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氏家訓》內頁，北齊顏之推撰，明萬歷二十年程榮刊漢魏叢書本。資料圖片

　　《顏氏家訓》，署名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撰。南宋著名學者陳振孫云“古今家訓，以此為祖”。它并不是歷史上最早的家訓，何以稱其為家訓之祖呢？《四庫全書總目》的解釋，只是“卷帙較多耳”。卷帙多，篇幅長就可以稱“祖”嗎？顯然不妥。

　　《顏氏家訓》（以下簡稱《家訓》）之所以“為祖”，不是文字“量”的多寡。誠然沒有一定的“量”不可能支撐起一個龐大的理論系統，但“祖”之所以為“祖”并不取決于它的“量”，而取決于它的“質”，即在中國家訓文化史上第一次揭示出家訓的本質。該書《序致》篇指出：“吾今所以復為此者，非敢軌物范世也，業已整齊門內，提撕子孫。”“整齊門內，提撕子孫”八個字揭示了中國古代家訓的本質屬性、宗旨。“夫同言而信，信其所親，同命而行，服其所尊，禁童子之暴謔，則師友之誡，不如傅婢之指揮；止凡人之斗鬩，則堯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誨諭”。家訓著作的特點猶如“傅婢之指揮”“寡妻之誨諭”，親切、樸實、自然，貼近每一個家庭成員的具體生活。

　　自人類步入文明門檻始，家庭就產生了。有了家庭就有了家訓。不過，最早的家訓是父祖輩在具體生活實踐中隨機點撥的無文字的口頭訓語。《周易·序卦傳》“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禮義有所錯。”天地、萬物、男女、夫婦、父子、君臣、禮義，這是自然、家庭、社會演化過程。家庭倫理即夫婦倫理、父子倫理早于政治的君臣倫理，而君臣倫理是在家庭倫理的基礎之上產生的。堯舜“公天下”時代結束，夏、商、周三代“家天下”局面出現，家訓就由父輩口頭訓誡轉化為世代口耳相傳的政治遺產。所謂“三代而上，教祥于國，三代而下，教詳于家”。《尚書·五子之歌》就是夏啟之子追憶先祖大禹的遺訓，這是有文字記載的家訓濫觴。殷周之際，《易經·家人卦》可以理解為中國最早的“家”文化的專論，經歷殷周鼎革建立起的西周王權，非常重視家訓，《尚書》中《康誥》《酒誥》既是周公的政治訓誡，也可以視為周公對年紀尚幼的弟弟的訓誡。對夏、商、周三代的王室而言，家即天下，天下即家，家訓與政令往往糾纏不清，這說明家訓沒有獨立意義。而春秋以降，家的地位進一步凸顯，家訓獲得更多的獨立性，如孔子詩禮傳家的孔門庭訓、田稷母訓、孟母斷機教子、觸龍說趙太后“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等，家教的經典名言、經典故事出現了。兩漢以下，家作為獨立的政治實體尤其是經濟實體的地位進一步抬升。各種《誡子書》《誡子侄書》《門規》《家戒》等大量涌現，由孔子時代的“人的發現”轉為兩漢時代“家的發現”，由孟子時代“士的自覺”轉為兩漢時代“家意識的自覺”。東漢末年，時局動蕩，兵連禍結，人們特別需要抱團自保，以血緣為紐帶的家族集團就形成了。如何齊家成了世家大族急需解決的重大課題，《家訓》應運、因勢而生了。

　　《家訓》不再是對家庭的具體問題如教子、女戒等單向度的訓示，而是由碎片化知識轉化為將“家”作為倫理、政治、經濟等綜合性實體進行系統的、整全的理論反省，這是《家訓》之所以稱“祖”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家訓》七卷二十篇，全書“述立身治家之法，辯證時俗之謬，以訓諸子孫”（晁公武語）。涉及立身、治家、交友、處世、治學、養生、文字、訓詁、文章、書法、繪畫、歷算、醫藥等，誠如后人所言《家訓》“該括百行，貫穿六藝”（顏嗣慎語）。

　　家訓是普遍性與特殊性、公共性與個體性的統一。只要是家，都有大致相同結構、功能或共同的規定性，這就決定了家訓具有普遍性、公共性的一面，而任何一個家都是由具體的人組成的，都有具體的歷史背景、經濟狀態、政治地位等不同，這說明任何一個家都有其特殊性、個體性。家是普遍性與特殊性、公共性與個體性統一，從而決定了《家訓》所闡述的思想同樣是普遍性與特殊性、公共性與個體性的統一。誠如清代學者王鉞所言：“《家訓》二十篇，篇篇藥石，言言龜鑒。凡為人子弟者，可家置一冊，奉為明訓，不獨顏氏而已。”《家訓》之所以對所有家庭乃至所有人都有效，是因為其揭示了家庭成員之間共處的原則，絕大多數父輩對子孫的共同希望是個個“皆修德于己，居家則為孝子，許國則為忠臣”。家國情懷，孝子忠臣是顏氏的追求，也是兩千多年來中國人的共同追求。

　　“家訓傳來舊姓顏。”（王世貞語）“顏氏”是《家訓》獨特標示。顏氏家族作為一個世代以儒雅傳家的文化家族，有著自己獨特的精神追求，“務先王之道，紹家世之業。”《家訓》是文人家訓、士大夫家訓，既非帝王家訓、貴族家訓，也不是商人家訓，這是《家訓》的特殊性、個體性。顏氏一族自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顏回起，至顏之推已歷三十五世，“儒雅傳家”“世善《周官》《左氏》學”。儒家文化深深植入這個家族的血液里、骨髓中，這是其個體性。《家訓》中有《文章》《書證》《音辭》《雜藝》數篇，似乎與今日意義上的家訓關系不大，而與學術研究關系頗深，甚至可視為比較偏僻生冷的“絕學”，但作為以儒雅傳家的顏氏子孫在動蕩的時代里有責任、有義務將這些學問傳承下去。今天看來，《書證》《音辭》不好讀，但它卻是顏氏教育子女的童子功，也是顏氏學問的基本功：“吾家兒女，雖在孩稚，便督正之。”（《音辭》）由于《家訓》具有普遍與特殊、公共與個體的二重性，今人對這份文化遺產應辯證地看待它，取其可以為訓而訓之，不可以為訓而舍之、揚棄之。對于《家訓》那些只適合于作為文化家庭的特殊內容，我們站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取其人民性精華，去其與今天不相適應的內容。

　　從普遍性、公共性講，古代人的家是家，現代人的家也是家，凡是家都有作為家之所以為家的共同本質、共同結構乃至共同功能。從這個意義上說，《家訓》所揭示的治家乃至處理家庭關系的一般規則具有超越顏氏、超越古今的永恒價值，對于今人立身治家仍然有參考的價值。

　　《家訓》非常重視子女教育，主張孩子良好規范、行為習慣的養成自幼小抓起。當孩子“識人顏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誨”，正是“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文化學習上，主張“人生幼小，精神專利，固須早教，勿失機也”。在學習上，主張勤學、苦學、終身學，學以致用，學以成人，以濟功業。

　　在立身方面，《家訓》確立以誠為核心的立身之道。要求子孫老老實實做人，踏踏實實做事。反復強調“巧偽不如拙誠”。反對任何意義上的弄虛作假，因為“一偽而喪百誠”。反對子孫虛談空論，要求子孫“貴能有益于物”，掌握一技之長，在世界上立身，認為“積財千萬，不如薄技在身”。世上最尊貴技藝，莫如讀書。

　　在治家方面，《家訓》提出“儉而不吝”“施而不侈”的治家原則。《家訓》認為良好家風的形成是“自上行于下，自先施于后”“是以父不慈則子不孝，兄不友則弟不恭，夫不義則婦不順矣”。父母是孩子的榜樣，兄長是弟弟的榜樣，丈夫是妻子的榜樣。在家庭管理上，應當寬猛得當，所謂“治家之寬猛，亦猶國焉”。在經濟上主張“施而不奢，儉而不吝”，即施舍而不奢侈，節儉而不吝嗇。

　　《家訓》有專篇討論養生問題。養生既要養身，又要養心，做到內外兼養。主張珍惜生命，但對“行誠孝而見賊，履行義而得罪”高度肯定，贊揚“喪身以全家，泯軀而濟國”犧牲精神。正是在這種家風的熏陶下，顏思魯、顏師古、顏元孫、顏杲卿、顏真卿等忠臣文士，彪炳史冊。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中國士階層的價值追求和理想實現的方式，齊家是其重要一環。《家訓》是中國家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方面它集先秦兩漢魏晉家文化之大成，將訓誡式、書信式乃至散文體的家訓即“碎片化的家訓”轉化成首尾相接、層次分明、結構謹嚴的系統化家訓；另一方面，它又開系統性家訓即著作體家訓之先河。自《家訓》出，各種著作體或專著體家訓層出不窮。它的許多思想至今仍然閃爍著治家智慧的光芒，對于當代人的家風建設仍然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

　　（作者：顏炳罡，系曲阜師范大學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