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政要》：“貞觀之治”是這么來的（子曰詩云）

　　給皇帝進諫從來不是一件輕松的事兒，哪怕皇帝歡迎臣下這樣做。

　　貞觀十八年（公元644年），唐太宗對長孫無忌等人說：“臣子對待帝王，多是順從而不敢違背，用甜言蜜語來博取帝王的歡心。我現在提出問題，你們不得隱瞞己見，要依次說出我的過失。”

　　長孫無忌、唐儉等人深諳明哲保身之道，說：“陛下用圣德教化，使天下太平。在我們看來，您沒有什么過失。”

　　可有位黃門侍郎劉洎不藏著掖著，徑直答道：“陛下撥亂創業，確實功高萬古，正如長孫無忌等人所說那樣。但不久前有人上書進諫，遇到言辭內容不合您心意的，您就不依不饒，當面追根盤問，弄得上書言事之人無不羞慚而退。這恐怕不是鼓勵進諫的辦法吧？”

　　唐太宗聽后說：“你說的這話很對啊，我一定接受你的意見改正錯誤。”

　　這個故事來自唐代古籍《貞觀政要》，從中可以看出，李世民真心希望臣下對自己直言不諱，提意見、出主意，從而改進治理方式和策略。

　　后人總結“貞觀之治”的經驗，其中一條必然是唐太宗君臣之間坦誠相見，一方誠心進諫，一方虛心納諫，從而產生治國理政的真知灼見。尤其是李世民和魏征之間發生的那些故事，國人耳熟能詳。我們今天之所以能夠知道這些，要感謝《貞觀政要》提供的文獻資料。

　　作為一部政論性著作，《貞觀政要》不長，全書10卷40篇，8萬多字。作者吳兢，汴州浚儀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南開封人。其為人，性格爽朗，正直不阿，勤奮好學，對經書和史學都有一定研究，特別是對歷史學有較深的造詣。約在武周圣歷三年（公元700年）前后，吳兢被召入史館，與當代著名史學家劉知幾、徐堅等人一同編纂史書，并成為親密朋友。

　　武則天之后，吳兢看到朝政弊端叢生，矛盾重重，認為需要提醒繼任者不要忘記祖先創業的艱難，尤其是唐太宗勵精圖治的作風，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說：“太宗時政化，良足可觀，振古而來，未之有也。”因此搜集了唐太宗和45位大臣的主要言論，分門別類，按照時間先后排列成書，并于唐玄宗時期將書呈上。

　　從全書來看，多篇涉及君主政體、行政倫理、行政效率、行政編制、行政問責、行政監督、行政制衡等思想，譬如第一卷的《君道》《政體》，第二卷的《任賢》《納諫》，第三卷的《君臣鑒戒》《擇官》，第五卷的《仁義》《公平》《誠信》，第六卷的《儉約》《謙讓》《奢縱》《貪鄙》，第八卷的《務農》《刑罰》等。這些行政思想的核心和要旨，集中在民本和仁政上。尤其前者，是“民為邦本”這一中國政治思想傳統的延續。

　　作為封建君主中的開明者，唐太宗清醒地認識到“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認識到自己的統治合法性來自老百姓，民心向背才是王朝命運的決定性力量。這個理念是他通過納諫得到不斷加強的。

　　據《政體》篇記載，貞觀六年（公元632年），魏征對唐太宗說：“自古失國之主，皆為居安忘危，處治忘亂，所以不能長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內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臨深履薄，國家歷數，自然靈長。臣又聞古語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陛下以為可畏，誠如圣旨。”

　　這一關于君民關系的形象比喻給唐太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多次用這個道理來教訓自己的子弟。有一次他看見太子乘舟，就對太子說：“汝知舟乎？”太子回答：“不知。”唐太宗說：“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爾方為人主，可不畏懼？”

　　從這些鮮活的對話能看出《貞觀政要》的行文特色——敘事簡核，文筆洗練，材料多具故事性，言近旨遠。雖然是千余年前的人事，當今讀者也容易懂。

　　由于吳兢編書的著眼點在于以史為鑒，“義在懲勸”，因此，對史事的編年問題未作過細的推敲，錯漏之處不少。同時，由于歷代輾轉抄寫，堆積了大量訛誤。元朝儒臣戈直，對《貞觀政要》作過一次細致的整理，并加以注釋。他的本子比較完整，流傳最廣。

　　書成后，《貞觀政要》被列為皇子皇孫的必讀書。唐憲宗李純、唐文宗李昂、唐宣宗李忱，奉為經典，反復閱讀。宋仁宗趙禎非常欣賞唐太宗任人以“德行學業為本”。元朝皇帝多次提起該書，并請儒臣講解書中內容。明穆宗時規定，皇帝除三、六、九日上朝外，每天中午都請人講授《貞觀政要》。明憲宗朱見深還為之作序，推崇有加。清代乾隆皇帝說：“余嘗讀其書，想其時，未嘗不三復而嘆曰：‘貞觀之治盛矣！’”

　　約在9世紀前后，《貞觀政要》傳到了日本。他們模仿中國也把《貞觀政要》定為皇家、幕府的政治教材。鐮倉時代，1205年，博士菅原為長任講官，為幕府講解此書。江戶時代，德川幕府在1615年頒布的《禁中并公家法度》17條中，第一條就規定天子必讀《貞觀政要》，以明古道。

　　雖然吳兢編書的直接目的沒有實現——唐玄宗時期發生了“安史之亂”，唐代自此走了下坡路——但給后世、給世界留下了一部珍貴的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