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串起全新的“蜀”——《尋蜀記》的寫作角度　　

　　【著書者說】

　　編者按

　　時隔35年，神秘的三星堆考古再次備受世人矚目。在新一輪的挖掘中，新出土的文物，造型異常精美、獨特，有高達3.95米的青銅神樹、超大的、完整的黃金面具、象牙、玉器、金箔器等……數(shù)千件文物，成功地搭建起了古蜀文明的高度，繪聲繪色地把一個失落已久的古蜀國重新拉到我們身邊，由此引發(fā)了人們對古蜀文明的好奇和想象。

　　本期《光明悅讀》為讀者推薦一本新書《尋蜀記》，該書是作者蕭易十九次與《中國國家地理》同行的發(fā)現(xiàn)之旅。作者選擇了四川近年來具有代表性的考古發(fā)掘以及荒野田疇的遺址，時間跨度從新石器時代到清代。書中不僅有耳熟能詳?shù)娜嵌选⒔鹕尺z址，也有諸多難得一見的現(xiàn)場見證。這些文物串聯(lián)起來，形成一部可以觸摸、踏訪的歷史，從而以考古的角度呈現(xiàn)了四川深厚的人文歷史。

　　今年，古老的三星堆又帶給世人驚喜，新發(fā)現(xiàn)的六個祭祀坑中出土了大量象牙、金面具、青銅鼎尊人像等，這些自成體系的文物，被古蜀人用于祭祀，追憶和崇拜歷史上赫赫有名的祖先、無所不能的神靈，向后人展示著他們天馬行空的幻想。除了三星堆，四川可謂中國考古的寶藏，最多的漢闕、崖墓，最多的佛教石窟，自成體系的道教石窟，最集中的宋代石室墓……為數(shù)眾多的考古發(fā)掘，給了我全新的角度去書寫四川歷史。

　　中國漢闕大半在四川

　　說起“闕”，中國人可能都會吟詠幾句詩詞，“樂游原上清秋節(jié)，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不知天上宮闕，今昔是何年？”這也難怪，單是《全唐詩》中寫到“闕”的古詩，就超過了千首。

　　“闕”，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中釋為“門觀”，晉人崔豹的《古今注》說得更為具體：“闕，觀也。古者每門樹兩觀于其前，所以標宮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闕”是中國古代豎立在城市、宮殿、祠堂、廟宇、陵墓兩旁前的標志性建筑，用途不同，自然也就分為了城闕、宮闕、祠廟闕、陵墓闕。

　　漢代是“闕”的極盛時代，“漢闕”一詞由此得名。漢朝創(chuàng)立之初，丞相蕭何在長安營建未央宮，除了前殿、武庫、太倉，還修筑了東闕、北闕。漢高祖認為天下未定，就修建如此壯麗的宮闕，實在太過奢侈。蕭何答道：“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換句話說，巍峨壯麗的東闕、北闕，就是大漢帝國威儀的象征。

　　詩詞中的漢闕汗牛充棟，留存至今的“闕”卻是鳳毛麟角。中國現(xiàn)存漢闕45座，其中四川省24座，山東省11座，河南省3座、江蘇省1座、重慶市6座、北京市1座，又以四川省最為集中，獨占中國漢闕的半壁江山。四川的漢闕，廣泛分布在綿陽、雅安、梓潼、蘆山、德陽、夾江、渠縣等地，建于東漢建武十二年(36年)的梓潼李業(yè)闕，是中國迄今最年長的漢闕。

　　四川的漢闕，以陵墓闕最為常見，它們是一些禮儀性建筑，立在帝王將相、文武百官陵墓墓道兩旁，是墓主身份與地位的象征，普通百姓是不能用“闕”的。漢代蜀地的殷實之家，則大多選擇在崖墓中安葬，所謂崖墓，即在巖壁上鑿穴筑室，并仿照墓主生前生活，分割成享堂、墓室、盥洗間、廚房諸多空間。漢代，崖墓在四川盆地盛極一時，密如蜂巢般分布在長江、涪江、岷江、沱江、嘉陵江、郪江及其支流兩岸巖壁上，如同滿天星斗一般遍布四川的丘陵山地，成為漢人靈魂棲息之所。正如陶淵明在《挽歌》中吟唱的那樣：“死去何所道，托體共山阿。”

　　崖墓中的彩繪，出土的畫像磚，石棺上的雕刻，則打開了一扇了解漢代人生活的窗口：高深的宅第中，墓主與賓客席地而坐，舉杯暢飲，在鐘、磬、鼓、排簫、笙、瑟等多種樂器的伴奏下，舞女揮舞長袖翩翩起舞，表演著漢代流行的“長袖舞”……

　　在漢人看來，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終結，而是另一種生命形式的開始。于是，許多崖墓中時常重復著這樣的場景：墓主穿越天門，來到昆侖山拜會西王母；西王母端坐在龍虎座上，世人夢寐以求的不死藥，由活潑的玉兔、蟾蜍搗制著，三足烏、九尾狐往來穿梭；生著雙翼，長著長耳，赤身裸體的仙人自在遨游……兩漢時期，對西王母的崇拜達到頂峰，中央政府甚至設立專門的官員負責西王母的祭祀，漢人無不幻想死后能升入仙境，遨游昆侖山，向西王母求得不死藥。

　　中國石窟藝術的下半闋

　　“西風殘照”的漢闕與“視死如生”的崖墓，鐫刻下了漢代蜀地的歷史。唐代的蜀地，也是鐫刻在石頭上的，漫山遍野的石窟寫下了唐人的故事、祈請。

　　唐廣明二年三月廿八日(881年)，陵州(晚唐轄仁壽、貴平、始建、井研、籍縣五縣，治所位于仁壽縣)仁壽縣桐林鄉(xiāng)崇賢里，鄉(xiāng)民羅靖走出家門，來到寺院，蜀地的春天姹紫嫣紅、桃紅柳綠，是一年中最好的光景。幾個月前，他拿出積蓄，找來工匠，為小兒之玉，開鑿了一龕延壽命菩薩，今日已完工了。菩薩頭戴寶冠，寶繒垂肩，面部飽滿，身著天衣，瓔珞蔽體，善跏趺坐于雙層方座之上。

　　不知羅靖可曾聽說，兩個月前，當今天子唐僖宗逃到了成都，黃巢義軍在長安焚燒市肆，掠奪財產，誅殺官吏、皇族，長安城形同水火。晚唐天下紛亂，時局動蕩，老百姓的命運如同一葉扁舟在狂流中顛簸，生活安定、延長壽命成為他們在亂世中的渴望。石窟完工后，羅靖讓工匠加上了兩則題記：“敬造延壽命菩薩一龕永為供養(yǎng)”“桐林鄉(xiāng)崇賢里……靖弟子為男之玉……延長造，因齋慶過……廣明二年三月廿八日弟子羅靖供(養(yǎng))”。

　　光芒千佛崖地處仁壽縣順龍村，現(xiàn)存37個大小龕窟，大多殘損，荒草中插著幾只未燃盡的香燭，鄉(xiāng)民進山勞作，往往帶把香火插在石窟前，荒野中的佛像才迎來久違的香火。順龍村距離成都不過一小時車程，不承想到，就在這里，我找到了巴蜀石窟的新題材，延壽命菩薩此前僅在新疆吐峪溝、敦煌莫高窟發(fā)現(xiàn)帛畫、絹畫。

　　仁壽縣境內現(xiàn)存壇神巖、牛角寨、渣口巖、千佛寺、殺人槽、兩岔河、能仁寺等唐代石窟點。在四川，幾乎每個市、縣中都有為數(shù)眾多的唐代石窟，比如廣元、巴中、綿陽、夾江、安岳、丹棱等。不管是分布點位，還是數(shù)目，四川石窟的數(shù)目都是中國最多的，改寫了清人“唐盛宋衰”的論斷，將石窟的歷史延續(xù)數(shù)百年之久。如果說北方、中原寫下了中國石窟上半部歷史，巴蜀就是下半闋。

　　在考察石窟的過程中，重慶市大足區(qū)石門山一龕玉皇大帝造像，引起了我的注意。它柳眉杏眼，儀表堂堂，頜下一縷長須，頭戴冕旒，身著圓領長袍，如同古時的帝王一般威嚴肅穆；龕口的護法神千里眼、順風耳張牙舞爪、青筋暴露。在石門山三皇洞中，我又看到了天篷大元帥，它便是家喻戶曉的豬八戒，幼時讀《西游記》，曾想過這貶下凡塵前的天篷大元帥，該是什么模樣？沒想到卻在這里與它不期而遇。題記顯示，石門山是宋朝南渡后的作品，約開鑿于紹興年間(1131—1162年)。

　　《西游記》寫的雖是唐僧師徒取經的故事，恐怕給讀者印象更深的卻是以玉皇大帝、王母娘娘為主宰的天庭，以及它們麾下天篷大元帥、太白金星、六丁六甲、土地公公等龐雜的道教神祇。石門山給了我一個啟示，根源于中國本土的道教，也是要開鑿石窟的，雖然這多少有違“道本無形”“道至隱，無狀貌形狀也”的古訓。

　　道教石窟的數(shù)目，大約只有佛教石窟的百分之一，以四川省與重慶市數(shù)目最多，最為集中，這里古稱巴蜀，是天師道的發(fā)源地，有著深厚的道教淵源。根據(jù)年代，我將中國道教石窟分為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七個時期，除了元代，其他時期的道教造像都在巴蜀有發(fā)現(xiàn)。風格各異、題材多變的石窟，勾勒出道教在歷代王朝的盛衰春秋，打開了一扇走進道教的大門，這也是“最中國”的石窟。

　　再現(xiàn)《東京夢華錄》

　　宋代，伴隨著中國經濟中心南移，長江邊的瀘州，作為夷漢交界之地，乾道六年(1170年)升為潼川府路安撫使所在地，絡繹不絕的遷徙者，或因做官、或因歸鄉(xiāng)，或因商貿，或因參軍來到瀘州，經由數(shù)代苦心經營，最終在這片土地上立足。一百二十年中，瀘州人口暴漲接近十倍。

　　有意思的是，瀘州也是中國宋代石室墓最集中的區(qū)域之一，境內的瀘縣、合江縣有大量宋墓存世。每到夏天，隱藏在山包中的宋墓就被雨水沖刷出來。瀘縣羅盤山地處奇峰鎮(zhèn)紅光村，是個馬蹄形山包，山腰分布4座宋墓，一、二號墓是合葬墓，同穴異室，共用墓壙。一號墓橫梁上有則簡短的墓志：

　　宋故陳公諱鼎，字國鎮(zhèn)，享年六十一，官至承奉郎，時淳熙丙午十二月十三日，既大祥惟吉葬之，銘曰：隱其德兮微而彰，修其身兮抑而揚，亦既有子班簪裳，嗚呼丞奉其不亡。

　　墓主陳鼎，生前曾任承奉郎，《宋史·職官志》記載，承奉郎為從八品，位列文官第二十四階，官微俸薄。宋淳熙丙午(1186年)冬天，六十一歲的陳鼎在家中溘然長逝，并于同年十二月歸葬羅盤山。

　　幼時看《水滸》，不少章節(jié)猶歷歷在目。第十三回《急先鋒東郭爭功 青面獸北京斗武》，索超與楊志在京師比武，索超“頭戴一頂熟鋼獅子盔，腦后斗大來一顆紅纓，身披一副鐵葉攢成鎧甲，腰系一條鍍金獸面束帶，前后兩面青銅護心鏡；上籠著一領緋紅團花袍，上面垂兩條綠絨縷頷帶；手里橫著一柄金蘸斧”。陳鼎墓右側武士，戴的是虎頭形頭盔，身披鎧甲，腰上束帶，胸口罩圓形護心鏡，外罩長袍，手上握的恰好也是大斧，與索超裝扮頗為相似。

　　《水滸》雖是北宋故事，北宋、南宋的武將裝備其實并無太大區(qū)別，也就是說，這些栩栩如生的武士，從某種程度而言就是梁山好漢的再現(xiàn)，如同一部雕刻在石頭上的《水滸》。

　　近年來，瀘縣文管所從民間征集了諸多石刻，文管所庫房中，一排排武士、侍女倚在墻壁上，青龍、白虎鋪滿地面，連下腳的地方都沒有。漫步其中，恍若穿行在北宋汴京城中。其中一件雕刻，彎曲的欄桿上，六名女子或吹笙，或托鼓，或奏笛，或舞蹈——這是瓦肆勾欄。

　　汴京城里勾欄眾多，又以東角樓街巷最為集中，《東京夢華錄》如是寫道：

　　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則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欄五十余座。內中瓦子蓮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數(shù)千人。

　　汴京城里有三處瓦子，有五十多座勾欄，大的可容納數(shù)千人，賣藥、賣卦、博彩、飲食無所不備，令人流連。從瀘縣宋墓出土勾欄來看，在南宋的縣城鄉(xiāng)野，瓦肆勾欄依舊流行，那些曼妙的小曲、雜劇，依舊日復一日地上演著。

　　千年之前的宋朝，曾在《清明上河圖》中留下了繁華的氣息，商旅云集，百肆雜陳；也在《東京夢華錄》《夢粱錄》中留下了曼妙的記憶，瓦肆勾欄，繁花似錦。千百年后，隨著一座座宋墓被發(fā)現(xiàn)，我們看到了宋人的焚香、宴飲、插花、樂舞，乃至他們的心靈與思想。

　　宋代之后，四川依舊有不少重要發(fā)現(xiàn)，江口沉銀是中國繼定陵之后，最大的明代考古發(fā)現(xiàn)，遺址出土的數(shù)萬件金簪、銀戒指、銀簪子、銀耳環(huán)，來自無數(shù)個樸素的明代家庭，城破之日，它們的主人被迫交出畢生的珍藏，爾后在無休止的戰(zhàn)亂中香消玉殞，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張獻忠屠蜀的殘暴。此外，綿陽平武縣的報恩寺，是中國現(xiàn)存最完整的明代寺院；瀘縣境內有明清龍橋154座，是中國最集中的龍橋群。

　　我們熟悉的蜀地歷史，往往是通史的書寫方式。考古發(fā)掘則提供了一個新的角度，諸多遺址出土的文物，不僅是蜀地風華的再現(xiàn)，其背后的歷史人物、家族浮沉，尤其是諸多小人物的命運，也將我們的視角帶入歷史細節(jié)與微觀剖面。從這個角度而言，考古發(fā)掘，串聯(lián)起了一本全新的“蜀”，它在傳統(tǒng)的史書以外，可以觸碰、感受。

　　(作者：蕭易，系《天府廣記》雜志主編、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