢以降，不少經學、史學、哲學大師對之進行了研究和加工，從而將神話傳說人物伏羲納入我國的古史體系中，位列“三皇”之首。唐代司馬貞撰《補史記·三皇本紀》，進一步確立了伏羲氏在中國古史中“人文始祖”的首席地位。千百年來，伏羲文化承載著中華文明統一性的豐富內涵，是孕育民族精神、塑造國民性格、強化民族認同的基本因素，具有獨特的魅力和價值。

　　一、龍圖騰是中華民族的區別性特征。相傳伏羲、女媧都是人首蛇身。對伏羲這種半人半獸的形象，學術界公認實際是伏羲氏族以龍（大蛇）為圖騰，并將其首領神化的反映。“龍”這種自然界未存在的動物成為圖騰，經過了復雜的演變過程。它是以大蛇為圖騰的伏羲部族在崛起強大的進程中，不斷統一、融合其他部族，也將這些部族形形色色的圖騰部分地吸收到自己的圖騰之中而形成的。透過伏羲人首蛇身面紗遮蓋下的龍圖騰，我們看到的是活生生的原始時代中華先民們走向統一、肇始文明的輝煌畫卷。

　　中華先民從洪荒開始邁入文明門檻的時候，就已同“龍”結下了不解之緣。在中華文明的發展中，龍文化深入并積淀于中華傳統文化的諸多層面而彌久不衰。古代宮殿、廟宇和重要建筑，其雕刻、繪畫、裝飾等大多以龍為裝飾圖案；在遼闊的神州大地，龍山、龍崗、龍淵、龍城、龍泉等以龍命名的山川城池不計其數；在民間社會與龍有關的項目如龍舟、龍燈、龍笛、龍香、龍尾硯、《龍吟曲》等不勝枚舉。從物質世界到精神空間，從廟堂文化到民間習俗，龍文化可謂無所不在。在中華民族心靈深處和意識領域，“龍”至今牢固地產生著影響，“龍的傳人”仍是所有華夏兒女的精神源泉。

　　二、伏羲文化是中華民族之“根文化”。伏羲氏畫八卦，體現了中華先民對自然界最基本的兩種現象：陰、陽對立統一、相互轉化規律的樸素辨證認識。經歷代豐富發展，逐漸形成富有華夏民族特色的完整、嚴密的邏輯科學體系，深刻地影響了中華民族的思維方式和文化進程。相傳文王演八卦為六十四卦，并作卦辭、爻辭；孔子作十篇傳文詮解經文，闡發《周易》的人文哲理，如鳥之輔翼，故稱《十翼》。《周易》之“傳”未必僅是文王、孔子單獨所作，而是先秦時期眾多先哲的偉大創造，凝結了“世歷三古”的深厚智慧。漢武帝廢黜百家、獨尊儒術，“易”身價倍增。魏晉以降，人們把“彖”“象”四篇注釋性文字附在《周易》正文中間，把其余六篇附在正文后面，《周易》遂被稱為《易經》。“易”與“禮”“春秋”“詩”“書”并稱“五經”，成為代代研習的儒家經典之一。

　　道教亦源于伏羲的八卦思想。老子對伏羲八卦有獨到見解：“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概括了八卦“天人合一”的“和”文化思想。東漢以后興起的道教便以太極圖為標志，以老子的《道德經》為教義，把八卦衣作為他們的禮服，把伏羲氏作為道教的神仙信仰。追本溯源，儒道文化之淵源，均可歸結于伏羲氏的發明創造，伏羲文化實乃中華民族之“根文化”。

　　三、伏羲文化的“大一統”思想，是我們實現祖國統一的重要理論支柱。相傳，伏羲氏生于成紀。后來他帶領部落沿黃河東下，逐水草而牧，到達黃淮平原的腹心宛丘，以宛丘為都定居下來，率先民脫離蒙昧，結束了華夏先民的游牧狀態。伏羲氏致力于社會的發展，融合各個部落，奠定了中華民族大一統的基礎。伏羲文化中的“大一統”思想，自古以來對中國多民族國家的統一有直接影響。孟子在回答梁惠王問“天下惡乎定”時曰：“定于一。”西漢大儒董仲舒云：“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中國歷史上，每一個王朝都以擁有“天下”為其最終目標，倡導國家、民族的統一。伏羲氏的“大一統”理念，深刻地影響了中華文化的歷史走向。在中國歷史上，無論怎樣艱難和曲折，中華民族都竭力謀求國家的統一。正是這種文化認同力量，多次將歷史上分裂的國家重新聚合在一起，邁向安定昌盛。

　　四、伏羲文化是團結全球華人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的文化紐帶。伏羲氏作為人文初祖，把先民從蒙昧帶入文明，是整個中華民族的人文初祖。對伏羲的崇敬和禮贊是中華民族凝聚力和感召力的不竭源泉，也是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生動體現。伏羲神話傳說一經產生，在漫長的歷史時期，對國民心理的成長、民族認同的提升乃至國家的統一與強盛，都具有維護、促進與鞏固的功能。因此，伏羲文化是聯系、團結全球華夏兒女的文化紐帶和精神基因。

　　神話傳說，往往是一個民族文化命運的種種積淀，代表著一個民族精神追求的方向。破譯了神話傳說符號，亦即解讀了民族精神的深層內涵。發掘伏羲文化的內涵，深入研究伏羲統一文化，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力量，是我們義不容辭的光榮使命。

　　作者為天水師范學院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