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有一天會做朋友”——《死去的太陽》與巴金的道路

　　巴 金

　　《死去的太陽》是巴金的第二部文學創作，之前只有一部在法國期間完成的《滅亡》，《新生》雖然被看成是《滅亡》的續篇，創作時間卻晚于《死去的太陽》。從小說中的人物塑造、行文敘述等角度看，《死去的太陽》相較另外兩部也顯得較為單薄粗糙，但在巴金的整個創作生涯中，《死去的太陽》第一次直接觸及工人運動題材，且有真實的歷史史實為依據。也是在這部作品中，巴金奠定了之后創作的普遍基調，即矛盾痛苦掙扎中卻不乏光明的信號。這并非什么創意之舉，卻是巴金的主義信仰與創作實踐間的對抗與調和。

　　討論《死去的太陽》前需要簡單回顧《滅亡》。《滅亡》的重要意義不僅在于是巴金文學創作道路的起點，同時也是一個對世界和時代充滿浪漫夸張想象的革命青年的表白之作。巴金本人后來曾回憶《滅亡》的創作動機，表示只是因為彼時身在異國他鄉郁悶寂寞，為了緩解鄉愁提起筆來，并未太放在心上，直到持續接到大哥的來信說些希望他“揚宗顯親”的話，他才覺得有必要借文學創作向大哥表白心跡，“如果他讀完以后能夠撫著我的頭說：‘孩子，我懂得你了。去罷，從今以后，你無論走到什么地方，你哥哥的愛總是跟著你的！’那么，在我是滿足，十分滿足了！”于是有了杜大心的形象，有了巴金最早的對于革命現實與行動的書寫。《滅亡》的結尾，心灰意冷的杜大心選擇完成“獻身”，這顯然和巴金的信仰與思想有關，但巴金將流血犧牲這樣的少年意氣赤裸裸地告知供養他生活、對他寄予厚望的長兄，在傳統文化意義上講其實是“大不孝”，彼時年輕而性情激烈的巴金恐怕無暇多思，對現實與革命的理解也較為粗淺。《滅亡》全文充斥著青年知識分子的怨懟、不安與憤慨，與其說是記錄青年人的革命過程，不如說是展現了青年人在愛情、工作與生活中的諸多不滿與矛盾，巴金對“革命”活動的理解停留于發傳單、寫文章、集會討論等，這也是他個人在去國離鄉之前的主要社會經歷。

　　巴金雖然將杜大心設定為參加了“社會主義的革命團體”，但對“社會主義革命”本身的具體事項顯然并不熟悉，這也就使得他在回國后的30年代初，面對彼時整個社會的氛圍多少有些隔膜。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國社會，在歷經了五四落潮和大革命失敗的沖擊之后，知識分子多有沉湎于消極憂郁情緒之中者，但更多的是奮起重尋未來出路的仁人志士，而彼時社會主義思潮大行其道，在思潮中成長并已經度過草創初期艱險的中國共產黨和日益壯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群體開始產生越來越重要的影響。巴金自少年起信仰的便是社會主義思潮中的互助、正義、犧牲，這一主義具有強烈的烏托邦色彩，包括蔡元培、毛澤東在內的眾多重要人物早年都是其重要理論家克魯泡特金的擁躉，蔡元培也正是在這種理論的滋養下，結合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諸多理論，提出了“勞工神圣”的命題，雖然蔡元培最初將勞力者、勞心者都劃歸“勞工”作為完善人格的必要，但到了20年代末，政治時局的持續變動使得社會氛圍普遍左傾，這便使得“勞工神圣”成為一種對“勞工”，尤其是對底層工人進行著重關切的政治正確。巴金在這樣的情境下回到上海，并未取得任何法國的學位，也并未習得任何可以“揚宗顯親”的技能，只是多了不少革命與斗爭的經驗，他也確如夏志清所說，“是一個具有強烈道德感——甚至可以說宗教狂熱——的人”，此時拯救生民于水火，開創一個理想新中國便是巴金的“宗教”，于是便將書寫的目光集中于以工人為主體的五卅運動也算是水到渠成。

　　首先需要討論的，也是主人公吳養清最關切的，即工人運動。根據學者張全之的研究，巴金真正意義上描寫工人運動的小說只有《死去的太陽》和《雪》兩篇。《死去的太陽》是巴金最初的嘗試，此時距離《滅亡》的創作過了大概兩年，那個在痛苦矛盾中掙扎的“杜大心”也有了不少改變，成長為看起來較為成熟穩重的吳養清。在小說中，巴金賦予了吳養清一定的身份背景，他是“受命”前往南京的，但這一人物顯然更多是無政府主義者巴金本人的化身，他親眼目睹了上海的血腥大屠殺之后一心寄望于南京罷工運動的另一番景象，結果卻也事與愿違。值得注意的是，吳養清的失望并非建立在革命行動的外在挫敗，而是出于對底層工人生活困苦的人道主義同情。巴金其實把握住了當時社會環境下工人運動的本質難題：反抗和斗爭當然是必要的、正義的，但在這種必要和正義得到完美實現之前，因為罷工失去收入的普通工人已經飽受折磨，甚至饑寒交迫而死；如果顧及當下的溫飽而屈服于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壓榨，又無異于飲鴆止渴，長遠看必定導致各個階層的苦痛。面對這樣的困境，“吳養清”又變成了“杜大心”，失望、焦慮、痛苦，而這時代替“杜大心”去獻身的是李阿根，而與此前簡單“滅亡”的結局不同，這次在獻身火海的李阿根之外，多了一個革命的“啟蒙者”。

　　“但是你一定要聽我說清楚，”吳養清哀求地說，“我并不是只有五分鐘的熱度，我并不是欺騙工人，然而我不能夠看見工人那樣地挨餓。如果我是一個益記工人，我也許會反對復工。但是現在我自己吃飽飯，我不能夠看人家犧牲。你現在可以了解我，可以原諒我罷？”

　　王學禮突然轉過身子，用他顫抖著的大手緊緊地抓住吳養清底右手。吳養清看見他底眼角里各嵌著一滴大眼淚。“在我們兩個人中間，是沒有原諒存在的。也許我不了解你，但是你也不了解我。你不能夠了解我們工人。你只知道憐憫，然而我們工人所需要的卻是超于憐憫以上的東西。除非你是一個工人，我們就永遠不能了解。”

　　“超于憐憫以上的東西”是什么，巴金沒有繼續討論，或許是“勞工神圣”的榮耀，或許是無政府主義者追求的平等與尊嚴，但此時，在李大釗、陳獨秀等人的推動下，在馬克思主義者的不懈努力下，“工人運動”的主體“工人階級”儼然成為全新的主人，成為最可依靠的力量。五卅慘案后的群眾運動最終也被證實為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有計劃有組織的工人運動，于上海發源后席卷全國，并從工人發展到包括學生、商人、市民等在內的社會各階層，一時間風起云涌，拉開反帝國主義壓迫的革命浪潮的序幕。可以說，這一運動之所以彪炳千古，正在于其第一次在真正意義上發動了工人群體，證明了政府無能之外的廣大人民群眾的力量，這也是中國共產黨可以且應該領導革命的合法性所在。然而，此時的巴金是堅定的無政府主義者，他安排給王學禮的結局也依然是“杜大心”式的，即便多了兩年的歷練，即便隱約意識到了“憐憫”之上的東西的存在，卻還是無法更進一步，無法認知到在人道主義的憐憫以外，真正可以改變工人生活現狀與廣大人民群眾反抗狀態的組織性與制度性因素，無法意識到馬克思主義對“勞工神圣”的批判性解讀，無法理解黨群關系對工人運動成敗的決定性影響。換句話說，巴金的視角始終是外在的，“如果讀者覺得我的英雄有點幼稚、滑稽，那么請他明白小資產階級大半是這樣的”，也就是說，巴金依然在寫“自己”的故事，在寫那些不切實際的幻想與現實真相的激烈碰撞。雖然在強調“我相信靠了大眾底力量，我們會走到那里的，至少我們底弟妹們會走到那里”，“望著這許多面旗幟和大隊的群眾，他感到一個偉大的時代底來臨”，然而最終卻不得不面對“在同一個運動中他們只是演講、發宣言、拍通電、作文章，而別的人卻在受苦”的事實。巴金的敘述視角雖然從《滅亡》中的過度關注個人轉移到了對歷史現實的著重關懷，采用的書寫手法還是陳舊的，依然是浪漫化的革命想象與深情而不得的戀愛相結合。于是在小說結尾，使得吳養清振作起來的，是戀人和同志的死亡，是生硬轉折之下的強行樂觀。這份樂觀或許也是常年在激情與憂郁之間掙扎的肺病患者巴金社會意義上的難得“進步”。

　　作為革命層面的“啟蒙者”，王學禮當然還是稍顯稚嫩，但他卻開啟了一個重要的向度，即讓吳養清（巴金）開始意識到，“也許我們有一天會做朋友”，這本是王學禮對吳養清同志式的告白，卻也使吳養清開始思考他和王學禮之間的互不了解并非是單純的有關憐憫的理解不同，而是有著立場與境界的差異。巴金當然是觸及了最為根本的時代難題，觸及了30年代文人知識分子普遍關切的問題，即我們以及我們的社會、國家要往何處去？文人知識分子何為？杜大心與李阿根的犧牲多有無謂之意，這是巴金內心與魯迅同構的虛無與絕望，但王學禮顯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這種虛無與絕望，他在吳養清心中種下了一顆種子，即他們成為朋友的可能，這種“做朋友”不只是認同彼此對某一問題的看法，更是理解一種立場、一種主義乃至一種建設未來社會的理想，給予工人階級乃至所有民眾憐憫以上的東西。從一個杜大心或吳養清式的“憐憫的人”變成王學禮式的擁有“人的憐憫”，或許才是“會做朋友”的那“一天”到來的契機，是真正意義上的“死去的太陽”變成“新生的太陽”。自此，巴金的主義信仰與現實行動有了最基本的觸碰與調和。

　　從《滅亡》到《死去的太陽》，再到緊隨其后的《新生》，巴金顯然理解了王學禮，在追尋“有一天”的道路上馳騁前行。或許巴金終其一生都沒有成為王學禮所說的那種“朋友”，但之后呈現井噴式創作狀態的巴金交出了《家》《春》《秋》《霧》《雨》《電》，交出了《第四病室》《憩園》《寒夜》，在近80歲高齡還寫出了《隨想錄》，他對自身信仰與現實境況的理解與認知敦促他對道路的尋找乃至開拓從未停止，且早已超出了物質層面而進入精神領域。巴金的寫作及其道路，極為忠誠地為讀者呈現了時代的迷惑與迷惑中的自我省思。（樊迎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