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村子里的普通人立傳
范劍鳴的非虛構文學作品《風吹蒿萊》(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最打動人的是,他在梅江邊的江西省瑞金市駐村扶貧四年,將那個叫下壩的村落視為他文學上的故鄉來書寫。這使得作品已然超出了一個駐村干部的視覺和心理體察。作者是從鄉村走出去的孩子,內心對鄉土有著抹不去的熱愛,從他踏上下壩的第一天開始,精神上的那根血管就同那片鄉土嚴密無縫地對接上了。他對下壩的觀察、探究、反思,其實也是對其真正的故鄉“上長洲”的觀察、探究和反思,兩者是同時進行的,也是同時存在的。這是作者對下壩發自內心的尊重,致以崇高的禮儀。
作者以一個駐村干部的視角,觀察鄉村在扶貧政策攪動下呈現的新風貌。作品通過一個個鄉村人物,一項項鄉土風物,剖解鄉村重新迸發的生機,真實地反映了梅江人家的命運曲折和全新希望。在傳統與現代的交織中,在物質與精神的變化中,作家挑選出富有典型性的人物事件,把各項扶貧政策和政府關懷有機地鑲入敘事性文本,同時切入作家早年在梅江流域的生存記憶,從而讓村莊的發展擁有歷史的深度,使之成為一個有意思的村莊樣本。
《風吹蒿萊》的個性化寫作風格很明顯。作家沉入一線融入鄉村是緩慢的、沉著的,因而也更加真切。他在開展工作的同時兼顧讀書寫作,精神生活與鄉村勞績同步運行,真實地反映知識分子走進鄉村的心路歷程。特別是文末附錄的一組詩歌,表明作家努力以文學色彩經營一個新時代的鄉村切片,作家最終是想建構一種文學化的鄉村。
事實上,當作家走進新農村點采風,直觀的只是廣大鄉村扶貧的成果。扶貧是一個國家戰略,它是可溯源的,也是應該溯源的,但其實又不是那么容易溯源的。作家采風當然是一種溯源,但那是二手的,是聽當事人講述的,顯然也是容易過濾的。這樣一來,當事人自己的寫作就顯得難能可貴。這種溯源既是公共性的,又是個性化的,既是時代記錄,又是人生追憶,能夠保存更多新鮮、多彩的細節,使一個時代在文字里凸顯更細致的紋理。
范劍鳴是個有理想的作家,在創作這部駐村筆記時,自覺地拿梭羅的《瓦爾登湖》來做參照,從中汲取營養。梭羅輕物質,重精神,追求的是他個人內心的平靜。“梭羅居于湖邊,從物質生活上看是平地,但從精神生活上看是高嶺。”扶貧先扶志,脫貧先立志。作者在駐村期間,“對貧困的內涵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打量和探究”,并踐行到扶貧工作中,以其精神之富有來幫助貧困戶明志立志。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也是當下知識分子在精神上的一種擔當。
作者顯然不滿足于這部作品僅僅作為筆記而存在,創作伊始,他預設自己將要為下壩的人物寫一本新的“生命冊”,為村子里的普通人立傳。在這里,作者不再是“第三方”的角色,也不是“彌合者”的身份,而是責任感和使命感加身的作家。筆下的人物,不只是他工作的對象,而且上升為一個個飽滿的文學形象,從人性的層面上對其考量,重塑其精神。
《風吹蒿萊》進入的角度是獨特的,沒有正面的強攻,也沒有羅列枯燥的數字,而是以一個個典型的故事,一個個鮮活的人物來說話。每則筆記都是一篇很有分量的散文。它沒有搭建恢宏的框架,但視角是廣博的,既有對梅江人文歷史的考證,亦有對民間傳說的敘述,還囊括了物產、飲食、婚喪嫁娶等風俗習慣,鋪陳了一幅絢麗的民俗風情畫卷,有著顯豁的區域性,并結合脫貧攻堅的時代性,展示出鄉村在發展和傳承之間的復雜、融合,以及前行的光芒。
(作者:樊健軍,系江西省作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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