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風云變幻、世事喧囂，作家學者們像一棵棵樹，仍然緊緊抓住腳下的土地，沉靜下心，堅持讀書寫作做學問，堅持參加采風和其他各類文學活動。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在人類的社會生活中，文學是陽光雨露，是人間煙火，是時間空間，是理念信心，是堅定我們內(nèi)心的精神支柱，因而是一切一切的底蘊和基石。

　　梳理2022年的散文佳作，我試圖以“江山”“世相”“胸臆”“知在”“繽紛”“思望”六個關鍵詞概括之。

　　“江山”一派紅勝火

　　我一向非常喜歡“江山”這個詞，這是宏大敘事的一幅圖景，使人襟懷方闊、胸膽開張。特別是蝸居斗室之時，品讀描寫“江山”的文章，更別有一番向往。

　　李敬澤的《自呂梁而下》以呂梁大山為背景，引出了與之相關的一眾響當當人物：《打金枝》中的郭子儀，堅持抗戰(zhàn)的馮玉祥，建筑學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國際漢學泰斗費正清，著名作家馬烽，電影導演賈樟柯……古往今來，呂梁山里藏著多少傳說和軼事，也許還有更多沒被挖掘出來、認識清楚，單從文學藝術上來說，就有《呂梁英雄傳》《我們村里的年輕人》……活生生的作品、活生生的人物、活生生的青春、活生生的歷史推衍，李敬澤筆下的呂梁山真是雄壯妖嬈、意蘊深厚、余音繞梁、不絕其聲。

　　勞罕的《在那遙遠的地方》主要是說新疆人，作家曾作為記者在疆工作多年，深深了解和喜愛上了新疆各族人民。人民也是江山，是江山的脊梁，也許還能說是江山存在的理由：他們能對毫無關系的陌生人傾囊相助，從未想到過任何回報，不為什么，只因為天荒地老的淳樸；他們能為養(yǎng)活“碰到”的一個殘疾棄嬰，十多年里沒給自己添過一件新衣裳，過節(jié)都舍不得宰一只羊，甚至不惜傾家蕩產(chǎn)也要籌錢給孩子做手術，不為什么，只因為滄海桑田的善良……在這樣的“江山”面前，你只感到熱血洶涌，心跳加快，一輩子都再也忘不了江山的巍巍乎偉大。

　　劉漢俊《故鄉(xiāng)的花開》把對家鄉(xiāng)的懷念，深深含在梨花、李花、桃花、棗花的綻放里，遠隔萬水千山、遠隔幾十年時光，依然能嗅到兒時的馨香。應當代生態(tài)農(nóng)業(yè)之運而生《崇明島上玫瑰》，亦讓葉梅嗅出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當代新花香。當一曲老淮調纏綿悱惻地唱響《一座城的滄海桑田》時，吳光輝的心弦突然被撥動，重新打量起自己生于斯、長于斯的廟灣古城，熟悉的陌生化，陌生化之后的重新熟悉，古今血脈相連，后浪推動前浪，悠悠歲月，綿綿千年，江山依舊在，還看今朝顏。

　　“世相”故事真好看

　　劉心武的《羊角燈胡同》通篇百分之九十都在寫恭王府、《紅樓夢》和清王朝的羊角燈等生活零碎，由于作者是寫過品讀紅樓學術專著的紅學家，又是老北京人，你以為他就是在寫這些陳年老事，擺古論今。正讀得津津有味，殊不料他在篇末筆鋒一轉，道出“流年碎影蕩漾心頭，都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憶”。

　　卓然的《冬釭凝兮夜何長》把記憶中的臘月夜寫得何等溫馨，那時生活在小山村的農(nóng)民們雖然貧窮，家徒四壁，但并非沒有精神境界，也不是我們以為的愁悶潦倒。你看，爺爺們“云古三國”，奶奶們“破謎兒”，父親唱《龍頭案》，母親講白娘子……苦中作樂，樂即是甜，特別是在回憶中，苦也是甜。更何況，這種鄉(xiāng)村冬夜里的小小享受，也是中華文化的滋養(yǎng)，世世代代種在子子孫孫的心田上，生根，發(fā)芽，開花，結果，萬里晴空下，稻黍稷麥菽，滾滾滔滔，一片金黃。

　　楊永康的《從肖切出發(fā)》給我們展示了獨龍江的生活畫面，他多次去那里看望獨龍族的親戚朋友。喬葉《春菜小記》惦記的是春天的野菜，小說家的筆法，平直地氤氳出天地的芳香。夢野《甜甜糖紙》回望的是兒時收集的糖紙，一個小小男孩兒，竟然也能專心做屬于女孩子的“營生”，大概他的文學之路就是從此開始的吧。

　　“胸臆”直抒辨是非

　　已到鮐背之年的閻綱，可以說是莊嚴地寫下了《我的文化之旅》，回顧自己這一生究竟是怎樣走上文學道路的，當初那顆小種子，是民間故事？民俗戲曲？野語村言？這里面，當然也有爺爺也有父親，但更主要的還是地域文化的浸淫，秦腔多么激越，陜?nèi)硕嗝从矚猓@在他后來的讀書學習過程中一而再、再而三得到強化。但這還不僅僅是一篇回顧文章，作為文藝理論家的閻綱，有著更深層次的思考：“如何看待中西文化，這是百年來困惑民族復興的大難題，讓我一時明白一時糊涂。”甚至，老人還發(fā)問：“娜拉出走以后怎樣？”

　　肖復興的《秋山圖》也是回憶，由一本薄薄的《芥川龍之介小說十一篇》，憶出中外文壇的幾位重量級文學家，日本的芥川龍之介、中國的汪曾祺和翻譯家樓適夷等。短短三千字文章，寫出了幾個時代的變遷和氛圍，以及對于書與讀書的強烈情感。是啊，高爾基說過“書是人類進步的階梯”，能夠忘情地買書讀書，盡情地吸吮書中的營養(yǎng)，擷取古往今來由全世界人民共同創(chuàng)造的文明成果，然后投身其中奮力發(fā)出自己的一點“螢光”，是多么美好的人生。

　　這感慨也是作家們共同的心聲。李美皆《黃金時代的青春閱讀》也寫到了自己青春時代的閱讀往事。閱讀對于70后一代新人來說，依然是一件無與倫比的幸事，比之阿里巴巴大盜打開的裝滿了金銀財寶的洞窟，還要輝煌不知多少倍。馬敘《勞動，機器，工具集》對工廠生活的敘述，也勾起了我血涌心頭的回憶，因為我亦有偷偷“地下讀書”的經(jīng)歷。那時我們車間做車工的團支部書記，竟然把初中代數(shù)課本包上書皮，上書“車工數(shù)學”四字，當我們四目相對之時，都在彼此心里留下了“此時無聲勝有聲”的慰藉。

　　“知在”意蘊深幾許

　　“知在”原是著名作家張潔最后一部長篇小說的書名，我曾當面請教過她，張潔只說這是她創(chuàng)造的一個詞，沒作進一步解釋，讓我自己去體會。我讀完《知在》已有十余年時光，一直還在品咂這兩個字的意思，一時亦有一時的體味，越品越覺得意蘊深深深幾許。現(xiàn)在將它們借用在此，也請讀者自行去解讀吧。

　　孔見的《與他者共在》亦文學亦哲學，然而并不難讀，開宗明義道出他對仁道主義的理解，“人文主義的起點，是對人生命的珍惜、同情、愛護與尊重，它的終點則是人性的充分開展與圓滿實現(xiàn)”。汗漫借用元散曲的開山之作——元好問的自度曲《驟雨打新荷》作為自己散文的題目，對這位宋金對峙時期北方文學的主要代表給予了高度評價：“如果沒有元好問，靖康之變后，北方在言志、抒情上的能力，完全無法與擁有陸游、辛棄疾、范成大等詩人的南方，相互比肩”。張金鳳的《漢字二題》報告了她近年醉心于研讀漢字的成果，把一個個我們熟悉的字和詞進行精彩的散文化表達，其領悟之獨特、筆法之新異，如同一臺臺令人眼花繚亂的戲曲、一個個水袖上下翻飛的旦角，直讓滿場戲迷喝出一聲聲好。

　　這幾年一直在做中國文化功課的還有穆濤，他鉆研的范圍更廣，從星辰宇宙、地域山川、時間空間、季節(jié)氣候、器具珍玩、動物植物，乃至古書典籍、先賢圣哲、文人墨客中，回顧華夏文明的演進歷史，梳理中華文化的發(fā)展脈絡，追根尋源，借古喻今，視野縱深廣闊，格局大開大合，對照當今時代和社會的發(fā)展，提出了不少屬于個人的真知灼見，這是認真讀書的結果，也是邊寫作邊升華自己的過程，這從他的散文《季節(jié)里的中國原理》中可見一斑。

　　“繽紛”花樹交相映

　　一些“不太安分”的作者，早已不滿足于傳統(tǒng)散文的小風景，嘗試著走出那條“一枝楊柳隔枝桃”的舊堤，去蹚出“別開一番新洞天”的異路。

　　所以，黑陶《打碎的紫砂壺》寧愿“打碎紫砂壺”，也要贊頌李白筆下“偉大卻孤獨的野性長江”，欽敬沈從文一直向往做一匹“無從馴服的斑馬”。吳佳駿的《一天中的四分之一時光》冒險讓一個酒鬼做了主人公，他在鄉(xiāng)人眼里絕對不屬于一個正經(jīng)人；另一個主人公是丈夫突然離家、不得不獨自帶養(yǎng)兩個娃兒的可憐農(nóng)婦。以前這種人物頂多出現(xiàn)在虛構的小說里，現(xiàn)在散文家也想探究他們卑微的心路歷程。女作家素素的《我喜歡荒涼之美》則痛快宣布自己的心聲，這不是偏倚的價值取向，而是就大自然的生態(tài)保護而言。另外王子罕的《切爾諾貝利的生死悖論》、許言的《西部電影元素》、葉褐的《被吊銷執(zhí)照的魚類偵探》，從題目上就顯示出，這幾位年輕人看世界的新鮮眼光和下筆的奇異角度更是與前人不同了，連語言也變得有所不同。“分野中峰變，陰晴眾壑殊。”王維的詩句放在這里恰有一比。

　　我個人認為這種探索是非常值得推崇的，就算誰天天吃好吃不過的餃子，也是會膩歪的。所以我現(xiàn)在與大多數(shù)讀者一樣，更愿意讀一些創(chuàng)新型散文，諦聽鸚鵡八哥之外的鶯歌燕語，感受牡丹玫瑰之外的爭艷百花。不過，有一點當然是需要注意的，我也反對否定一切的極端傾向，不能為了追求語言就不要結構，為了標新立異就拋棄了寫作的一些基本原則，為了標新立異、特立獨行、與眾不同就把文章寫成“天書”——寫作雖說首先是抒發(fā)個人的心聲，但畢竟還是要考慮一下接受美學的“誡勉”，如果你孜孜矻矻寫寫寫，卻總是沒有讀者愿意讀，你怕不能老是用“陽春白雪和者寡”來安慰自己吧。

　　“思望”前頭萬木春

　　“思望”是我自己創(chuàng)造的一個詞，第一次“問世”是在張潔家，在她的“知在”面前。當時女評論家王緋也說出了一個她造的新詞，于是我也就鼓足勇氣說出了“思望”。張潔對此予以肯定，說語言應該是不斷發(fā)展的，這也讓我想起當年在大學課堂上，老師也說過語言不是死水，而是一條流動的河，信然！

　　從字面上看，“思望”不難解讀，但它確實有著多重含義，不只是思念和回望，還有許多欲說還休的心事與承載。趙麗宏的《情系中國藍》深情講述了已去世十余年的久保瑪薩女士，這位為中國的藍印花布追尋、辛苦了一生的日本老人，費盡千辛萬苦在上海建起了一座“中國藍印花布館”，并在生命的終點前，拒絕了日本有關機構收藏并提供固定展廳的邀請，她考慮的是“這些藍印花布，在中國創(chuàng)造，把它們留在中國吧”。閻純德《懷念漢學家魏柳南》筆下的主人公也是一位外國人，這位法國漢學家一生熱愛中國文化，為中法文化交流作出了屬于他個人的許多大的和細小的貢獻。對于中國來說，這樣的朋友是越多越好。

　　陳歆耕靜下心來研讀大歷史學家錢穆的著作《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創(chuàng)作的《文學之眼讀錢穆》不僅讀出了對人的崇敬，也讀出了有關歷史的三個問題，這種讀書態(tài)度是真正的讀書，對當下海量的走馬觀花式的瀏覽，亦是一種“以讀為鏡，可以正學風”的提醒。張曼菱《那些“常為新”的教誨》記述與任繼愈先生的交往，著眼點不在敬仰其學問，而在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最在乎的“做人”，歷代傳承，他們都是教導子弟作文先做人。秦檜、嚴嵩都有才學，字也寫得不錯，但他們在老百姓的口碑里是永被唾罵的奸臣，而岳飛、文天祥則是世世代代被歌頌的民族英雄。

　　特別想補充一句的是黃康生寫全紅嬋奪冠的小文《一跳驚天下》，14歲的農(nóng)村苦孩子，不僅是靠她的成績，還憑著她小小身軀里體現(xiàn)出來的強大的、不可遏制的、我們中華民族所特有的吃苦耐勞精神，感動和征服了天下人。因而我還是破例把這帶著稚氣的纖細小姑娘，放在與前面那些國際名人、中華名人同等的位置上——不過分，這是我們整個國家和民族明天的希望。

　　（作者：韓小蕙，系中國散文學會副會長；本文為花城出版社《2022年中國散文年選》主編序，發(fā)表時有刪節(ji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