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書者說】

　　作者：華梅（天津師范大學教授，著有《人類服飾文化學》《服飾與中國文化》等作品70余部，曾獲“中國圖書獎”）

　　說起服裝，人們通常認為再尋常不過，因為每天都離不開。再者，縫制一件普通的衣服好像很簡單，并不需要什么高科技。實際上，服裝并不簡單。

　　《搗練圖》（唐）張萱 繪 圖片選自《極簡中國服裝史》

　　戴幘巾的男子（漢磚畫） 圖片選自《極簡中國服裝史》

　　摹《簪花仕女圖》局部 圖片選自《極簡中國服裝史》

　　《極簡中國服裝史》華梅 著 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 

　　所謂“服裝”或“服飾”，包含了四個方面：第一是衣服。而衣服中有主服，即人軀干上的包裹物。另外還有首服，裹在頭部，如帽子、圍巾等。同時還有足服，如鞋、襪子一類，也有人把手套算作手服。總之衣服是帶有遮覆性的。第二則是佩飾。從頭上的簪釵、小花，到耳環(huán)、項鏈，乃至胸花、腰帶扣、戒指、手鐲、腳鏈……佩飾主要是裝飾或作標識用，不具備遮覆功能。第三是化妝。即以人體肌膚為底布，而又具有服裝功能，如早期的文身、文面、穿鼻，及當代化妝等。第四是隨件，包括手杖、佩劍等。這些隨件可以沒有，只不過有了隨件，更能夠彰顯一個人的身份與地位。

　　單獨論衣服，無論其造型、色彩、紋樣如何帶有時代特色，都不能構(gòu)成服裝史。所謂“服裝”，除了衣服之外，還要有“著裝”，即穿著方式。而穿著方式，則必然涉及性別、年齡、身份、場合，同時兼及國家、民族等特征。因而服裝史，便有了文化的意義。

　　無論是昨天、今天還是明天，中國服裝史本身就是一部有形有色的文化史。古代的貫口衫、深衣、福裙、鎧甲、褙子，能不假語言地敘述中國人的生活日常。古代服裝上的白、青、玄、朱、黃，詮釋著宇宙的金、木、水、火、土，其中有中國人獨特的哲思。環(huán)佩叮當響，僅是指美人輕移蓮步嗎？不。中國古代有“君子無故，玉不去身”之說。中國人認為，玉飾不僅是身上配飾的組合，還體現(xiàn)著天的意志、地的包容、神的威力。玉飾碰撞發(fā)出的韻律與節(jié)奏，更是中國“禮”學的外化。儒學、道學、外來的佛教甚至西晉的玄學，都融入服裝的風格之中，共同創(chuàng)造了獨特的中華文化。

　　筆者所著的《極簡中國服裝史》，是以一本書的體量反映中國波瀾壯闊的服裝史的一個嘗試。

　　由絲開始

　　在漫長的服裝史中，最初那些掛在頸項間的串飾，不一定是為了審美，而可能有著更原始、更鄭重的含義——護佑生命、祈福避邪。無論古今，人類生存下去的愿望都十分強烈，古人尤甚。因為在科學尚不發(fā)達的時代，先祖?zhèn)兤笸幸环N超自然的力量保護自己。這時候，一塊赤鐵礦粉染過的骨頭、一塊精心雕琢的石塊，都寄予著他們對生的希冀。那些在骨管上刻畫和在礫石上鉆孔的痕跡，為我們留下了古老的文明記憶。

　　雖說“今人不見古時月”，可是“今月曾經(jīng)照古人”。我們的先祖服裝加工工藝的科技含量雖不如今人，但他們在生產(chǎn)力極低的情況下所制成的骨、石等佩飾的精致程度，常令人嘆為觀止。

　　在漢唐之前，中國人的服裝制作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周代已有完整的服裝制度，秦人更是將強悍的民風凝聚成戎裝加身。我們總是想起漢唐，是因為絲綢之路起始于漢，而在唐代已如明珠般輝煌。

　　不得不承認，中華大地上蠶蟲吞食桑葉后吐出的絲，確實織就了數(shù)不清的精妙絕倫的“神話”。黃帝元妃嫘祖就是美麗勤勞的蠶之神。當蠶絲制成衣料時，那“應(yīng)似天臺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的空靈縹緲，讓人心曠神怡；當衣料染上天然顏料后，那“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的旖旎明麗，令人賞心悅目；當衣裳繡上花紋時，那“羅衫葉葉繡重重，金鳳銀鵝各一叢”的精工巧思，將美好情感一一向人傾訴。不管是“裙拖六幅湘江水”，還是“鴛鴦繡帶拋何處”，都營造出了具有中華藝術(shù)特色的美。中國服裝，從“絲”開始，就塑造了獨特的審美風格。

　　周禮完備

　　在中國典籍中，有《周禮》《儀禮》《禮記》,號稱“三禮”。這三本書雖然成書于戰(zhàn)國至漢代，但基本上記述了從周代起便確立的禮儀制度。前兩部更側(cè)重于宮廷，如《周禮》中“享先王則袞冕”，表明祭祀大禮時，帝王百官都必須穿冕服，即中國古代最高等級的禮服。

　　當時宮中有官任“司服”者，專門掌管服制實施。同時有“內(nèi)司服”安排帝王及王后的穿著。《周禮·春官·司服》中記載：“掌王之吉兇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說的即是按照制度規(guī)定，分儀式內(nèi)容而確定服裝。孔子曾說：“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由此可認為周代冕服就是中國服裝制度的范本。

　　以最典型的冕服而言，即可看出這種“頂層”禮服的大致構(gòu)成形式。簡單地說，冕服應(yīng)包括冕冠，上衣下裳，腰間束帶，前系蔽膝，足登舄屨。

　　冕冠上面的板為綖板。綖作前圓后方形，戴時后面略高一寸，呈向前傾斜之勢，不似我們當代戲劇中前高后低狀。旒為綖板垂下的成串彩珠，一般為前后各十二旒，但根據(jù)禮儀輕重和等級差異，也有九旒、七旒、五旒、三旒之分。每旒多為穿五彩玉珠九顆或十二顆。冕冠戴在頭上，以笄(簪子)沿兩孔穿發(fā)髻固定，兩邊各垂一珠，叫作“黈纊”，也稱“充耳”，垂在耳邊，意在提醒君王勿輕信讒言。

　　冕服多為玄衣而纁裳，連同綖板，都是上為黑色，下為暗紅色(或稱絳)。上以象征未明之天，下以象征黃昏之地，然后施之以紋樣。帝王隆重場合著袞服，即繡卷龍于上，然后廣取幾種自然景物，并寓以種種含義。《虞書·益稷》中記：“予欲觀古人之象……”繡繪“十二章”，“十二章”即十二幅圖案，內(nèi)容有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其中繡日、月、星辰，取其照臨；繡山形，取其穩(wěn)重；繡龍形，取其應(yīng)變；繡華蟲(雉鳥)，取其文麗；繡繪宗彝，取其忠孝；繡藻，取其潔凈；繡火，取其光明；繡粉米(白米)，取其滋養(yǎng)；繡黼(斧形)，取其決斷；繡黻(雙獸相背形)，取其明辨。以上紋飾為十二章，除帝王隆重場合采用外，其他多為九旒七章或七旒五章，諸侯則依九章、七章、五章而依次遞減。

　　秦漢雄渾

　　公元前221年，秦滅六國，建立起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tǒng)一的多民族封建王朝。公元前202年，劉邦建立漢王朝，定都長安，史稱西漢。后劉秀重建漢政權(quán)，定都洛陽，史稱東漢。東漢亡于公元220年，自秦統(tǒng)一至此共有400余年。

　　這期間，秦始皇“書同文，車同軌”“兼收六國車旗服御”，漢代遂“承秦后，多因舊”，因而秦漢服裝有許多相同之處。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開辟絲綢之路后，各民族之間交流活躍，致社會風尚有所改變。人們對服裝的要求也越來越高，穿著打扮日趨繁復(fù)。

　　秦漢時期，男子以袍為貴。袍服屬漢族服裝古制，《中華古今注》稱：“袍者，自有虞氏即有之。”實際上就是上下連屬形制，以貫口衣、深衣一脈相承下來。袍服樣式以大袖為多，袖口部分收縮緊小，稱之為袪，全袖稱之為袂，寬大衣袖常被夸張為“張袂成陰”。褲為袍服之內(nèi)下身的衣裝，類似后世套褲。《說文解字》有“绔，脛衣也”，意扎裹腿帶。冠作為官員朝服中的首服，在漢代又有嚴格規(guī)定。東漢永平二年(公元59年)，漢明帝劉莊詔有司博采《周官》《禮記》《尚書》等典籍，重新制定了祭祀服裝和朝服制度。以“平天冠”為例，“皆廣七寸，長尺二寸，前圓后方，朱綠里，玄上，前垂四寸，后垂三寸，系白玉珠為十二旒”“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為珠；卿大夫五旒，黑玉為珠”。

　　秦漢婦女禮服，仍承古儀，以深衣為尚，沒有像男子那樣被袍服所取代。《后漢書》記：“貴婦入廟助蠶之服皆深衣制。”深衣不僅照樣穿用，而且還在原有基礎(chǔ)上又有所增加，下擺部分大，腰身裹得很緊，衣襟角縫一根綢帶系在腰或臀部。馬王堆漢墓中有一件素紗襌衣，衣長1.6米，袖通長1.95米，重量只有49克。這件為女主人隨葬的衣服，如果將領(lǐng)與袖上絹做的邊緣重量去掉，可以想象絲會是怎樣的輕柔薄滑。

　　魏晉飄逸

　　《極簡中國服裝史》看似體量不大，實際上知識底座很大，并非僅是一個朝代一個朝代地列舉有代表性的服裝。舉個例子，魏晉南北朝時為什么會出現(xiàn)“褒衣博帶”？即寬大的袍衫，長而繁雜的腰飾。

　　服裝的款式只是表象，寬大的袍衫為什么會在這個時候出現(xiàn)，卻不是在漢代出現(xiàn)？這就要從政治形勢、文化風氣、社會意識以及地理環(huán)境說起。首先，這一時期戰(zhàn)亂頻發(fā)，人民流離失所，必然會引起各民族的遷徙與雜居。雖說文化交流有一些是主動的、積極的，但也有一些是被動的、不得已的。這個過程，引起了服裝風格及著裝規(guī)范的流變。其次，社會動蕩，政權(quán)更替頻繁，文人會感到空懷報國之志，不知向何處施展才能，因此抗拒禮儀、不拘邊幅、放蕩不羈，這在《世說新語》中有詳細描寫。此外，從古籍記載中不難看出，當年除了“飄若游云，矯若驚龍”“濯濯如春月柳”等形容外，還出現(xiàn)了許多道德、審美概念等方面的詞匯，如生氣、骨氣、風骨、風韻、自然、溫潤、情致、神、真、韻、秀等。這些屬于文化范疇的表達，無疑對服裝風格產(chǎn)生了影響。

　　那么，“褒衣博帶”的美感從何處來？這取決于服飾面料。早在漢代時，中國印染織繡就已經(jīng)達到相當高的水平，一則是因為張騫鑿空了一條絲綢之路，再者漢代的印染織繡也已非常成熟，如大家熟知的“五星出東方利中國”護膊，即出土于新疆和田一處古墓中。曹植在《洛神賦》中寫道：“奇服曠世，骨像應(yīng)圖。披羅衣之璀璨兮，珥瑤碧之華琚。戴金翠之首飾，綴明珠以耀軀。踐遠游之文履，曳霧綃之輕裾。”除了文字的描述之外，只需打開顧愷之的《洛神賦圖》，就會領(lǐng)略到“褒衣博帶”之美、之雅、之奧妙。

　　隋唐華贍

　　隋唐時期，中國南北統(tǒng)一，疆域遼闊，政治穩(wěn)定，經(jīng)濟發(fā)達，中外交流頻繁，體現(xiàn)出唐代政權(quán)的穩(wěn)固與強大。唐都長安，不僅君臨全國，而且是亞洲經(jīng)濟文化中心。服裝，作為精神與物質(zhì)的雙重產(chǎn)物，與唐代文學、藝術(shù)、醫(yī)學、科技等一起，構(gòu)成了燦爛的文明。

　　這一時期，士庶、官宦男子普遍穿著圓領(lǐng)袍衫，而服式、服色都呈現(xiàn)出多姿多彩的局面。貞觀四年(公元630年)和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宮廷兩次下詔頒布服色及佩飾規(guī)定，第二次較前次更為詳細：“文武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帶十三銙；四品服深緋，金帶十一銙；五品服淺緋，金帶十銙；六品服深綠，銀帶九銙；七品服淺綠，銀帶九銙；八品服深青，鍮石帶九銙；九品服淺青，鍮石帶九銙；庶人服黃，銅鐵帶七銙。”

　　隋唐五代女子服裝，奇異紛繁，令人目不暇接。其繁復(fù)精美，不僅超越前代，后世也難以企及。三百余年中，女子主要著襦裙裝、男裝、胡服等。襦裙裝的穿著方式是，上穿短糯，佩披帛、加半臂，下著長裙，將裙腰提高至腋下，以綢帶系扎以充分顯示豐腴。除了裙之外，女子也常著衫。衫比襦長，多指絲帛單衣，質(zhì)地輕軟。從溫庭筠“舞衣無力風斂，藕絲秋色染”、張祜“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以及歐陽炯“紅袖女郎相引去”等詩句來看，唐代女子喜歡紅、淺紅或淡赭、淺綠等色，并加金銀彩繡為飾。

　　宋代風雅

　　宋朝時期，工商業(yè)興起，農(nóng)業(yè)與手工業(yè)發(fā)展迅猛，汴梁出現(xiàn)繁華景象。在對外貿(mào)易方面，宋較之唐更為興盛。“海上絲綢之路”開辟，通往阿拉伯、波斯、日本、朝鮮、印度等國的商路被打開。宋人以金、銀、銅、鉛、錫、雜色絲綢和瓷器等，換取外商的香料、藥物、犀角、象牙、珊瑚、珠寶、玳瑁、蕃布等商品，對中國服裝及日用習尚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

　　兩宋時期的男子常服以襕衫為風尚。所謂襕衫，即無袖頭的長衫，上為圓領(lǐng)或交領(lǐng)，下擺一橫襕，以示上衣下裳舊制。襕衫在唐代已被采用，至宋代最為盛興，被燕居仕者、告老還鄉(xiāng)者或低級吏人廣泛穿著。一般情況下，常用細布，顏色用白，腰間束帶。幅巾在宋時重新流行，一般文人、儒生以裹巾為雅。因可隨意裹成各種式樣，于是形成了以人物、景物等命名的各種幅巾，如筒高檐短的“東坡巾”，還有“程子巾”“逍遙巾”“高士巾”“山谷巾”等。

　　因宋代城鎮(zhèn)經(jīng)濟發(fā)達，工商各行均有特定服裝，稱百工百衣。孟元老《東京夢華錄》里記載：“又有小兒子，著白虔布衫，青花手巾，挾白磁缸子，賣辣菜……香鋪裹香人，即頂帽披背。質(zhì)庫掌事，即著皂衫角帶，不頂帽之類，街市行人便認得是何色目。”除《東京夢華錄》外，張擇端在《清明上河圖》中繪數(shù)百名各行各業(yè)人士，服式各異，百態(tài)紛呈。

　　宋代婦女服裝，一般有襦、襖、衫、褙子、半臂、背心、抹胸、裹肚、裙、褲等，其中以褙子最具特色。這一服飾，以直領(lǐng)對襟為主，前襟不施袢紐，袖有寬窄二式，衣長有齊膝、膝上、過膝、齊裙至足踝幾種，長度不一。在左右腋下開以長衩，好像受遼服影響，也有不開側(cè)衩的。宋時，上至皇后貴妃，下至侍從、優(yōu)伶樂人及燕居男子都喜歡穿用，這種衣服隨身合體又典雅大方。

　　極簡不“簡”

　　在行至文末時，有必要說一說《極簡中國服裝史》的由來。它雖然體量不大，卻是筆者從事中國服裝史教學研究數(shù)十年的結(jié)果。

　　還記得教育部在高校設(shè)立服裝設(shè)計專業(yè)后，筆者成為第一批“中國服裝史”的教師。接到教學任務(wù)后，我便開始寫“中國服裝史”講義，越寫越有興趣，越寫越覺得服裝太有內(nèi)涵了，因為一部中國服裝史正是中華民族的發(fā)展史。我懷著對祖國文化的摯愛，一字一字寫、一段一段改，并且配上圖在課堂上講授。講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知識太匱乏，又去找古籍對服裝史予以佐證。就這樣，一部《中國服裝史》于1989年交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彼時至今，不斷修訂的4個版本已印刷43次。

　　《中國服裝史》之所以長期受到讀者喜愛，主要因為與時俱進、常寫常新。看起來，歷史是固定在一定的軌道上發(fā)展，其實，人們的認識程度、理解程度在不斷更新。隨著考古工作不斷深入，歷史資料也在不斷更新。《極簡中國服裝史》著成，濃縮的不僅是字數(shù)，重要的是對核心的把握。對知識先疊加后篩選，有了精準的定位，才能確保《極簡中國服裝史》“簡”又“不簡”。

　　一般來說，“史”類書籍，就是按歷史演進順序來寫。如中國服裝史，從中國服裝的“晨曦”開始，進而書寫原始社會、奴隸社會、戰(zhàn)國秦漢、魏晉南北朝……可是，書寫《極簡中國服裝史》，充分運用了筆者在20世紀90年代提出的人類服飾文化學理論框架。其中，不僅有服飾史內(nèi)容，還涉及服飾社會學、服飾生理學、服飾心理學、服飾民俗學和服飾藝術(shù)學。

　　近十余年來，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性得到了充分重視。在這樣的背景下，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提出“極簡中國服裝史”的創(chuàng)意，筆者在常年教學與研究基礎(chǔ)上來完成這一命題，可謂應(yīng)時之需。

　　惜字如金，“簡”又“不簡”，是筆者在書寫這本小書時，一直銘記的宗旨。責任編輯不厭其煩，一幅幅地審圖、加圖、換圖，還要在每頁注明難解字詞，配上具體說明，工作量亦不可小覷。

　　匯各方力量與心血，方成就了這樣一本書。望它能給讀者帶來一些積蘊與思考。

　　《光明日報》（2024年02月08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