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強國新征程·關注文物保護與修復人才】

　　在崖壁上開鑿石窟，坐禪修行。從此，莫高窟誕生了。這一年，是公元366年。

　　“來莫高窟如同一場夢，這一夢，就成了一生。”

　　“到莫高窟只看了一眼，這一眼，就延續千年。”

　　這，是今天的敦煌研究院文物保護團隊的寫照。

　　“80年前，以常書鴻先生為代表的一批文物工作者看到敦煌藝術的珍貴價值，堅守西北大漠，開創了敦煌莫高窟保護、研究、弘揚的事業。”敦煌研究院院長蘇伯民介紹，如今，敦煌研究院文物保護團隊已發展到200余人，他們正為建設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的典范而持續奮斗。2024年1月，敦煌研究院文物保護團隊榮獲“國家卓越工程師團隊”稱號。

　　1 他們說，在莫高窟找到了立業的舞臺

　　敦煌文物保護，最主要的對象是壁畫。這些壁畫，在歷經千年風霜后，面臨起甲、酥堿、空鼓、煙熏、變色等多種病害。

　　在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所的實驗室內，90后女孩兒陳雨鑫正手握接種環，在固體培養基中挑取微生物菌落。

　　“取樣以后是做什么研究？”記者問。

　　“分離純化后我會對它進行菌種鑒定，我的研究方向是微生物對壁畫鉛丹顏料變色的影響，這需要大量的實驗做支撐。”陳雨鑫解釋。

　　消毒、取樣、比對、記錄，陳雨鑫熟練地操作實驗環節，每個步驟緊密銜接。如今的她，對文物微生物的研究有了自己的心得。2023年3月，敦煌研究院博士后工作站順利通過她的博士后開題報告。

　　“大家都知道莫高窟里的壁畫有變黑的地方，過去的研究說是受光照、濕度、酸堿性等因素的影響，但我們發現，其實微生物對它們也有一定的影響。但具體是怎樣造成影響的？影響到什么程度？我們還在探索中。”陳雨鑫說著下一步的研究內容。

　　在敦煌石窟監測中心，記者見到80后青年鞏一璞。他參與設計開發的石窟監測預警系統，讓莫高窟保護管理工作有了科學數據的支撐。

　　“2012年加入團隊后，我對計算機和文物保護之間的關系，還沒有特別清晰的認識。但時間長了，我意識到文物保護需要多學科力量的參與。比如我現在參與建設的監測預警平臺，首先通過傳感器技術對文物面臨的風險進行及時監測，其次通過監測數據的分析研究，對風險事件進行識別預警，最后為文物的預防性保護提供決策支持，實現數據驅動下的文物科學保護和管理。”鞏一璞對記者說。

　　從事壁畫和土遺址保護研究的90后青年李天曉，是團隊里的青年骨干。自2022年來到敦煌研究院后，他針對壁畫和土遺址保護的實際需求，每天都在鉆研各類保護技術和保護材料。

　　“會覺得累嗎？”記者問。

　　“老一輩莫高窟人克服了無房、無電、經費拮據、人手短缺等各種困難，無怨無悔地為文物保護事業奮斗。作為新一代莫高窟人，我也希望在這里安身立業，為文物保護貢獻青春力量。”李天曉說。如今的他，正致力于新型文物抗菌材料和生物加固材料的研發和評估。

　　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所副所長武發思介紹，如今，無論是研究歷史文獻的、石窟考古的，還是研究古建筑的、音樂的，年輕人都能在這里找到展示能力、實現價值的舞臺，“年輕人都說，老一輩莫高窟人沒有什么豪言壯語，但卻將一切獻給了敦煌。他們也要懷揣著對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的無限熱忱，向榜樣看齊，與時間‘賽跑’，延續文化瑰寶的千年神韻風采。近年來，團隊不斷有新鮮血液加入，推動敦煌研究院的文物保護力量不斷科學化、專業化、系統化，也讓我們更有信心去實現‘建設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的典范’這個目標。”

　　2 他們說，敦煌是此生安心處

　　走進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所的生物實驗室，80后青年賀東鵬正在調節微生物培養箱的溫度與濕度。

　　“我記得2010年剛來的時候，這個實驗室只有一個烘箱和一個培養箱，經過十幾年的發展，現在實驗室的桌子上已經滿滿當當了。”賀東鵬向記者介紹，自己剛加入團隊時不知道該做什么，該往哪個方向努力。

　　“那是怎么找到了現在這條科研道路？”記者問。

　　“院所領導鼓勵我大膽探索，勇敢向前，在實踐中尋找興趣點和發展方向，這給了我很大信心。”賀東鵬說。

　　后來在石窟寺生物病害調查時，賀東鵬及團隊成員聚焦壁畫微生物病害開展了探索性研究：先在實驗室里篩選對清除微生物有效的生物殺滅劑和方法，再通過模擬試塊實驗確定這些方法不會對文物造成顏色或結構上的影響。經過不斷的迭代和優化，最終形成了一套安全、科學、有效的文物綜合除菌技術，并在一些遺址的保護過程中成功應用。

　　“我還需要繼續探索，將文物微生物病害防治技術精細化，并向預防性保護方向努力，爭取做到防患于未然。”賀東鵬充滿信心。

　　回首往昔，老一輩莫高窟人的生活可謂“簡單”：現場考察、研究技術、修復壁畫，日復一日。但他們總說，莫高窟的壁畫穿越了歷史的美，那種滄桑中的清雅和燦爛，以一種奇妙的方式感染著每一個人，來到這里，能幫助那些在時光中逐漸變得模糊的壁畫，恢復往昔的光彩，自己的心便安定了。

　　武發思說，“我還記得自己剛工作那會兒，老院長樊錦詩先生就說，‘你們來光守在這兒不行，要靜下心來做點事兒。’這么多年來，我始終是這么要求自己的。如今，我也常對年輕人講，一定要將身心扎根西北大漠，做出一番事業。為此，敦煌研究院鼓勵青年人才立足敦煌，面向全國，放眼世界，為莫高窟的保護、研究和弘揚貢獻一份自己的力量。”

　　如今，團隊在壁畫彩塑保護及數字化方面先后形成國家和行業技術標準10余項、專利50余件，搶救了150余處文化遺產，為古代壁畫和彩塑保護提供了“中國方案”。

　　“團隊的年輕人都說，老一輩莫高窟人以青春和生命詮釋了‘堅守大漠、勇于擔當、甘于奉獻、開拓進取’的莫高精神，他們也要努力投身于莫高窟的保護事業，為這樣一個絕無僅有的、豐厚博大的藝術和文化遺產寶藏服務。”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所所長于宗仁說。

　　3 他們說，守護文化遺產新人當自強

　　“現在你看到的草方格沙障大概有114萬平方米，植物林帶5條總共約60萬平方米，礫石壓沙區119萬平方米。”在莫高窟崖頂的鳴沙山上，敦煌研究院敦煌石窟監測中心治沙站站長張國彬向記者介紹。

　　“不是保護文物嗎？怎么還要治沙？”記者搞不懂了。

　　“風沙流問題是莫高窟文物保護中長期存在的環境問題之一。”張國彬解釋，“歷史上，莫高窟南區一層洞窟很大一部分被流沙掩埋。第129窟到第109窟的流沙，已經直接堆到石窟門口；第108窟到第100窟的流沙甚至已經封堵了窟門。如果不及時清理，將會對洞窟內珍貴文物的安全構成潛在威脅。”

　　實際上，風沙災害防治是敦煌研究院成立以來就一直沒有中斷過的工作之一。這些年，莫高窟窟頂已經逐漸形成一個以固為主，固、阻、輸、導相結合，由工程、生物和化學措施組成的多層次、多功能的風沙危害綜合防護體系，能使進入窟區的積沙量減少85%以上，有效地減輕了風沙塵對石窟圍巖及壁畫彩塑的損害程度。

　　“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老一輩莫高窟人幾乎每天都要治沙。他們曾在石窟的懸崖邊上修建沙墻，還通過鋪壓碎石子等方法進行小規模防沙試驗，甚至還要駕著牛車運沙……”張國彬說。

　　“現在的治沙工作依舊很辛苦吧？”記者問。

　　“早穿棉襖午穿紗，圍著火爐吃西瓜，是我們的常態。但我們跟老先生們比起來，那是掉進福窩里哩！哪里算得上辛苦！”張國彬笑著說。

　　盛夏七月，上午十點，烈日當頭。記者走進莫高窟第55窟內，幾位壁畫保護修復技師正在作業。他們穿著長袖外套，腿上穿著厚厚的褲子。沒待幾分鐘，記者便打了幾個寒戰。

　　“我們有厚衣服，要不您穿著點？”壁畫保護修復技師柴宗香關心地問記者。

　　“沒想到這里這么冷！”記者哆嗦著接過衣服。

　　“洞窟里冬暖夏涼呢，夏天長時間待在洞窟里，我們還得綁著厚厚的皮護膝呢。”柴宗香笑了笑。

　　說話間，柴宗香用羊毛刷輕輕地把壁畫表面的浮土拭掉，右手拿起裝有修復液的注射器，小心翼翼地按壓氣囊，白色的修復液順著針頭尖滴落在壁畫的裂縫中。接著，她熟練地放下注射器，右手拿起自制的木制修復刀，左手墊著小塊白紙，在裂縫上輕輕按壓。

　　“好專業！注射的是什么？”記者問。

　　“是壁畫修復材料。”柴宗香解釋，“過去，壁畫修復使用什么材料，國外一直對我們嚴格保密。為了打破技術封鎖，老一輩文物工作者向化學材料專家反復請教，遍尋數十種修復材料。他們從吹掉壁畫上的沙子和灰塵開始，一厘米一厘米地吹，一厘米一厘米地注射、粘貼。經過多次試驗，最終找到了適合起甲壁畫修復用的材料，效果好到連外國同行都拍案叫絕。”

　　壁畫修復是一項極其精細的工作，需要智慧和耐力。柴宗香做壁畫保護修復技師14年了，她常在一個洞窟里戴著護膝，穿著棉衣，從早干到晚。

　　“我是真喜歡這些壁畫啊！能投身自己熱愛的行業，是一種幸福！”柴宗香笑著說。

　　像柴宗香一樣的人還有很多。如今在團隊，80后已經普遍擔任起部門領導的重要角色，而90后和00后更是成為創新研究的骨干力量。

　　2020年以來，團隊在文物保護重大裝備制造、重大發明創造等領域取得一系列成果：研發了我國首座考古發掘現場移動實驗室，有效破解了考古發掘現場出土文物快速劣化、消失等世界難題；建成了文化遺產領域唯一的全氣候大型物理仿真模擬平臺——多場耦合環境模擬實驗室，破解了巖土質文物長時序劣化過程再現難題和尺寸效應瓶頸；打造了全球首個基于風險理論的絲路遺產監測預警體系，成功實現絲路沿線多處文化遺產的可視化監測。

　　有人引領，有人接班。有人老去，有人年輕。

　　“當前，敦煌研究院經過幾代人的不懈奮斗，造就了一支老中青結合，團結協作、充滿活力的高水平專業人才隊伍。未來，新時代的莫高窟人仍將堅持以習近平文化思想為指引，認真踐行‘莫高精神’，不斷推動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事業向前發展，守護好千年文脈的根與魂。”蘇伯民說。

　　（記者 劉宇航 王冰雅 尚杰 任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