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衛延安》手稿中尋找文學的“戰壕”

　　杜鵬程自存《保衛延安》初版本，布滿批注修改手跡，中國現代文學館杜鵬程藏書文庫藏。作者供圖

　　在中國現代文學館藏品庫房中，6000余頁、重達10余斤的《保衛延安》手稿，靜默如磐，與10余本作者簽贈、批注、修訂的圖書版本并置，莊重典雅。這部由作家杜鵬程歷時4年九易其稿的文學巨制，其手稿厚度超過兩尺，泛黃的紙張上交錯著紅、藍、灰、黑四色筆跡，猶如硝煙散盡的戰場遺存。

　　從1949年喀什軍營煤油燈下的廢紙疾書，到195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淺綠色初版本，這部作品的生成史本身就是一部精神史詩。其手稿的物質形態與版本譜系，既承載著戰爭記憶，又鐫刻著時代精神，更折射出現實主義文學在制度規訓與創作探索間的復雜張力。

　　手稿生成：戰爭記憶的文學轉化

　　1947年延安保衛戰中，杜鵬程以戰地記者身份寫就的200萬字戰爭日記，構成了手稿的原始基因。這些記錄在草紙、報紙背面的文字，既包含青化砭伏擊戰中的戰術細節，也留存著炊事員老孫頭犧牲前的遺言。

　　1950年喀什軍營中，杜鵬程將戰地日記轉化為百萬字報告文學，其寫作場景極具象征性。煤油燈下，廢紙與糊窗麻紙成為書寫載體，蘸水筆尖在粗劣紙面劃出的溝痕，恰似戰壕在歷史記憶中的刻印。這種物質條件的匱乏與精神能量的豐沛形成強烈反差，印證著“文學不是寫出來的，而是改出來的”創作箴言。

　　從報告文學到長篇小說的蛻變，是手稿生成的核心轉折。1951年在北京修改期間，杜鵬程將60萬字初稿刪減至17萬字，又增補至40萬字，最終定稿30余萬字的創作軌跡，體現了現實主義典型化原則的艱難實踐。手稿第一章首段的6種不同寫法，以及鉛筆劃掉整頁的“×”符號，顯示出作家在歷史真實與藝術虛構間的反復權衡。在對沙家店戰役的描寫中，原稿對彭德懷行軍路線的機械復現，經修改轉化為“山雨欲來”的環境烘托，顯示出從戰地記錄向文學敘事的飛躍。

　　手稿的物質形態本身構成創作史的重要注腳。使用維文報紙背面書寫的初稿頁面上，阿拉伯字母與漢字形成時空疊印。1953年北京修改階段，采用的“解放軍文藝叢書”專用稿紙，顯示出創作被納入國家文藝生產體系。不同版本紙張厚度、纖維質地的差異，連同鋼筆上被磨出的指繭印痕，共同構成創作過程的物質性檔案。這種書寫痕跡與身體記憶的交融，使手稿超越文本載體，成為作家“用生命搏斗”的精神化石。

　　修改軌跡：現實主義的藝術實踐

　　修改細節展現人物塑造的典型化進程。周大勇形象的手稿演變最具代表性。報告文學初稿中的原型人物——戰斗英雄王老虎，在小說創作中被分解為周大勇、王老虎兩個藝術典型。在手稿第三稿中，周大勇得知延安失守后的流淚場景，經四色筆跡5次修改，最終定格為“鐵骨錚錚的硬漢子滾熱的眼淚”。這種從生理反應到精神升華的改寫，凸顯典型人物“共性與個性統一”的創作原則。

　　彭德懷形象的手稿修訂更顯謹慎，原稿中“彭總揮鞭策馬”的細節，經審核后改為“徒步視察陣地”，展現出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辯證統一。

　　情節構建展現了戰爭美學的層級建構。手稿中對青化砭戰役的描寫，呈現出從戰術復現到美學升華的蛻變。初稿中按時間順序羅列的戰斗進程，在定稿中被重構為“伏擊-反撲-殲滅”的三幕劇結構，并通過“山鷹盤旋”等意象烘托戰場氛圍。“此處需插入老炊事員送饅頭的細節”的批注字跡，后來成為經典場景的“戰地溫情”，實為第五稿修訂時的人性化補筆。這種剛柔相濟的美學追求，使戰爭敘事突破二元對立模式，抵達“人民戰爭”的本質真實。

　　手稿的語言修改呈現出鮮明的史詩化傾向。比如在動詞選擇上，“跑”改為“席卷”，“打”變為“痛擊”，使文字獲得金石般的力度。最具特色的是四色筆跡的分工，黑色書寫敘事主干，紅色標記情感高潮，藍色添加心理描寫，灰色進行政治把關，這種多聲部修訂策略，成就了小說“蒼勁如碑刻，磅礴如江流”的語言風格。

　　版本譜系：時代精神的物質鏡像

　　195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初版本具有鮮明的時代印記。淺綠色封面上的“解放軍文藝叢書”標識，內附陜甘寧邊區簡圖的編排設計，將文本納入國家文藝生產體系。

　　對比手稿與鉛字本可發現，沙家店戰役后“彭總眺望黃河”的段落，定稿時增加了“毛主席轉戰陜北的畫面”，強化了小說“延安精神”的主題表達。版本校勘還揭示了1956年再版本刪除簡圖，修訂本淡化了對彭德懷的描寫，這些變動成為時代風云的另類注腳。

　　手稿的經典化過程伴隨著多媒介轉化。1982年人民美術出版社連環畫版，通過雷德祖的版畫技法，將周大勇形象固化為“濃眉大眼的工農兵英雄”。2009年電視劇改編中增加的愛情支線，雖偏離原著，卻反映出新時期受眾的審美期待。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衍生版本均以1954年初版為底本，關于“王老虎犧牲前讀家信”場景在2019年“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版得以恢復，體現出經典重構的歷史辯證法。

　　20世紀90年代，杜鵬程夫人張文彬捐贈手稿時，特別強調“必須用軍用帆布包裹”。這種交接儀式，將手稿升華為革命精神的傳承。2024年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辦的“‘三紅一創 青山保林’紅色經典展”特展中，觀眾透過玻璃展柜凝視修改痕跡的行為，也讓手稿完成了從文本到文物的認知轉換。

　　對《保衛延安》手稿與版本譜系的研究，早已超越單純的文本分析范疇，成為解碼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多維密鑰。這段軌跡不僅映射著個體記憶向集體敘事的轉化，更鐫刻著現實主義文學在特定歷史語境中的精神淬煉。

　　對手稿本體的物質性研究，正在轉化為新時代文學高質量發展的源頭活水。文學史的重構需要重返那些帶著體溫的書寫現場，在紙張的肌理與墨跡的深淺中，聆聽歷史最深沉的脈動，讓紅色經典在當代煥發新的生機。

　　（作者系中國現代文學館副研究館員）

　　姚明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