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的種子如何生根發芽？

　　胡學文

　　多年寫作，每有閃念，我會馬上記下，身邊有紙筆當然好，沒有便記在手機上，再轉記到紙上。我有一種強烈的感覺，文字到了紙上，就如種子植入大地，不但可以生根，還會按照自己希望的方式生長，且無需擔心被竊。不是什么秘密，習慣而已。之所以說是閃念，因為常常來得極快極突然，有時持續久一些，有時稍縱即逝。清早急步，旅行途中，酒酣之際，半夜夢醒，讀書期間，被某種情緒浸沒時，沒有確定的節點，可遇而不可求。也許這就是所謂的靈感，但我不敢這么定義。奇妙的靈感應屬于博爾赫斯、卡爾維諾這樣的世界級大師。于我，稱為寫作的種子更為恰當。所謂種子，形狀各異，一個詞、一句話、一個故事、一個人物、一段夢境，而記述有繁有簡。并非所有的種子都發芽，有一些在彼時興奮不已，但一年或數年之后，就演變成石子，暗淡無光。另一些，被他者“捷足先登”，發現有作家寫過類似作品，寫作的勁就不足了。勉強寫出，或有抄襲之嫌。從另一個角度說，若別的作家也能想到，那就算不上是奇思妙想。這樣的種子最終會被拋棄。

　　我有一個專用記述閃念或種子的筆記本，密密麻麻，幾近雜亂。里面的多半種子都生根發芽了，有長篇，如《有生》，有中短篇，如《從正午開始的黃昏》《風止步》《龍門》《奔跑的月光》《三月的秋天》等。即便發芽，也不是一蹴而就，種子生長得極為緩慢，特別是長篇。其過程是先由紙入腦，再由腦入心。入腦階段，小說的題目、敘述方式、視角、人物（包括名字、性格、彼此關系）、結尾等大致有譜了，“萬事俱備只欠東風”，這“東風”便是激情和動力，有它們才能由腦入心。也可以說，一旦入心，便有了寫作的沖動。部分情節和細節也是揣于心間的，而相當一部分，特別是細節，則是在寫作過程中臨時產生的。這也是寫作的樂趣之一，常有意外收獲。原本是沖某個方向去的，可中途失控，拐往另一方向，亦奇亦險，卻是驚喜不斷。我的一位作家朋友，寫至得意處，必定要搞二兩小酒，搞個小小的個人狂歡；另一位朋友，半夜打電話給朋友，只因太興奮了，難以自控。如果不從事寫作，是很難理解的。我當然能體會，且常生羨慕。不過我對這喜悅常常是獨享。小說沒收尾，不談論，更不示人。被“窺見”，很可能興奮不再，寫作的動力就沒那么足了。有些長篇，前面很好，后面明顯感覺氣力不足，我想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寫到后來，作者激情喪失，氣泄掉了。有激情，作品未必有光，但若沒激情，肯定寫不好。我說到入心，就是這個緣故。

　　《龍鳳歌》（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與我以往的小說不同，那枚種子沒有經過由紙而腦的環節，而是直落心間。寫作的過程如同懷胎，從這個意義上講，是直接懷上的，而且孕期很久。我清楚地記得那是2011年隆冬，一個冷得不能再冷的日子。我已年過不惑，生活、寫作大抵是坦順的，至于風風雨雨，誰不遭受呢，那是人生的一部分。于作家而言，遍嘗酸甜苦辣，才能寫出生活的滋味。但在那個滴水成冰的日子，我遭受重擊，也可以說，被狠狠捅了一刀，疼痛得難以形容。之前的跌倒、陷入泥沼，不過是皮毛。也是在那一刻，我悄然止步，回望來路，思考命運。

　　作為寫作者，其實每次創作都是思索之旅，筆下的角色不同，命運各異，雖然多為虛構，但就傾注的情感與精力而言，每個角色都和自己有著密切的關系，甚至是“血緣關系”，哪怕不喜歡的人物。他們成為這樣或那樣的人，大致軌跡可尋。尋見，寫出其背后的必然和偶然，小說即成。所謂的“尋”，其實是“思”的過程。我以為自己思考得夠深了，待痛而回首，才意識到之前的思考是站在外部的。內部與外部的感覺完全不同。寫不同的角色，我會把自己變成那個人，但就如演員，演技再好，終究是演。先前的寫作，某種程度上也是演，進得去還要出得來，有一定的時間性。而立于內部，我不需要演，也沒法演。我被迫成為角色，沒有任何選擇的余地，沒有絲毫逃遁的可能。我只能是我，必須面對人生的殘酷、鋒利、無常。

　　彼時，我并不知道一枚種子植于心田，我將寫出一部因情而生的作品。意識到“受孕”是后來了。說實話，這并不是我想要的，更不是我計劃的，如果可以選擇，如果能避開那一刀，我絕對會舍棄這部小說。但我不能選，既然“懷”上，就“生”下來，這是我能做的，也是必須要做的。

　　何時“分娩”？我不知道。就像哪吒的母親殷夫人并不清楚她懷胎三年六個月后才生下哪吒一樣，我亦不能推算。我能做的就是等待。那時，我剛開始《有生》的寫作，以為《有生》殺青，怎么也可以“生”了，事實是并沒有，雖然我該準備的都準備了。就像許多母親那樣，嬰兒衣服都做幾套了。倒是不急，時常感覺到“胎動”，倒也甜蜜。

　　2021年春夏之交，工作調動，我遷至南京生活。已“孕”十年，尚無“生產”跡象，我以為還要許多年。我構思了一部長篇，案頭工作等著我，費時，也需專心。

　　2022年伊始的一天，晨起，因天氣緣故，我未能如往常一樣下樓快走，便坐于桌前，凝望雪雨飄落。天色尚暗，屋內昏昏。我如一個迷途者，難辨方向，只是沒有迷路的慌亂。腦無雜念，心靜如水，那是一種與茫茫大地融為一體、突然接通了什么的感覺。疼痛突至，仿佛即將“分娩”的訊號，我既驚又喜。以為還要數年，沒想到突如其來。那就“生”吧，與此同時，小說的第一句話也浮于腦海。首句關乎敘述方式，也關乎敘述腔調，因而至關重要，完全憑感覺、靠氣息。在此之前我沒想過，可以說，這是另一重驚喜。我說過，這是一部為情而生的小說，我沒想那么多，只想讓它“呱呱墜地”。

　　但鋪開稿紙，我不得不進行思考或者說探尋。沒錯，我是為情而作，不必硬性地、牽強地將某些人盡皆知的“意義”“主題”充塞于字里行間。可我寫的終究是小說，不是生活的展覽，不能任憑故事的洪水洶涌席卷一切。我得讓她和他，讓她們和他們立于波濤之上，我要追尋人物的人生軌跡，破解命運的謎題。我能看清他（她）們，能看到他（她）們站在起點，達至終點的樣子，但其行進的路，于我是模糊、費解的，而追尋和破譯，也是激情的一部分或動力所在。

　　我想到了幾個詞，文化、時代、環境、性格、基因，以及難以用語言定義的神秘和奇詭，它們如何合謀、如何分工、如何協作，讓一個人成為這樣而不是那樣，人物又是如何與它們有意識無意識地較量的？從某個角度講，小說呈現的是破譯、破解過程。上述詞匯，不過是確定大致方向。

　　作品完成，作家應該消隱，尤其于文本的解讀，是不該多言的。關于其他，倒是可以多談。比如寫作準備和寫作習慣。有人夜半，有人晨起，我基本是下午寫作。寫《龍鳳歌》時，有幾個月是凌晨加午后。每日寫作時間久，即便精力跟得上，激情也難以持續，所以寫了一段，就回到之前的習慣。而那一個個從夜色初褪至艷陽高照的日子，獨坐桌前，神游天地，回憶起來倒也甜蜜。

　　一位作家朋友講，有了開頭的一句話，就可以落筆，不考慮其他。技術在身，有信心有雄心，當然沒問題。我難以如此，需要很多準備，尤其是長篇。即使《龍鳳歌》這樣如同血肉的小說也是，甚至還要給人物寫一個簡單的小傳。竊以為，長篇小說在相當程度上是結構的藝術，結構有隱有顯，像略薩的《綠房子》《公羊的節日》偏于顯性，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偏于隱性，命運即結構。兩者沒有高下之分，不過是藝術追求的區別。

　　小說的題目很重要，特別、響亮、有味道，可為小說增色。我不是特別會給小說起名字，相當一部分作品是刊物編輯、主編改換的。如中篇《背叛》《苦水淖》《飛翔的女人》，皆為《人民文學》改定，《跳鯉》《龍門》則是《花城》改的。《有生》初始題目是《生死鏡》，發給《鐘山》時改為《萬物生》，主編賈夢瑋認為不妥，列了《有生》《天地大德》兩個題目讓我選，我選了《有生》。他回說也中意這個，算是不謀而合。回首再看，《有生》確實是最合適的。《龍鳳歌》原來的題目是《龍鳳圖》，賈夢瑋認為圖字缺少動感，遂將“圖”改為“歌”。

　　寫作是冒險的旅程，沉于其中，多覺其喜其樂，完成后卻是不安的。《有生》發于賈夢瑋信箱，我的心基本半懸著，春節期間，收到他的信息，說剛看了幾十頁，但感覺這是一部大著，囑我先不要給他人看。賈夢瑋辦刊多年，個人也寫作，眼光獨具，他如此言，我當然欣喜。《龍鳳歌》也是先發給他的，他沒用“大作”冠之，回言“特別”，這正是我期待的，相信這也是每一個作家的愿望，每部都與上部有所不同。如果要我言說已近花甲之齡的夢想，那就是數年之后，再產一個特別的孩子。

　　（作者系江蘇省作協副主席、魯迅文學獎獲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