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碑志文獻與唐代文學群體研究

　　作者：胡可先（浙江大學文學院教授）

　　石刻文獻是以石頭為物質載體的記錄知識的文獻形式，它的起源很早，《墨子》中就有“書于竹帛、鏤于金石”的說法，說明金石和書籍是并行的。石刻文獻作為文學的承載，主要集中于碑志和摩崖。其中一部分如碑版銘刻和摩崖石刻，流傳久遠；一部分如埋于墓中的墓志，多為后世出土，屬于新出文獻。石刻文獻又以唐代最為集中，即以出土墓志而言，迄今總量不下于一萬七千方，這為唐代文學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打開了新的局面，相關的研究成果也不斷問世。比如一方重要的文學家墓志出土問世，往往會受到學者們的較大關注。而利用石刻文獻研究唐代文學，也有從個案研究向群體研究發(fā)展的趨向。

　　家族文學群體研究。石刻文獻中的墓志銘和神道碑，都是人物傳記性質的文學文獻，這類文獻的生成，也與唐代墓志習俗密切關聯(lián)。聚族而居是中國古代社會的主要特點，聚族而葬更是中古時期家族社會的普遍現(xiàn)象，這在唐代發(fā)展到了頂峰。唐代是士族社會，京兆韋氏、京兆杜氏、弘農楊氏、河東薛氏、河東柳氏、河東裴氏，太原王氏、趙郡李氏、范陽盧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瑯玡王氏、滎陽鄭氏，都是強盛的世家大族，也是傳承有自的文學家族。墓志銘和神道碑都有家世淵源的追溯，這樣將同一家族或同一族系的碑志聚合在一起進行研究，就會呈現(xiàn)出家族意義上的文學傳承。比如我們可以通過杜氏碑志的鉤稽，建立唐代杜氏家族的文學譜系。唐代杜氏家族文學繁盛，最重要者是盛唐杜甫和晚唐杜牧兩支，而這兩支都是晉代名人杜預的后裔。杜甫家族出土杜甫叔父《杜并墓志》以及涉及杜甫家世的墓志近十方，杜牧家族出土杜佑妻《大唐故密國夫人隴西李氏墓志銘并序》，杜牧伯父《杜式方墓志銘》，杜式方妻《李氏墓志銘》，杜牧侄女《杜悰長女墓志銘》，杜佑之婿《張士陵墓志銘》，杜佑之孫《杜陟墓志銘》等，加以杜甫和杜牧所撰家族人物的碑志相印證，杜氏家族的世系網絡就會清晰表現(xiàn)出來，杜甫和杜牧作為家族同源的文學譜系也可以進一步構建。唐代杜氏家族產生的文學家，以杜甫為中心者就有杜甫的祖父杜審言，杜甫的弟弟杜佐，杜甫的侄兒杜濟；以杜牧為中心就有杜牧的祖父杜佑，杜牧的伯父杜式方，杜牧的從兄杜悰，杜牧的弟弟杜顗等。杜甫和杜審言詩歌的一脈傳承，印證了“詩是吾家事”；盛唐的老杜和晚唐的小杜構成了杜氏家族文學中心的遙相呼應。

　　宮廷文學群體研究。唐代宮廷是具有濃厚文學意味的政治空間，唐代文學的發(fā)展特別是初唐文學的發(fā)展與宮廷的推動密切相關，作為唐代政治的中樞，宮廷文學對于文學發(fā)展具有引領性，碑志的一些記載提供了宮廷文學的實證材料。如封言道所撰《大唐故淮南大長公主墓志銘并序》：“公主等侍宴奉上壽，仍令催酒唱歌，公主隨即作歌唱云：‘今霄送故，明旦迎新。漏移善積，年來慶臻。院梅開花襲蕊，檐竹挺翠含筠。二圣歡娛百福，九族獻壽千春。’又于洛城門陪宴，御制洛城新制，群官并和，并令公主等同作。公主應時奉和云：‘承恩侍宴樂嘉筵。’凡諸敏速，皆此類也。”這里敘述大長公主李澄霞，在為皇帝祝壽的時候作詩，又記載了陪宴洛城門時，皇帝制詩、群臣唱和的情況，體現(xiàn)了唐高宗宮廷濃厚的文學氛圍。作為宮廷文學的代表，還要數武則天時期的石淙集會以及由此而成的石淙詩碑，也是位于登封石淙河石崖上的題刻。這次君臣唱和的時間為久視元年（700）五月十九日，武則天游石淙，群臣扈從。石淙詩碑刻錄武則天自制七言一首，唱和者有皇太子李顯、相王李旦、太子賓客武三思、內史狄仁杰、奉宸令張易之、靈臺監(jiān)張昌宗、鸞臺侍郎李嶠、鳳閣侍郎蘇味道、夏官侍郎姚元崇、給事中閻朝隱、鳳閣舍人崔融、奉宸大夫薛曜、給事中徐彥伯、左奉宸內供奉楊敬述、司封員外于季子、通事舍人沈佺期等七言律詩各一首，總共十七首。石淙詩碑是唐代宮廷集會的文學見證，其詩歌的創(chuàng)作者是以武則天為首的一代君臣，特別是武則天左右的顧命大臣和文人學士，呈現(xiàn)出宮廷詩歌唱和活動的龐大陣容。他們的作品雖然文學的色彩不太濃厚，成就也有高低之分，但作為群體的一部分，構成文學發(fā)展不可缺少的環(huán)節(jié)。

　　地域文學群體研究。唐詩的發(fā)展，群體的推動是非常關鍵的因素，有些群體具有地域性特征，并且通過碑志呈現(xiàn)。比如貞元五年（789）韋應物為蘇州刺史時，其好友顧況被貶饒州，途經蘇州，韋應物于郡齋設宴款待，席上作了《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集》詩。參加這次宴集者大多作了唱和詩。宴集詩傳到鄰近的杭州、睦州，杭州刺史房孺復等續(xù)有和作。顧況赴官上饒見到刺史劉太真，太真立即致書給韋應物，并且作詩相和，韋應物也作詩酬答。這次宴集，直到三十余年后的寶歷元年（825），白居易還作了《吳郡詩石記》追述此事。為了紀念這次宴集，白居易將此刻之于石，以長久保存。再如現(xiàn)仍存世的美原神泉詩碑，也是地域詩歌群體特征的一種呈現(xiàn)，該碑立于金粟山神泉，是紀念韋元旦等人游神泉作詩文歌頌神泉之事。此碑后來湮沒無聞，直至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于富平縣美原鎮(zhèn)發(fā)現(xiàn)，后來幾經輾轉，現(xiàn)存西安碑林博物館。此碑刻有韋元旦、徐彥伯序二篇，韋元旦、賈言淑、尹元凱、溫翁念、李鵬詩五首，碑文尹元凱篆書，碑額尹元凱隸書。這塊碑中所刻韋元旦等人的五首詩，《全唐詩》并沒有收錄，因而具有輯佚價值。美原神泉詩碑的內容主體是詩文，具有豐富的文學內涵。序文交代了美原神泉的緣起由來、神異特點和優(yōu)美景致，詩作吟詠了游覽美原神泉的興致，描繪了美原神泉的獨絕風物，表達了泉水善利于萬物、洗盡心中煩慮的功效。五首詩作都用仄韻排律寫成，對偶精切，韻律和諧，這在初唐也是特殊的現(xiàn)象，詩碑中群體的創(chuàng)作對于研究唐代排律的形成和演變都具有一定的意義。這些詩文的作者，傳世典籍記載都不多，我們還可以通過出土文獻如《溫翁念墓志》的印證，揭示出長安周邊縣域文學群體的聚集和文學作品產生的生態(tài)和意義。

　　詩歌流派群體研究。唐代詩歌流派眾多，各個流派的代表性詩人，各自形成詩人群體，呈現(xiàn)創(chuàng)作風貌和藝術特色，開拓詩歌發(fā)展的新境界。碑志文獻對于唐詩流派和詩人群體，能夠提供原始意義上的印證材料。比如“大歷十才子”，是中唐時期最為重要的詩歌流派，其著名詩人也是唐代最有代表性的詩人群體。故而古今的研究非常充分，幾乎題無剩義。而通過碑志的新材料發(fā)現(xiàn)，這一文學流派和詩人群體至少在三個方面有較大的開拓空間：第一，詩人生平事跡得到了全面的印證。近些年來，“大歷十才子”中，詩人墓志出土者就有三方，即《盧綸墓志》《耿湋墓志》《李益墓志》，出土墓志中涉及“大歷十才子”者還有錢起、韓翃、李端、苗發(fā)、夏侯審等。這樣，“大歷十才子”中，就有八人的事跡得到了出土墓志的印證。第二，詩人創(chuàng)作風格得到了原生意義的評價。如《耿湋墓志》云“遷左拾遺，則相國王公喜五言而達之”，說明他是擅長五言詩而受王縉器重并推薦為左拾遺的。又云“重芳疊業(yè)，特生才子；抱明稟秀，卓膺詩人”，耿湋的文學定位是“才子”和“詩人”。《盧綸墓志》云：“其清詞麗藻，聞于當代者，凡七百篇，列在家集，傳諸將來矣。”銘文又稱：“優(yōu)游圣朝，為代作者。體合律度，思含風雅。轥轢建安，翱翔金馬。四十年間，名聞天下。”指出盧綸詩的風格是“清詞麗藻”“體律合度”和“思含風雅”，不僅對盧綸詩歌的評價切中肯綮，而且也代表著“大歷十才子”詩歌重辭藻和重格律的特點。《李益墓志》云：“地望清華，推鼎甲之族；天才秀出，為文章之杰。尤以緣情綺靡、吟詠性情為意。”“未嘗不根六律，正五聲，以古之比興，合今之律度。”“公詞藻清麗，入第三等。”評價李益的詩歌融合比興，合于律度，詞藻清麗的風格，也體現(xiàn)出“大歷十才子”詩風的總體趨向。第三，對“大歷十才子”群體的交往提供了更為確切的印證。新出土《崔俌墓志》云：“始年六七歲，善屬五字篇，時為文者大異之。年十四五，聞江淮間善詩者錢起、韓翃之倫，□服其奇，與之屬和。”將“大歷十才子”中的錢起、韓翃相提并論。

　　利用碑志文獻研究唐代文學，呈現(xiàn)多元化發(fā)展的趨勢，或單篇墓志考證，或文體特性發(fā)掘，或綜合層面研討，或重視家族研究，或重視地域研究。但碑志研究，作為新材料的發(fā)現(xiàn)，通過單篇墓志研究以揭示其蘊含的文學家的生平事跡、家世背景、科舉出身、仕宦經歷、文學成就、文化價值等內容，仍然成為利用碑志以研究唐代文學的重要方面。那么，就文學研究而言，從墓志的個案研究走向群體研究，從具象的探究到群像的融匯，從而更加全面地揭示墓志的文學價值、藝術價值和歷史價值，是利用碑志從而事唐代文學更值得進一步思考、探索與實踐的路徑。

　　《光明日報》（2025年01月13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