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辦“王蒙文學創作70年文獻展”，展現“人民藝術家”王蒙的文學人生。本報記者 劉江偉攝

　　對小說文體的持續關注幾乎貫穿了王干的文學批評活動。1988年他在《小說文體實驗的現狀與前景》一文中，對小說的文體實驗進行了描述并展開深入思考。1999年他發表《邊緣與曖昧：詩性的剩余與溢漲》，概括性地提出當時跨文體的兩個特點，即文體的模糊和文體實驗的邊緣性，認為“跨文體的行動，是作家對寫作自由的渴望和熱愛，也是作家另一些潛能的釋放”。

　　以上兩篇文章在論及文體意識時，都不約而同地提及王蒙的幾部作品。王蒙是新時期以來重要的文體實驗家之一，王干在對王蒙的研讀中特別關注到語言在王蒙小說文體實驗中的特點。他的新著《論王蒙》（人民出版社2023年9月出版）收錄了《修辭之上——論王蒙小說的語言創新》，其中大膽地提出：“小說要‘不死’，最重要的是小說必須有不斷開拓形式的精神。”同時又系統地論述了王蒙的語言對文體的開拓作用，“語言是觀念、語言是思維，語言的新意到達的地方，思維和觀念會受到相應的影響，舊有觀念就會產生動搖，原本的等級規定的語言界限被打破，文體的藩籬被逾越……”這不僅對應了王蒙主張的小說創新理念，也是王干對自己在20世紀80年代就已生發出的關于小說文體觀念的回應。

　　“意象美學”是文學研究中常用的概念。在《論王蒙》中，王干指出王蒙小說除了塑造實實在在的人物外，還有一些意象化的人物。在對《紅樓夢》的解讀中，王蒙指出《紅樓夢》通過運用“橫云斷嶺”的意象結構，取代傳統嚴格的時間敘事。他發現王蒙也喜歡運用意象結構，王蒙“并不是特別善于講故事和編排情節的作家”，作為不會講故事“缺陷”的彌補，王蒙的小說擅長在作品中表達情緒、渲染情感，由此形成氣質鮮明的意象化結構。他認為王蒙小說的底色是詩性。這一發現同樣是基于文體指認的結果，“在王蒙的小說創作中能夠感受到‘李商隱’化身為他筆下五彩繽紛的意象激流，沖破小說的藩籬，自由地逍遙”。這是其他研究者在王蒙的小說中不曾發現的特質，可見王干的文體“感覺”依然充沛。

　　從文體的角度而言，《論王蒙》既有對《小說文體實驗的現狀與前景》一文中狹義小說文體意識的擴充式回應，也有對《邊緣與曖昧：詩性的剩余與溢漲》一文中關于“曖昧”與“邊緣”的補充式研究，二者的巧妙結合成為《論王蒙》的亮點，也成為王干批評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一個興趣點。王干在書中多處提到王蒙的小說是跨文體的小說，是以詩性為底色，自我解構、自我悖反的小說，而王干本人對王蒙的研究何嘗不是跨文體的結果？

　　王干的評論善于進入文本內部，對作品外在的形態很少直接評價，更多是從讀者的視角出發，表達感性的閱讀經驗。他經常在評論中動用自己的作家身份，動用自身的生命經驗。作家視角的“潛入”，讓他注意到王蒙在敘事上的創新之處，從中感受到王蒙在思維上的自我突圍。當時一些文學評論家對王蒙的文體實驗持觀望或者否定態度，這種“潛入”的姿態讓王干獲得小說的內部視角。《論王蒙》努力朝著更有學理和更規范的學術方向走，但王干并沒有丟棄批評精神，作為文體實驗的親歷者，他在文學批評寫作中更積極地回應文體的“模糊”與“邊緣”。

　　文本內容的開拓，也是語言和文體的開拓。王干常常將其他學科或者其他門類的名詞進行化用，比如論述王蒙小說的時間觀念時引入“量子時間”，論述王蒙語言創新時引入“宇宙流”。前者是物理名詞，后者是圍棋中的一種戰略。名詞的跨學科嫁接，撐開了文學評論的內涵，體現了王干在寫作上的開拓性。

　　評論語言的散文化也是王干跨文體實踐之一。來自里下河的王干，語言擁有水一樣柔軟的質地。他在評論中大量通過散文式語言，讓文學評論不僅有犀利的觀點，更在語言的表達上擁有水的柔軟。學院內部的知識生產注重理論的遷移，而“遷移”本身只能發生在現成的文學之上，或者說，這種“遷移”只發生在被認可、被經典化的文本之中，面對正在發生的當代文學，這種“遷移”有時候是失效的。王干的文章同樣有大量理論的挪用，但在使用的過程中，他已不是生硬的概念移植和借用，而是將這些理論化為己有，變成“水”的一部分，自然而生動，產生了新的效應和價值。

　　《論王蒙》除了語言上擁有水的質地之外，還能讓我們感受到王干在作家研究中的一種特有的“溫度”。這不屬于理論和學理的范疇，而是來自多年來對作家的跟蹤式研究，來自重視文本、重視作家的熱忱帶來的批評深度，更來自王干對文體研究的持續性關注。文學研究中的概念化生產，綜合性的提煉與概括表面上是找到作家與時代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是試圖“看見”作家的個性。只有深入作家的文本，讓文本在評論者的熱情呵護下散發出溫度，作家不同凡響的個性才能被看見，作家的思想才有顯現的可能。因此，如何“看見”王蒙，《論王蒙》給出了一個很好的示范。

　　（作者：普云鳳 羅小鳳，分別系揚州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