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許軍（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在《金瓶梅詞話》《醒世姻緣傳》《續金瓶梅》《林蘭香》《紅樓夢》《歧路燈》《綠野仙蹤》《兒女英雄傳》等產生于山東、北京、河南、河北等地并以北方為主要地理背景的明清長篇白話小說中，京杭大運河是南北地域文化交融的重要渠道，在這個綿長廣闊的舞臺上，南北人物、財富、風尚等元素在對比、互通、匯合中豐富了小說的素材和情節，形成了有意味的文化現象和文學現象。

　　北方小說中的江南和南方元素

　　在各種小說中，江南和南方人物遍及北方社會的各個層面，且有明顯共性。一般來說，他們有較高的文化和職業素養，身份以官員、士人、商人、幕客、匠人、伶人等為主，符合宋代以后中國文化重心南移的情況。《金瓶梅詞話》中的讀書人不多，但以江南和南方人為主，如蔡狀元、安進士等；西門慶家中，溫秀才和書童是極少的兩個讀書識字人，均來自江南。《綠野仙蹤》主人公冷于冰的啟蒙教師、垂青冷于冰的知縣、北直隸廣平府知府都是江南人，斯文而精干。《紅樓夢》本是江南人物在京城上演的一部大戲，“詩禮簪纓”的主要家族和人物都來自金陵、蘇州、湖州等地。《歧路燈》除了把譚家的根源設定在江南丹徒以外，江南或南方的官員、戲人、商人、工匠之類也不少見。《兒女英雄傳》中談爾音是紹興士子出身，出場不多但很重要。

　　明清時代的江南是中國經濟要地，在各種小說中，與江南的商貿是北方家族財富的主要來源之一。《金瓶梅詞話》中西門慶財富的很大一部分源自與江南各地的貿易，尤其是絲綢、食鹽貿易。《醒世姻緣傳》開篇即交代山東人晁思孝僥幸得到了江南大縣華亭知縣的官職，來自江南的宦囊使晁家暴富，全書故事由此展開。《紅樓夢》幾大家族的財富均主要來自江南。《歧路燈》故事發生在河南開封，但商人王春宇“單一在蘇杭買貨”，“門面興旺”。明清時代江南刻書業發達，《醒世姻緣傳》《歧路燈》中人物均認為，到江南販書是治生發家的重要路徑。

　　江南戲曲對北方的影響相當深入。《金瓶梅詞話》中，南曲意味著高雅，“海鹽子弟”搬演南方傳奇用來招待貴客。《醒世姻緣傳》涉及的多數戲曲都是南戲和傳奇。《紅樓夢》中大部分曲目為傳奇，尤其是昆曲，賈府還專門下姑蘇采辦戲班。《歧路燈》雖反對奢侈辦戲，但畢竟激賞江南戲曲特別是昆曲。江南的風俗、物產都為北方人追慕，《金瓶梅詞話》中的服飾樣式以及鰣魚、金華酒等都是例證，來旺從杭州回到山東對南方游戲給予贊賞。《醒世姻緣傳》中，禮尚往來以江南出產最有品位。《歧路燈》對江南物產高度認可，“伙計們下南京、走蘇杭的，說著也好聽”，同時又強調江南家風之嚴。

　　以運河為紐帶的南北文化對比和交融

　　明清時期京杭大運河的政治和經濟意義自不待言，正如清人谷應泰《河漕轉運》所說，運河之功如“秦皇驅石”“大禹鑿山”。在明清北方白話小說中，京杭大運河作為南北交通的主干道，見證了南北人與物的密切交流。南方人物途經運河魚貫北上，臨清、張家灣等碼頭應接不暇；北方人物也沿著運河一路南下，以北人視角透視南方風土人情。貨物方面，無論是《金瓶梅詞話》中的西門慶，還是《歧路燈》中的王春宇，從江南的販賣都是途經運河往來穿梭。

　　通過運河的南北交流甚至成為小說的底層邏輯。《金瓶梅詞話》中，勾結官府是西門慶發跡變泰的根本原因，而他能夠夤緣權貴，都因蔡狀元等人必經運河。《醒世姻緣傳》的主體結構是兩世姻緣、因果報應，而故事的緣起則是主人公晁源經過運河從江南回到山東之后的急速蛻變。《紅樓夢》始于江南人物經過運河群集進京，“江南—運河—北京—江南”的地點轉換構成全書的潛在構架。《歧路燈》中，譚家本是河南人，但小說在開篇就把譚家的歷史沿著運河溯源到了江南，譚家衰而復興，實為江南同族的扶持。《綠野仙蹤》中，冷于冰從北方沿著運河向南方游歷并在杭州遇仙成道是故事的重要轉折點。《兒女英雄傳》故事地點大多沿著運河，安學海冤案得以昭雪，是因為門生經運河路過淮安，賠償款也來自杭州，而這正是全書的關捩。

　　南北貫通、人煙輻輳、文化多彩的運河是小說情節推演的動力。《金瓶梅詞話》中苗青殺主、苗員外送歌童、陳經濟與孟玉樓的嚴州故事，必然發生在運河之上。《醒世姻緣傳》中，狄希陳妻妾斗爭的高潮環節發生在沿運河南下的船上，運河為一系列激烈沖突提供了最佳背景；麻從吾故事、寶光和尚故事也都發生在運河上。《續金瓶梅》在《金瓶梅詞話》的基礎之上把故事發生地點總體南移，吳月娘流落淮安等相關情節都是發生在運河上，生動再現了清初的社會劇變。《林蘭香》中的主要人物都是北京人，但小說還是安排了采蕭等一批人順運河南下到了南京，拓展了地域視野。

　　因運河而凸顯的南北文化差異也為各種小說所捕捉，但小說本意仍在南北融合。《金瓶梅詞話》在敘述經運河從山東到揚州的情節地理轉變時說：“南人乘舟，北人乘馬，蓋可信也。”《綠野仙蹤》對南北文化差異更為關注，強調“北方與南方不同”，疑似作者自己所作的批語中，多次提到南北差異，諸如“像南方人口吻”“與北方大不相同”之類。但在運河的聯結下，各種小說表現了南北文化的互認和交融，于是乎，《綠野仙蹤》有“我們南方人再不敢藐視北方人矣”之嘆。南北科舉差異是明清重要現象，《醒世姻緣傳》發表長篇大論，認為北邊的學生是天資穎異的，但因為北邊先生不如南邊先生負責，所以北邊的學生不夠出色，但最后強調：“卻說甚么南北異宜？”南北文化通過運河辯證統一。

　　北方白話小說中運河與南北書寫的文化意義

　　從文化上看，明清北方白話小說對運河和南北文化交融的關注是中華文化統一性、包容性、多樣性的絕佳注解。自古以來，各種地域文化在差異中交往、在對比中交流、在沖突中交融是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取向，尤其是南北文化的交匯與融合貫穿了中國文化史的全過程。明清時代，南北文化交融在京杭大運河上最為醒目。究其原因，此時江南、南方的經濟和文化地位進一步提升，黃宗羲說“今天下之財賦出于江南”，南方對北方的輻射、帶動作用更加明顯。與此同時，北京作為政治中心，與江南的聯系更加緊密。經過不斷治理，京杭大運河已是中國南北的主要通道，自然成為南北文化交融的最好平臺。江南人物、物產、財富、習俗沿運河北上，與北方的互動廣泛而深入。明清白話小說作為明清時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學形式，以敏銳的觸角對以運河為主動脈的南北文化交流給予觀照，而以《金瓶梅詞話》為代表的北方白話小說作為明清小說的重要組成部分，以犀利的洞察力對運河上的南北交流、融合給予勾畫，鮮明呈現了中華文化整體的厚度和廣度，也體現了運河文化的豐厚內涵和層次。

　　從小說發展看，對運河和南北文化交融的書寫是明清小說家進一步深入體察、細致反映現實的結果，是小說藝術水平提高的標志。長篇小說上溯于史部而發端于講史平話，宗旨是“昭往昔之盛衰，鑒君臣之善惡，載政事之得失，觀人才之吉兇，知邦家之休戚”（蔣大器《三國志通俗演義序》），聚焦興衰治亂，心系天下全局，統攬東西南北、五湖四海。在《金瓶梅詞話》之前，小說中的中國文化有整體而無局部，有一致而無多樣，加之世代累積型的創作方式，地域文化體現并不明顯，《三國》《水滸》等小說鮮有南北文化之分。《金瓶梅詞話》之后，文人獨立創作長篇小說，個體色彩日益突出。北方小說作者如曹雪芹、丁耀亢、李綠園、李百川等人因求學、為官、謀生而途徑運河壯游南北，耳濡目染，對南北地域文化有獨特的感受和認知，順理成章地把對南北地域文化的對比沖突、交流融合的細膩體驗反映到小說中。這使長篇小說有了更立體的人物形象，更激烈的矛盾沖突，更曲折的情節結構，更深邃的意蘊，更多樣化的風格，是小說自身和中國文化的雙重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