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千字文》：傳習千年的識字書

　　作者：蔣成峰（中國傳媒大學人文學院教師）

　　“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張……”這篇舊時兒童都能背誦的《千字文》，作者為南朝梁代的周興嗣。據(jù)傳，梁武帝為了教皇子們學習漢字、書法，命人從王羲之書法中選取了1000個零散的漢字，讓周興嗣將其編成一篇完整的詩文。周花了一夜的時間完成了這項任務，累得鬢發(fā)全白。這篇《千字文》不但在當時就得到皇帝的高度肯定，很快就在社會上流傳開來，而且在此后1400多年中，一直被中國人當作最重要的識字教材，為無數(shù)孩童的啟蒙教育提供了便捷的工具，甚至遠播海外，成為日本、朝鮮等國民眾學習漢字的重要教材。

　　《千字文》作為一本蒙學教材，無疑是成功的。

　　元代書法家俞和《篆隸千字文》。資料圖片

　　一方面，《千字文》完整地覆蓋了一千個基本漢字，而且毫無重復，因此學習起來效率極高，無論作為識字的教材還是寫字的法帖，都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漢字是表意文字，字形和讀音的關系比較疏遠，因此，對中國人來說，識字是件難事。好在，漢字雖然總體上數(shù)量眾多，但常用的基本漢字數(shù)量是十分有限的，而且漢字構(gòu)詞能力很強，只要掌握了一千個左右的基本漢字，就能輕松地掌握由它們所構(gòu)成的幾千上萬個常用詞語，也就具備了基本的讀寫能力。《千字文》中使用的漢字都取自梁武帝所收集的王羲之書法作品，其總量據(jù)說達到了7000多紙。這些書法作品的內(nèi)容主要是日常應用的各種書信、便條、雜記等，談論的話題涵蓋了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從如此大規(guī)模的通用話語語料中所篩選出來的常用字，盡管帶有一定的隨機性，但其作為基本漢字的代表性，應該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只要掌握了這些基本漢字，就等于掌握了漢語書面語言的核心。與此同時，這些漢字都是從書圣作品中選取的常用字，歷代書法家極為重視，隋代智永和尚，唐代褚遂良、顏真卿，宋代趙佶、米芾，元代趙孟頫，明代文徵明等，都曾專門書寫過《千字文》。而這些法帖的流布，也進一步推動了《千字文》的使用和傳播。

　　1906年，模仿《千字文》的《正音繪圖增注六千字文》。資料圖片

　　另一方面，《千字文》并不是簡單的漢字或者句子的羅列，而是一篇內(nèi)容完整、結(jié)構(gòu)有序的文章。全文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描述世界景觀和上古歷史，第二部分講述道德規(guī)范和理想人格，第三部分介紹都城景象和帝王將相，第四部分描繪平民日常和田園風貌，從而構(gòu)筑了一個現(xiàn)實生活的完整圖景，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體現(xiàn)了作者個人的品位和志趣。一千字的篇幅，不長不短，又采用了四言韻文形式，對仗工整、音韻和諧，十分便于記誦。

　　由于《千字文》字不重出，在缺少注音手段的情況下，背誦下來的整篇文章可作為字形與字音、字義相對照的手冊，便于使用者溫習、查閱。因此，背誦《千字文》便成了舊時所有兒童就學后的必修課，甚至成了古人基本文化素養(yǎng)的一部分。日常生活中，人們常常用《千字文》的文字順序來給事物編號，從“天”字（第一號）、“地”字（第二號），依次排序。例如科舉考場的號房，通常都是按照千字文進行排號，考生只要知道自己的字號，就能很方便地找到所處的位置。其他數(shù)目較多的官方文書、商家賬簿乃至書籍卷冊等也常用《千字文》來編號。這樣的排號方式顯然要比簡單機械的數(shù)字編號更容易記憶，也更有趣味。

　　很多人還喜歡用《千字文》來游戲取樂。例如，唐高宗時畫家閻立本為右相，武將姜恪是左相，有人就引用《千字文》的句子說：“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表面上是夸贊，實際卻是在諷刺他們并非真正的相才。還有人用《千字文》來做“歇后”（或稱“縮腳”）游戲，如隋代侯白《啟顏錄》中就有人這樣嘲笑他人：“面作‘天地玄’，鼻有‘雁門紫’，既無‘左達承’，何勞‘罔談彼’”（分別歇去“黃”“塞”“明”“短”字）。這些都反映出古人對《千字文》的熟悉程度。

　　明代書法家文徵明細草書《千字文》。資料圖片

　　事實上，在《千字文》出現(xiàn)之前，社會上就已經(jīng)有了一本廣泛使用的識字教材，這就是西漢史游所撰的《急就篇》。該書收入兩千多個漢字，按照語義類別進行分組羅列，編排成若干整齊有韻的句子，并且也很少重復。但《急就篇》整體上是零散的，不是一篇完整的文章。相比之下，《千字文》不但收入的文字是經(jīng)過精心挑選的基本漢字，而且在內(nèi)容上是一個語義連貫、主題明確的整體，是一篇文質(zhì)兼美的文章，這些優(yōu)勢使得它很快就取代了《急就篇》。到唐代以后，《急就篇》就很少有人使用了。

　　《千字文》被稱為“千古奇文”，之所以奇，主要是因為它的創(chuàng)作難度極大：它所使用的一千個漢字基本上是零散的，彼此之間在語義上并沒有必然的關聯(lián)，而所完成的文章不但要毫無重復、毫無遺漏地使用這一千個漢字，而且要文理通暢、渾然一體。這樣的工作，即便是在今天，有了計算機的幫助，也是很難完成的。而周興嗣之所以能在短時間內(nèi)完成這篇奇文，一方面有賴于作者敏捷的才思和全盤規(guī)劃、周密安排的高超能力，另一方面也與漢語本身具有高度的彈性和靈活性密切相關。

　　《千字文》既是一篇文章，又是一篇識字教材。識字教材的基本單元是獨立的漢字；而文章的基本構(gòu)成元素則是詞語。《千字文》充分利用了漢語中字和詞關系上的彈性，在保證漢字覆蓋面的前提下，盡量減少詞語的數(shù)量，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文章編寫的難度。這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是多用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

　　專名只有一個特定的、唯一的所指對象，大多并不需要專門進行學習。而《千字文》中卻出現(xiàn)了40個人名（包括16個雙字及24個單字）和28個地名（包括17個雙字和11個單字），總字數(shù)超過了全文的十分之一，例如：

　　人名：禹 墨（子） 鐘（繇） （吳）起 毛（嬙） 有虞 周發(fā) 桓公 史魚

　　地名：邙 洛 羌 趙 魏 昆岡 紫塞 雞田 赤城 碣石 泰岱 承明

　　此外，還有諸如“巨闕（劍）”“夜光（珠）”等特殊事物的名稱。和其他很多語言不同，漢語的專名除了一少部分（如“禹”“邙”“洛”“羌”“趙”“魏”等）之外，大多數(shù)都并非“專用”的，而是由普通漢字構(gòu)成，同一個漢字既可以表示普通詞語，又可以作為專名使用。《千字文》中多用專名，既可以提供歷史、地理、文化常識，又能在保證漢字覆蓋面的前提下，減少文章所用詞語的數(shù)量，降低文章編寫的難度。

　　專有名詞和普通詞語用字相同，如果沒有相應的背景知識，一般很難明確分辨，從而很容易造成閱讀理解上的困難。為解決這個問題，傳統(tǒng)啟蒙教育中往往重視專名的學習。例如史游的《急就篇》就列舉了一些常見的人名，這些由普通漢字構(gòu)成的專名雖未必實有其人，卻可以幫助兒童了解常見人名的特點，以便在閱讀過程中將其與普通名詞區(qū)分開來。而蒙學教材《百家姓》中，收入的560多個漢字則全是姓氏用字（包括單姓和復姓），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兒童學習這些漢字，除了可以增加識字量之外，同樣也可以建立起一種專名的意識。

　　第二是多用雙字詞語。

　　古代漢語的詞多數(shù)是單字的，雙字詞數(shù)量較少，而《千字文》中卻使用了很多雙字詞。這里面包括很多聯(lián)綿詞，聯(lián)綿詞中的漢字通常只起表音作用，沒有實際意義，例如：

　　枇杷 徘徊 逍遙 洪荒 的歷 造次 密勿 綿邈 顛沛 盤郁 委翳

　　這些詞語中，有的在任何條件下都只能兩個字一起使用，應該是當初采集文字的時候就一起收入的，如“枇杷”“徘徊”等；有的本來是兩個普通漢字，構(gòu)成聯(lián)綿詞后就失去了原有的意義，成了單純表音的字符，如“洪荒”“的歷”“造次”等。

　　還有很多雙字詞語，雖然不同于完全表音化的聯(lián)綿詞，但其詞匯化的程度已經(jīng)很高，整體意義并不是單字意義的簡單相加，例如：

　　黎首 隱惻 華夏 墳典 丹青 沉默 孔懷 杳冥 稼穡

　　這些詞語在文中都是作為一個整體來使用的，和單字詞相比，由它們構(gòu)成的四字句結(jié)構(gòu)更為簡單，整體上也更容易處理。與此同時，詞語中單個漢字仍然保持著很強的活躍性，學習者可以很容易地將它們獨立使用，或構(gòu)成其他詞語。

　　第三是少數(shù)字詞進行簡單羅列。

　　編寫識字教材最簡單的做法就是根據(jù)字形或字義羅列漢字，很多教材都采用這種做法。《千字文》很少這樣做，只有一處例外，即全文最后兩句：

　　謂語助者，焉哉乎也。

　　這里的“焉哉乎也”并未作為語助詞（語氣詞）來使用，而只是進行了簡單的列舉。表面上看，這是因為前文已經(jīng)安排穩(wěn)密，在不到一千字的篇幅中已經(jīng)覆蓋了其他所有的字眼，故而這幾個詞只能作為剩余的“邊角料”進行特殊處理了。實際上，語助詞本來是最容易安排的，作者卻故意只列舉幾個，似乎也為了顯示一種“余勇可賈”的驕矜之意。

　　《光明日報》（2024年06月21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