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著杜甫走隴南》作者：袁興榮

　　趙琪偉

　　早知道袁興榮先生寫唐代大詩人杜甫隴南紀行的書稿，但當拿到《跟著杜甫走隴南》的皇皇大著時，我還是被“震撼”了，沒想到做得如此完美，近乎無可挑剔。全書內容編排精當，史料翔實，文筆優美，字里行間凸顯大家風范，是一本值得靜下心來逐字逐句細讀的上乘佳作。

　　一本書如過于側重純粹的學術研究，表現學院派的品格特征，受眾自然有限，盡管有可能被一些學人奉為業界“圭臬”，但傳播力不會太強；而個別肆意“拓展”，甚至無節操“踐踏”地方歷史文化元素的作品，對于推介地方文化毫無價值，甚至還適得其反。《跟著杜甫走隴南》一書以詩人在隴南的行跡為寫點，按圖索驥，用點帶面，擴延到詩人的家世、求學、漫游、求仕、從政、棄官、婚姻、家庭，朋友和詩作等平凡而壯闊的一生，為我們展開了一幅詩人經歷變亂、半世漂泊傳奇式生活的歷史畫卷。

　　杜甫的隴右入蜀之行實際上是一次避難逃亡之旅，充滿悲情色彩。葛樹雄先生在他的《黃河與中華文明》一書中述及，天寶十四年（755）十一月，安祿山發動武裝叛亂，當年底奪取東都洛陽，次年六月攻占潼關，玄宗出逃成都。七月，太子李亨在靈武（今寧夏靈武縣南）即位（肅宗），實施反擊。黃河以北淪為屠場，關中遭受慘重破壞。肅宗至德元年（756），叛軍大舉南下江淮地區受阻。大批河北、河南的難民只能向淮河、長江以南逃生。至德二載（757），唐朝收復長安、洛陽，叛軍退回河北。乾元元年（758），史思明復叛，次年三月在安陽大敗唐軍，進而攻占洛陽，影響關中，關中百姓紛紛遷往蜀地。可見，杜甫也是當年離開關中避難者中的一員，只是他首先選擇隴右秦州，這與其侄兒杜佐在此為官有關，當然還有被貶謫的老朋友贊公亦在秦州。杜甫一家人到秦州后，理想雖然豐滿，但現實太過骨感。詩人在秦州待了月余，生活捉襟見肘，此時同谷“佳主人”相邀。杜甫聽說同谷竹復冬筍，崖蜜易求，薯蕷遍地，是無食時想去投奔的樂土，無衣時渴念養活人的南州。這是瞌睡來了就遇上枕頭，是借坡下驢“體面”離開的最佳時機。杜甫一家人選擇祁山古道沿西漢水河谷經鹽官、西和奔赴同谷，結果相邀他的“佳主人”神龍見首不見尾，根本沒有登場，加上時令進入冬天，致使詩人生活更加凄慘，入蜀成了詩人沒有選擇的選擇。常言道，少不入川，老不出川，盡管蜀地有他的摯友嚴武、高適、房琯等，但這應該成為他一家人入川“避難”的“托詞”而已。

　　好在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面性。杜甫的隴右入蜀之行盡管顛沛流離，可沿途寫就的117首紀行抒懷詩，初步成就了他唐代詩歌大咖的地位，使其成為中國文學史上最為耀眼的“星座”之一。杜甫入蜀之行無疑是歷史上隴右地區的文化幸事。如果詩人全家選擇翻越秦嶺到漢中的陳倉道或褒斜道……然后走從漢中翻越大巴山入蜀的金牛道或米倉道……無疑會是今天天水、隴南地區文化記憶層面的一大缺憾。只是杜甫當年一開始不是直接選擇蜀地“落腳”，他深知戰亂年間舉家遷徙充滿難以預料的不確定因素，艱辛不言而喻。他選擇隴右地區距離關中較近，只是生活未能如愿，致使他接連不斷被迫“選擇”入蜀。

　　我一直偏執地認為，悲憤出詩人、失意出詩人、苦難出詩人……有人說，中國封建社會的文人是龐大皇權下的一枚棋子，很多事情都是身不由己。個別學者甚至極端地提出，中國古代文學史就是一部“貶謫者”的心靈史。漆子揚先生書序中說，杜甫是天才的偉大詩人，但也是一位蹩腳的官吏。詩人的個性不適合復雜的官場，更何況詩人本身缺乏行政管理能力，大官他做不了，小官他看不上，總覺得自己是將相之才，遭遇朝廷壓制，懷才不遇，心懷冤屈。這些也表現出中國封建社會的大多文人所故有的特性，杜甫自然沒能例外。杜甫從關中起身經隴右入蜀途中，用詩歌記錄了自己的行止見聞，涉獵邊疆危機、山水草木，以及城郭村落、名勝古跡、物候習俗等。這些詩篇中，飽含了他憂國憂民的思想感情，展示了他憂郁憤懣、矛盾復雜的內心世界。這些也進一步印證將他稱之為“詩圣”，詩作稱之為“詩史”的原因，這些在袁興榮先生的書中也有或多或少的體現。《跟著杜甫走隴南》一書凝結著作者獨具匠心的構思和設計，表現出與眾不同的顯明特點。

　　首先，用有血有肉的筆觸細致“還原”了這段歷史事件的“細枝末節”。杜甫的隴右之行除了他創作并留下來的系列詩歌作品之外，再無細節上的佐證史料，這為后來人們“復原”詩人行程提供了非常寬松的創作空間。當年杜甫一家立秋后從華州始發秦州，在秦州寓居三個月，十月底離開秦州奔走同谷，到達同谷當在十一月初。他原想來此地卜居，可事與愿違，終難安下身來。在同谷停留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后，于十二月一日自鳳凰村出發告別同谷，十二月底輾轉抵達成都。書中對于這一過程在內容的延展和取舍上把握到位，如對途經的西和，寓居的徽縣、成縣，摯友吳郁的故里兩當等地逐一進行詳述，歷史文化信息量極大，史料細致準確，句句有根據，處處合史實，全景式展現行蹤之地的前世今生，印證隴南大地千年以來的山川形勝、風土人情。作者善于用一些鏡頭感極強的畫面片段推動情節向前滾動，如在鹽官附近領一家人在一座廟里投宿，在西和選擇龍門鎮客棧住宿，而在徽縣青泥嶺上又選擇在當地一農家借宿養病。這些細節的描寫體現了作者的良苦用心，這與作者大量創作過影視文學劇本有極大的關系。在該書中，我們濃烈感受到了杜甫作為時代見證者和勞苦大眾代言人的“高大”而“卑微”形象。

　　其次，對詩人的理想人格展現和生活細節的“描繪”入情入理。盛唐是我國古典詩歌發展史上的鼎盛時期，其間大家云集，杰作紛呈。這一群體中，杜甫以其諸體兼擅，無體不工的才能，沉郁頓挫，律切精深的詩章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后的現實生活和社會矛盾，被后代推為一位劃時代的偉大詩人。與唐代另外一位大詩人李白相比，李白更多地受道家學說的影響，超凡脫俗，天馬行空，我行我素。杜甫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和浸染，骨子里流淌著中國傳統文人血液，在一些情景演繹推進過程中，采用小說筆法、戲劇筆法、鏡頭特寫等多種手法，對于烘托不同的理想人格主題起到了重要作用。杜甫的所思所想言行舉止透出受傳統儒家文化浸染的印記，字里行間流淌著熱愛祖國大好河山，關心民間疾苦的情懷。杜甫的隴右之行是詩人的夢魘，但他即使腳踩泥濘，也沒忘記仰望星空。這種抒寫基調基本上貫穿了全書始終，難能可貴。書中還精心設計了杜甫與妻子楊氏對話的諸多場景，給兒女講解途經地歷史文化和儒家經典功課的情節等等，讓讀者身臨其境，感受到濃濃的人間煙火氣息。

　　再次，學術成果的運用和學術式探究規范到位。對于學術問題，作者在書中開宗明義提出要秉持先賢前輩嚴謹、客觀、可信的治學態度，有一說一，用事實說話，用史料佐證，以免以訛傳訛，誤導后學者。我注意到，作者為了增加作品的學術含量，極力關注和涉獵了與杜甫有關的學術信息，規范引用了國內外杜甫詩歌研究大家如馮至先生、蕭滌非先生、程韜光先生……以及隴右杜甫詩歌研究學者劉雁翔先生、高天佑先生等人的學術研究成果，大量引用地方史志中與杜甫有關的記述，功課做得極其扎實。書中引用大量的史料，但有理有據，出處交代明確，不乏學術研究式的推理演繹。如提及邀請杜甫從秦州赴同谷的“佳主人”時，對于學術界一直爭論不清的“佳主人”身份問題一筆帶過，沒有過多揣測。再如提到徽縣栗亭“少陵釣魚”摩崖遺跡時，直接予以否定，這是嚴謹的。在天寒地凍時間，剜野菜，釣魚絕無可能，倒是撿橡栗、套野雞兔子什么的比較合情合理。

　　最后，平靜、克制和隱忍的語言敘述方式也極具特色。杜甫在隴南境內共寫了十九首詩，幾乎一地一詩、一山一詩，狀物抒懷，每一首詩中或多或少都在“劇透”自己生活的際遇。如何客觀表述，不陷入對歷史人物的書寫或將其崇高化，弄得神乎其神，或者把小人物污名化，作者頗費苦心。如描述詩人在同谷生活的窘狀時寫到，天寒地凍時節，人地兩疏，灶里無柴，袋中無米，囊中無錢，身上無棉，床上無被，在此情況下，詩人不得不跟隨養猴的老人到深山老林拾橡栗、挖黃獨來度日。詩人在同谷度過了他一生最艱難、最困苦的一個月。貧病交加，饑寒交迫，杜甫眼見實在沒法再在同谷待下去了，于是決定離此入蜀。杜甫創作的《同谷七歌》，字字血淚，聲聲哀音，令人不忍卒讀。這組詩，一唱三嘆，情動天地，被譽為“千古絕唱”。當然，作者也沒有板著一副冰冷的臉孔寫文章。如引用紙媒上讀到的《假如大唐也有朋友圈》的文章，亦諧亦恢，將唐代詩人搬出來設置情節，一一亮相，還拿皇帝、皇后“開涮”，富有情趣。

　　天地本不全，萬事皆有缺。硬要挑一點刺，我覺得書開本有點偏小，裝幀過于簡樸，但好在與一個落魄詩人當年的境遇高度切合。另外，書中圖片稍微少了點。既然是跟著名人“走”隴南，可以更多編錄一些反映杜甫途經地前世今生的資料圖片，甚至還可以收集幾張隴南境內外書畫名家揮毫潑墨的與杜甫走隴南有關的作品，折射隴南更多的人文情懷。

　　正如羅衛東先生在書序中所言，在歷史上途經或寓居隴南的文化名人當中，杜甫同隴南的交集最深、故事最多，詩作也最豐富，最值得大書特書、大寫特寫。袁興榮先生用自己的辛苦和努力完美地做到了，為他點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