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詩意的大地行走

　　《世界遺產在中國：歷史城市》 邵甬 周儉/編著 東方出版中心

　　麗江一景 圖片由同濟大學提供

　　平遙鳥瞰 圖片由同濟大學提供

　　【著書者說】

　　中國歷史城市數量之多、特色之鮮明，舉世聞名。這些城市擁有優美的自然環境、獨特的城市格局、眾多名勝古跡，或雄渾方正，或靈動舒展，或雖彈丸之地卻貫通世界，或經戰爭之亂卻屹立千年。它們體現了中華民族燦爛的歷史文化，在世界城市發展史上獨樹一幟。

　　在中國眾多的歷史城市中，有四座城的老城區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平遙古城、麗江古城、澳門歷史城區和廈門鼓浪嶼。為了細細講述這些世界遺產的故事，便有了這本我與周儉教授編著的《世界遺產在中國歷史城市》。在梳理這些城市的生命脈絡時，我發現，它們不僅擁有鮮明的城市景觀，更蘊藏著東方哲思以及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成果。它們的厚度和溫度，值得仔細訴說。

　　融東方哲思

　　中國傳統的城市建設思想與古代占據我國主導地位的儒家哲學密切相關。

　　儒家提倡禮教、倫理、秩序，因此在城市格局上，基本尊崇《周禮》的思想——根據城市的等級、發展水平等確定相應的城市規模、形式和公共設施體系。此外，儒家思想中“居中不偏”的思想，則反映在城市對中軸對稱的追求上，大到整個城池，小到民居院落，中國人將對社會秩序的追求，細致地反映在對空間“秩序感”的追求上。

　　英國學者李約瑟曾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寫道：“在世界別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像中國的城市和鄉村的建筑、園林、民居院落那樣體現‘人與自然融為一體’的存在。”李約瑟所說的“人與自然融為一體”，其實是我們中國人耳熟能詳的“天人合一”。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首先是一種思想，是在處理人與自然關系時的價值取向。《易經·乾卦·文言》說：“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兇吉。”北魏農學家賈思勰在《齊民要術》中曾闡釋道：“順天時，量地利，則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勞而無獲。”也就是說，人類做事情必須首先尊重自然的規律，在此基礎上因勢利導，方得成功，反之則會勞而無獲。這種與西方傳統文化秉持的“主客二分”完全不同的觀念，在中國源遠流長，且業已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大特色。

　　“禮制中庸”的建城思想和“天人合一”的人居理念，在中國傳統的城市中非常好地互相配合著，構建出一個個既有秩序、又追求宜居的中國城市。

　　以平遙古城為例，建城伊始，它就作為中原地帶的建制城市而存在，因而充分體現了中庸思想，“合院嚴正，樓閣巍峨”。在城市選址、民居院落、城市景觀方面，它又體現出“山環水繞，自然形勝”等思想。

　　麗江古城，則是在比較艱苦的自然環境下，由商業貿易集鎮發展而來，因此在大的格局上首先利用了山水等自然要素。隨著后期中央政府統治的加強，在城市布局以及民居院落中，亦體現出規制的作用。

　　澳門歷史城區、廈門鼓浪嶼的中國人街區以及民居院落也無不體現出這兩種思想的影響。

　　匯四海所長

　　有學者認為，中國文化的特點，不是以其優秀的文明去啟發與同化四鄰。中國文化，真正值得引以為榮之處，在于有容納之量與消化之功。

　　中國的四個世界遺產城市，雖然在起源、歷史發展、物質形態等方面都迥然不同，但是它們都能以開放的胸襟兼容并蓄多元文化，從而形成富有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

　　平遙古城的商幫，在走南闖北中累積了財富和經驗，也開闊了視野，從而創造性地開設了“票號”這一中國最早的金融匯兌系統。商業經濟的發展，帶來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從而為地域文化和樸素宗教思想的傳播創造了契機。市樓金井、河橋野望、清虛仙跡、書院弦歌……能工巧匠云集，造就了精彩紛呈的平遙古城。

　　麗江古城是滇川藏大三角民族文化交匯之地，是南方絲綢之路與茶馬古道的交匯點。世代居住在這里的納西族先民吸納漢、藏、白等民族的優秀文化，創造了自己獨特的文化。“居廬駢集，縈坡帶谷”“四通八達，回環連貫”，麗江的形制與格局充分利用了地形之利，建筑則體現出儒、釋、道并存的特色與風格。

　　澳門歷史城區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有力見證。16世紀，澳門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一個窗口。傳教士、商人的跨海國際航行，促進了西學東漸和東學西傳。澳門歷史城區中保留著的葡萄牙和中國風格的古老街道、住宅、宗教和公共建筑，見證了東西方美學、文化、建筑和技術影響力的交融。

　　鼓浪嶼是從19世紀中葉開始，由當地華人、來自多國的外國居民和還鄉華僑共同融合，形成的具有突出文化多樣性的國際社區。伴隨“天風海濤”的萬國來潮，各種價值觀念在那里交匯融合，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碰撞，都體現在鼓浪嶼獨特的建筑風格和城市肌理中。

　　存文脈之久

　　與單體的建筑遺產不同，世界遺產城市的文化內涵極其豐富，既有顯性的物質形態的呈現，又有隱性的社會、經濟、文化等因素的疊加。

　　它們是世界上各個地域的人們，在特定的自然、社會和經濟環境下形成的城市型聚落，是集體智慧的體現，也是文化的多樣性表達。在城市化的過程中，具有特定社會結構或者經濟分工和聯系的人們聚集在一起，形成了相對平衡穩定的狀態，也創造了富有特色的物質空間：權力機構設施往往成為歷史城市的重要構成要素，如衙署、廟宇、宗祠、教堂等；經濟上的繁榮支撐了人們對理想人居模式的探求和實現，民居建筑成為最具有地方特色的空間。

　　如果說新中國成立后，在老城的基礎上規劃設計新城是當時經濟條件下的無奈選擇，那么當下呢？

　　在當前經濟全球化、世界文化趨同的浪潮中，在城市規劃和建筑設計的理念日趨國際化的背景下，想要保護獨特歷史和文化所造就的城市風格，顯得尤為艱難。我們面臨提升生活品質的艱巨任務，我們需要對現有的基礎設施進行改造、對舊房屋的建筑質量進行維護、對雜亂的公共環境進行梳理、對缺乏的公共設施予以完善。但是，很多歷史城市，或采用消極保護的方式對歷史遺存置之不理，或采用大規模推倒重建的方式，傷害歷史的文脈。在城市面貌煥然一新的同時，是城市歷史文化的遺失，城市詩意景觀的消逝。

　　在麗江，東巴經中說，人與“署”（自然界幻化的超自然精靈），本來是同父異母的兄弟，但后來貪婪的人類過分侵擾自然，污染河流、亂伐草木、濫殺野獸，冒犯了“署”，結果兄弟成了仇人，人類遭到大自然的報復，洪水橫流、百病叢生。人類在驚恐無奈中只好祈求神靈、東巴教祖師和大鵬神鳥來調解。最終，人類與自然這兩個兄弟約法三章：人類可以適當開墾一些山地，砍伐一些木料和柴薪，但不可過量；在家畜不足食用的情況下，人類可以適當狩獵一些野獸，但不可過多；人類不能污染泉溪河湖、劈山炸石。在此前提下，人類與自然這兩個兄弟又重續舊好。這不是樸素的可持續發展思想嗎？

　　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湯恩比說，每種文明都是對某種挑戰的反應。羅馬人應對的挑戰是如何維持其龐大的帝國，于是創立了近代“國家”的雛形。埃及人應對的是尼羅河環境的挑戰，于是發明了一套完善的灌溉系統及相應的治理機構。如何應對新的人地矛盾的挑戰，也考驗著我們是否能夠創造新的文明。

　　歷史城市，是中國五千年文明的精華部分，也將啟發我們今天的城市如何延續中國的詩意。因此，歷史城市，需要我們一讀再讀，從它的形態，到它的肌理，至它的哲學。

　　(作者：邵 甬，系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