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來明（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馮天瑜先生去世已有九月，卻仿佛從未遠去，時時能在諸多師友的紀念文章中窺見先生為人為學之一斑。如今捧讀遺著《文化困知錄》，更感先生一生著述問道之勤，視學術為生命。他晚年雖遭惡疾，仍筆耕不輟，整理出版先府君永軒先生文集，修訂四十余年之作《馮天瑜文存》，撰《周制與秦制》，寓現實關懷于歷史考辨當中，展現出一位學者面對紛繁世界，思考中華文明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卓識與智慧。

　　《文化困知錄》馮天瑜 著 廣東人民出版社

　　馮天瑜先生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從事文化史研究，四十余年來，探索領域廣涉中外文化研究的各個方面，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矚目的成就。這與他青少年時期廣泛涉獵中外名著、父親庭訓授學以及勤奮不懈怠等都有密切的關系，也與先生治史追求義理、考據、辭章三者兼濟的學術理念息息相關。《文化困知錄》一書不是他對中華文明歷史進程、精神要義或某一文化問題的專門探討，收入書中的數篇短文，如《修學三門徑：義理—考據—辭章》馮天瑜先生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從事文化史研究，四十余年來，探索領域廣涉中外文化研究的各個方面，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矚目的成就。這與他青少年時期廣泛涉獵中外名著、父親庭訓授學以及勤奮不懈怠等都有密切的關系，也與先生治史追求義理、考據、辭章三者兼濟的學術理念息息相關。《文化困知錄》一書不是他對中華文明歷史進程、精神要義或某一文化問題的專門探討，收入書中的數篇短文，如《修學三門徑：義理—考據—辭章》《庭教記略》《未成文的家訓》《“住讀”湖北圖書館八年記》《“看家書”》等，是先生一生攀登學術高峰的點滴記錄，也是他對自己好總結。于先生而言，無論是少年時代因母親工作之便，在湖北省圖書館讀書的情景，還是青年時期父親庭訓授讀中國文化經典的家學傳承經歷，均可見兩代學人以身作則而形成的“遠權貴，拒妄財”的家訓精神，可見秉承先哲讜論以指示后學的義理、考據、辭章三者相濟的修學門徑。先生幾十年如一日對學術的不懈追求，源于傳之于家學、秉之于素習、礪之于修行的學者精神。

　　《文化困知錄》是馮天瑜先生一生從事中華文化研究的一份檔案，也是他垂范后學的文化史研究啟示錄。書中內容主要有文化史片議、歷史語義學、中華文化生態、明清文化五百年、中日文化交際、問學歷程等六大板塊。其中收錄的諸文有撰寫于四十年前的，也有先生晚近的新論，總共二十余篇，所涉議題，先生均曾費心用力，有豐富的成果存世。以這幾大研究領域為網絡，先生對中華文化歷史進程、主要特征、精神內核的探討深細而不局促，宏闊而不粗疏，其中既有對具體文化現象或階段性文化歷史的探討，也有從總體出發對中華文化精神、特點的深入剖析；既有具體歷史事實的敘述與辨析，也有以史實考辨為基礎展開的思想建構與闡釋。閱讀先生著作，閃耀其間的，是他作為歷史研究智者和思想者的卓識，以及對中華文化深厚的關切與情懷。

　　以先生近些年著力頗多的歷史文化語義學研究為例，本書收錄的《中國衍為國名歷程》《“革命”概念的遷衍建立》《“科學”概念的古今轉換與中外對接》《“共和”內涵的衍生發展》四篇，雖然只是先生在此領域犖犖大章中的豹之一斑，卻可從中看出先生在文化史研究領域不斷開拓探索進而自成一體的史家風范。從早期撰寫《中華文化史》對“文化”“文明”等概念的辨析，以考察近代漢字術語生成演變為基旨的《新語探源》《近代漢字術語生成演變研究》，到以一個概念撰成一書的《“封建”考論》，及以煌煌七十萬言、三十個關鍵詞而廣涉政治、社會、歷史、思想、經濟、教育、宗教、科學、心理等各個領域的《三十個關鍵詞的文化史》（與聶長順合著），可以看到，先生所倡導和實踐的“歷史文化語義學”學術理路在研究格局上實現了三個層面的結合：術語生成演變的一般性歷史敘述，核心概念的深入考辨，以及轉型期中國文化史的重新建構。他的這些研究成果，與《中華文化史》《中國文化生成史》等以文化的歷史變遷為敘述單元的文化史建構互為呼應，從不同側面共同勾繪出中國文化生成、演變的壯闊圖景。

　　先生嘗言自己所倡導并實踐的歷史文化語義學研究，主要受中國傳統訓詁學研究的啟發，并從陳寅恪“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的論述中汲取思想，同時也有來自域外概念史研究、關鍵詞方法的影響。他在晚年所完成的《三十個關鍵詞的文化史》，堪稱此領域的集成性成果。

　　作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最重要的文化史學者之一，先生的學術研究同樣蘊含著深厚的現實關懷。先生幾十年探索中華文化的歷程，不僅只是實踐“學而知之”的尋古、索古之義，更是不斷解惑，進而重現中華文化光輝的“困而知之”的旅程。從對中華文化元典精神的探析，到對中華幾千年制度的深度解剖（遺著《周制與秦制》即將出版），先生對中華文化精神及內部結構的探究，目的不僅在于將幾千年中華文化舊跡、舊事、舊學的若干面向和片段曉示于人，而且欲通過追尋文化本源、探索文化精義，促使中華思想文化的光輝為今天社會的發展、文明的進步提供不竭的活力。本書收錄的《文化生態說》《古典生態智慧的現代價值及其限定》《循環論與循環經濟》《“中國世紀”說當緩議》等文，體現了先生身為文化史家的現實關懷。歷史研究如果只是故紙堆中求學問，而缺少對現實世界及未來發展的關注，其價值必然會大打折扣，也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古今賢哲所說的著史的基本精神。

　　三國時期的曹丕曾以帝王身份倡論：“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先生從事學術研究幾十年，時刻保持著一種緊迫感，即便在晚年身患惡疾仍未曾懈怠，更是化病痛為動力，分秒必爭。如今遺著出版，追思其人，令吾輩后生感佩不已，又常常為自己浪費大好時光而深感慚愧。在先生四十余年的學術歷程中，時刻實踐著“我思故我在”的學術信念。作為師者，先生不僅踐行傳道、授業、解惑的人師之責，同時還是一位以身示范的道德君子，以“遠權貴、拒妄財”的先人之德自勵自勉，雖經歷時代變化，仍初心不移，秉奉終身；作為學者，他一生著述極勤，每天總是第一個到辦公室，又最后一個離開，幾十年如一日，從未稍懈，留下了不下千萬字的著述。又時時將自己對世界、歷史、人生的思索，貫注于對古今中西文化的探討當中。

　　斯人已逝，斯文永存。《莊子·養生主》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于馮天瑜先生而言，有限生命的價值正在于對無限知識的探索，以及在此過程中對人類文明、文化演進方向的不斷思考。先生以“困知”名書，其欲在中華文化研究道路上“進進不已”之義不言自明。

　　《光明日報》（2023年10月21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