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如何映照城鄉變遷？

　　12月14日，同濟大學中文系、城市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舉辦了“1980年代的文學-社會：鄉村與城市之間”研討會，會議匯聚了來自文學、社會學、歷史學等不同領域的學者。與會學者們認為，1980年代文學不僅是改革開放初期社會巨變的見證，更蘊含著對當下仍有啟示的思想資源。

　　打破二元對立的思維定式

　　“近年來，我們在思想層面并沒有基于城市社會形態的經驗來發展思想，而是依然從農業社會發展出來的思考出發。”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何浩在發言中指出，如何將20世紀諸多實踐經驗進一步轉化，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基于這種思考，何浩從檔案研究中發現，1980年代初城鄉關系并非簡單的二元對立，而是充滿張力的復雜網絡。

　　然而在1980年代的文學書寫中，卻常常將城鄉差異固化為對立，導致農村書寫“由實向虛”。“鄉村和城市是互相借力、互相生產的關系，不能孤立討論。”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倪偉提醒：對于1980年代的中國農村小說需要重新展開譜系學分析，在此基礎上重構文學史圖景。

　　這一觀點得到社會學研究者、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魏程琳的實證支持。通過700多天的田野調查，她對1980年代以來的中國鄉土社會轉型有了深刻地體認：傳統鄉村社會正經歷“原子化社會和陌生人社會的形成”，農村已經從“以生產為主的空間”成為“以生活為主的空間”。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石岸書從文學制度角度切入，分析了文學在1950-80年代如何成為城鄉流動的中介。他指出，當代文學的特殊建制使其在一定歷史時期內承擔了輔助社會流動的功能，許多基層文學青年將寫作視為改變命運的途徑。

　　海南大學人文傳播學院教授李音則從作家王堯的《民謠》中發現了一種新的可能性。這部小說采用口述史般的混雜文體，打破了知識分子與鄉村之間的隔膜，讓不同人群的生命經驗得以真誠對話。

　　從檔案到田野，從小說到現實，學者們共同挑戰著非城即鄉的簡單二元論。

　　改革洪流中的個人命運

　　宏觀視角之外，學者們的目光也投向了改革洪流中的個體命運。上海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朱羽通過《魯班的子孫》揭示了一個深刻矛盾：老木匠與小木匠的父子沖突，不僅是代際差異，更是“改革內部不同邏輯的碰撞”。這部曾被批評為“逆潮流”的作品，實際反映了改革初期的內在張力。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博士研究生劉凱麗關注的是韓少功《月蘭》中的農村婦女命運。她發現，月蘭的悲劇不僅是個體苦難，更是特定歷史條件下“農民主體無法真正參與合格革命”的結構性問題。

　　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鳳媛對汪曾祺《異秉》的重新解讀令人耳目一新。她認為，汪曾祺筆下的小城鎮市井生活，不僅是懷舊抒情，更是對1980年代經濟改革的敏銳回應。小生產者通過勤勞致富的故事，預示了即將到來的改革浪潮。

　　華東政法大學韜奮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李海霞對《黑娃照相》分析指出，黑娃拍攝彩色照片的沖動，象征著農民從被動消費者變為“主動占有市場的主體”。這個看似簡單的行為，背后是全球化貿易網絡已悄然深入中國農村的現實。

　　從父子沖突到婦女命運，從市井生活到農民消費，這些微觀個案共同勾勒出大時代轉型的生動面貌。

　　文學與當代的對話

　　從“城-鄉”出發，是對1980年代文學-社會研究的視野更新，更是為了與當下中國的對話。正如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符鵬指出，1980年代城鄉流動不僅僅是物理空間的變化，更是“城鄉意識的轉換”。這種意識轉變比物理變遷更深刻地影響著人們對自我的認知。

　　華東師范大學國際漢語文化學院副教授羅萌通過分析1980年代城市電影，揭示了有趣的矛盾：電影表面上展現城市生活，骨子里卻是“非都市的視角”。這種矛盾恰恰反映了當時人們對城市化進程的復雜心態。

　　同濟大學張屏瑾教授對王安憶《流逝》的解讀，將討論推向新境。她發現，小說中少奶奶歐陽端麗在“文革”后反而感到失落，這種“眩暈感”揭示了勞動價值被消費社會快速替代的困惑。這一發現讓1980年代文學與當代消費社會產生了直接對話。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碩士研究生陳海洋的發言，則體現了年輕學人的新鮮視角。他從浩然《蒼生》中的村干部形象入手，發現改革不僅是政策轉變，更是日常倫理的重構。這種從基層視角理解歷史的方法，為研究提供了新可能。

　　從意識到視角，從價值到方法，1980年代文學與當代中國的對話遠超表面相似性，觸及社會轉型的深層邏輯。

　　圓桌討論上，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陳昶和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助理教授砂丁提出，與以往研究不同，當下對1980年代文學的重新關注不再簡單將那個時代問題化，而是試圖在作品縫隙中尋找歷史的多重可能性，喚醒那些“沉睡”的思考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