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視界】

　　《何以中國》中的甘肅元素

　　大型紀錄片《何以中國》以嚴謹的考古視角，在歷史的縱深與貫穿中，在對一座座文化遺址的考證和對一件件歷史文物的探源中，以物證史，以景現史。

　　在這部尋脈中華的歷史紀錄片中，甘肅作為華夏文明的重要發祥地，延綿不息的黃河、寬廣遼闊的黃土高原以及千里河西走廊，在中國歷史發展的進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在甘肅這片土地之上誕生和孕育的文化與傳統也構成了這部紀錄片書寫的重要脈絡。

　　彩陶圖繪文化共源

　　作為歷史的見證，圖像構成了史前文明的重要承載方式。在文字尚未被發明的歷史階段，這些繪制于各類器物之上的幾何圖形、人物和動植物圖像，不僅見證了先民們非凡的藝術創造力，也成為了解人類史前文化、生活方式、經濟水平和社會結構的重要依據。《何以中國》作為追溯中華文明如何形成的歷史紀錄片，自然將這些圖像作為文明開端敘述的重要依據。

　　甘肅彩陶自大地灣起，歷經仰韶文化、馬家窯文化，直至辛店、沙井文化的尾聲，在五千多年的發展和演變中，形成了完整且清晰的文化發展脈絡。這份世界范圍內獨一無二的完整彩陶發展史，成了早期中國文化研究的絕好材料。紀錄片在對這段歷史書寫中，并沒有采用宏大的敘事邏輯，也沒有選擇資料堆積和人物采訪等常用紀錄手段，而是以陶繪圖案的變遷為切口，以花卉紋圖案的同一性為關注焦點，以小見大，以此來形成敘事的重心。

　　對于歷時近兩千年的仰韶文化而言，在其發展的早期，彩陶流行區域從南到北，覆蓋范圍極為廣泛。此時的大地灣彩陶上的繪制圖案和其他黃河、長江流域的彩陶圖案并無相同之處，紋理樣式也各不相同。但當仰韶文化進入廟底溝時期后，這時的大地灣彩陶圖案便開始同中原地區的彩陶圖案形成了高度的相似性。最為典型的，便是花卉紋、回旋勾連紋、豆莢紋等在中原地區彩陶中常見的圖案開始在大地灣彩陶中頻繁出現。從完全不同，到逐漸趨同，圖案的變遷見證了文化的交融，也充分證實這一階段的仰韶文化已經開始以黃河中上游為起點，傳播并影響到了西北地區。正是在中原文化的影響下，稍晚的馬家窯彩陶開始蓬勃發展并成為隨后中國彩陶文化的中心。

　　從獨自發展，到相對統一。在紀錄片的詳細考證中，經由陶繪圖案的變遷，便可管窺史前多元文化逐漸趨同并最終融合的歷史過程。在文化交流的背景下，人群的聚集和區隔，不再只限于血緣這唯一的因素，開始逐漸形成以文化和生活方式作為族群差異的標志。同樣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背景，不僅建構起了彼此間的認同，也在文化的共同繁榮中形成了中華民族最早的文化基因。

　　考古學家嚴文明曾就中國的史前文化格局提出過著名的“重瓣花朵”理論。所謂重瓣花朵，是一種形象的比喻。它將史前的中國文化結構看作一朵灼灼盛開的花朵。這朵美麗之花以中原文化為花朵之蕊，以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中的多重文化樣態形成花朵之瓣。花瓣之間，互有重疊，相互聯系。

　　因此在紀錄片的視聽表現形態上，這朵中華文明的“重瓣花朵”，也被用數字特效形象巧妙地繪制，并和中華大地的地圖完美融合。在這朵象征著文明統一的“重瓣花朵”之上，甘肅大地灣所代表的隴原文化也構成了多重花朵中重要一瓣和多瓣花朵文化聯動中的關鍵一環。

　　透過大地灣彩陶樣式的變遷，得以讓我們清晰地看到華夏大地在數千年前所開啟的第一次大范圍文化交流和大規模的文化互動。彩陶圖像也由此成為早期中國先民跨地區的文化交流并對中國文化形成共源的圖像之證。恰如紀錄片中解說詞所言：“在古漢語中，‘花’‘華’同音，‘華’的本意為‘花’，因此，考古學家蘇秉琦將廟底溝彩陶中常見的紋樣譽為‘華山玫瑰’，而把創造廟底溝之花的人群稱為最初的‘華人’。”

　　簡牘書寫秦漢細節

　　在大眾的印象中，歷史的閱讀和觀看不僅有著時間上的距離，還有著身份的差別。那些能夠入選史書列傳的王侯將相、社會精英和英雄人物往往構成了“歷史人物”這四個字所包括的全部意義。即使偶爾在史書的縫隙中，為那些普通人留下一些位置，但他們往往只是在匆匆出場之后，便被一筆帶過。

　　相對于宏大的歷史敘事，微觀視角更關注“歷史中的普通人”，從普通人的視角來入手，不僅可以看到歷史的另一面，更可以從細節中對彼時的歷史現實擁有更為清晰的理解。《何以中國》采用了大量的微觀視角，并以文物的考古成果為支撐，讓觀眾重新認識了那些湮沒在歷史中的普通人。而在對這些微觀歷史的觀看中，來自甘肅簡牘中的文字記錄，也成了紀錄片敘述的關注對象。

　　張騫鑿空西域、衛青直搗龍城、霍去病征戰漠北，這些英雄人物的壯舉構成了大眾認知中 “大寫的歷史”。但在這些大寫歷史的背后，那些征戰沙場、為國戍邊的普通士兵，在歷史的記載中幾乎沒有留下什么痕跡。但因為甘肅居延漢簡的考古，讓觀眾看到了漢代一位名叫作轉的普通士兵的家書。透過這封書寫于簡牘之上的家書，兩千年前一位普通人對家中老人的關心、對自己摯友的關懷躍然于竹簡之上。雖然其只有寥寥數語，但這份穿越千年的親情，至今讀來依然動人。

　　在《何以中國》的影像中，通過甘肅懸泉置遺址的漢簡，觀眾還可以看到一位叫做嗇夫弘的“普通郵局公務員”的日常生活。作為漢代絲綢之路上規格最高的驛站，位于敦煌的懸泉置在其運行的數百年間，負責來往官員和使者的接待以及公文、郵書的傳遞。而作為驛站負責人的嗇夫弘，則是在這里工作時間較久的。在簡牘中，我們有幸作為一名旁觀者，看到一位普通郵驛官員所親歷的歷史片段。我們可以看到經過這座驛站的，有一個個來自他國的使者，一位位軍功顯赫的將軍，既有位高權重的丞相，也有遠嫁他鄉的公主，但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是一個個過客和客死異鄉的戍卒。透過這些竹簡，也讓后世看到了這些普通人，共同成就偉大歷史。

　　通過細末的考古材料來敘述歷史，通過紀錄影像的鏡頭來觀看宏觀歷史中的微觀人生。簡牘作為敘述秦漢中國歷史細節的重要舉證，也讓那些在歷史中消失的普通人得以重新發現，也被重新認識。

　　除此之外，在這些簡牘所記載的細節中，更能發現兩千多年前，中國作為一個教育意義上的共同體。無論是平民學子還是高門大戶，無論是中原關中，還是邊陲關隘，所有人都用同樣的《倉頡篇》來識文學字，所有人也都通過相同的教育內容來認同這個國家。簡牘是歷史的書寫，更是歷史的痕跡。

　　何以中國？如此中國。無論是通過彩陶圖像看到的早期文明，還是透過簡牘書寫所認識到的歷史細節。作為華夏文明的重要發祥地，作為人文始祖伏羲的誕生之地，從大地灣起，擁有悠久歷史的甘肅文化和物質遺產都是中國歷史話語中不可或缺的構成部分，經由甘肅，也必然看到“何以中國”敘述中的隴原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