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牽風記》的文學史意義

　　作者：張烈鵬

　　第十屆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作家徐懷中的長篇小說《牽風記》，能夠給讀者帶來強烈的思想震撼和獨特的審美體驗。筆者認為，作為我國當代軍旅文學的一座高峰，《牽風記》的文學史意義主要體現在其故事情節的構思、人物形象的塑造和表現手法的創新上。

　　　不同尋常的戰地傳奇

　　《牽風記》以1947年晉冀魯豫野戰軍挺進大別山為歷史背景，講述了女主角汪可逾入伍投奔光明卻在19歲不幸犧牲的壯烈故事。本書并未將筆墨側重于硝煙滾滾的戰爭場面，而是以戰爭為背景，濃墨重彩地描寫了三個人、一匹馬、一張琴之間的曲折故事，寫愛情、寫友情、寫人性，寫唯美而靈動的生命氣象，也寫了人與自然的神奇關系。這種內容設定，在我國軍旅文學創作中稱得上是一種開拓和突破。

　　《牽風記》在故事情節上的不同尋常，部分原因也出于作家筆下的古琴和軍馬。那張宋代古琴是汪可逾作為知識分子的象征，是她在奔赴延安途中改變行程進而改變人生軌跡的緣起，也是架設在她與“夜老虎團”團長齊競心靈之間的橋梁。琴聲吸引軍馬“灘棗”而來、古琴被迫埋藏于山中、古琴偶然之下失而復得等情節，無不暗示了一種奇特的際遇。汪可逾彌留之際彈奏無弦之琴，仍能引得“灘棗”前來，更是讓人拍案稱奇。汪可逾死后，古琴陪伴著齊競，則寄托了他的思念。毫無疑問，古琴在作品中穿針引線，貫通前后，起到了揭示人物身份、推進故事情節、深化主題思想、彰顯傳奇色彩的重要作用。

　　軍馬“灘棗”，是夜盲癥、平足患者汪可逾在行軍途中的伙伴，也是她人生命運的見證。“灘棗”仿佛能夠聽懂她的琴聲，樂意親近她、為她服務，幫助她一次次擺脫險境——這是以馬為喻，表達出對美、對文化的熱愛和追隨。“灘棗”逃過槍林彈雨成為一匹山中野馬后，仍能循著“琴聲”找到汪可逾，冥冥之中感受到她的托付。這種神性形象的塑造，提升了它的生命價值，也為中國文學留下了響遏行云的蕭蕭馬鳴。

　　突破性的人物塑造

　　汪可逾出身書香門第，擅長彈琴，寫得一手好字；長相美麗端莊，白白凈凈，“臉上掛著一絲天然的微笑”，還有一雙靈巧好看的手。政治上，她追求進步，十四歲就隨二哥奔赴延安，途中因變故進入太行第二中學學習，幾年后畢業入伍。她純潔善良，追求完美，上床休息了也要起身把地上放反了的鞋子擺放整齊，住在房東家里執意要更換貼在大門上的倒裝對聯，寫標語寫到一半遇到部隊緊急集合也要堅持寫完最后一個字。臨終之際，她將塵世中所有外在的東西全部卸除，只留下了最完美的形象。通過塑造這一戰爭年代女性革命青年的典型藝術形象，作者表達了對文明的禮贊和對先進知識分子的謳歌。

　　與汪可逾相比，通信員曹水兒屬于“另類英雄”。他出身貧苦，早早參加了革命隊伍。他高大威猛、辦事果決，能夠通過巧辨風向識破敵人陰謀，挖地洞藏身躲過燒山搜查。對于文化教員汪可逾，他真心敬重，關鍵時刻挺身而出，冒著生命危險一路護送，這些恰是文化教育的作用。但曹水兒身上也有許多毛病，在軍營中廣受非議，最終遭人告發，公審后送了性命，這又是可悲的、可嘆的。這一文學形象是有血有肉的，也是不可替代的。

　　齊競則是個典型的儒將，博學多聞、精于音樂、善于演講、工于攝影、長于帶兵。但他更是矛盾的統一體，狹隘自私的性格讓他一輩子背負著沉重的精神十字架，這一形象塑造是立體的、真實可信的，也是嶄新的。

　　正如一些評論所指出的，“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大都是此前的文學作品中未被充分塑造過的，他們的原型來自作家當年的親歷，于是這些人物又那么真切可感。”

　　　推陳出新的表現手法

　　在表現手法上，《牽風記》有很多高明和創新之處。比如，它的環境設置和細節描寫就很值得稱道。它將唯美的故事放置于紛飛的戰火和雄奇神秘的大山之中，時空縱橫，別開生面，并創造性地采用大背景、小敘事的手法，文筆講究，一枝一葉刻畫入微。在第十一章，汪可逾帶領慰問團路經小河渡口，堅決不讓馬車從敵方士兵尸體上軋過去的細節，讓人清晰地看到了她靈魂深處的光芒。又如文中寫到汪可逾動員俘虜們進行貴重物品登記，發現一些俘虜暗自將金銀首飾踩進泥土私藏，于是便下達“向前十步走”的口令，然后要求俘虜們尋找丟失的物件，從而做到真相大白。這一細節將女主人公過人的智慧描繪得生動傳神。

　　作品中充溢的神奇想象和詩化的語言，也讓人印象深刻。比如在《黃河七月桃花汛》的章節中，百名女性擠滿渡船，構成了一幅獨特的圖景，很有藝術感染力。再如老軍馬獨自移尸、榕樹洞鳥蟲難入等，更是放飛了想象的翅膀。結尾處，齊競將軍去世后，布偶貓縱身桌面撥響古琴應該是想象出來的情節，寫實中滿是浪漫，凄美的意境令人扼腕、深思和反復品味。

　　與其他偏于沉重的戰爭小說不同，《牽風記》抒情真切、空靈奇崛，“是一部具有深沉的現實主義質地和清朗的浪漫主義氣息的長篇小說”。這兩者的有機結合，也算得上《牽風記》對當代文學的一個貢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