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村子里的普通人立傳

　　　范劍鳴的非虛構文學作品《風吹蒿萊》（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最打動人的是，他在梅江邊的江西省瑞金市駐村扶貧四年，將那個叫下壩的村落視為他文學上的故鄉來書寫。這使得作品已然超出了一個駐村干部的視覺和心理體察。作者是從鄉村走出去的孩子，內心對鄉土有著抹不去的熱愛，從他踏上下壩的第一天開始，精神上的那根血管就同那片鄉土嚴密無縫地對接上了。他對下壩的觀察、探究、反思，其實也是對其真正的故鄉“上長洲”的觀察、探究和反思，兩者是同時進行的，也是同時存在的。這是作者對下壩發自內心的尊重，致以崇高的禮儀。

　　　　作者以一個駐村干部的視角，觀察鄉村在扶貧政策攪動下呈現的新風貌。作品通過一個個鄉村人物，一項項鄉土風物，剖解鄉村重新迸發的生機，真實地反映了梅江人家的命運曲折和全新希望。在傳統與現代的交織中，在物質與精神的變化中，作家挑選出富有典型性的人物事件，把各項扶貧政策和政府關懷有機地鑲入敘事性文本，同時切入作家早年在梅江流域的生存記憶，從而讓村莊的發展擁有歷史的深度，使之成為一個有意思的村莊樣本。

　　　　《風吹蒿萊》的個性化寫作風格很明顯。作家沉入一線融入鄉村是緩慢的、沉著的，因而也更加真切。他在開展工作的同時兼顧讀書寫作，精神生活與鄉村勞績同步運行，真實地反映知識分子走進鄉村的心路歷程。特別是文末附錄的一組詩歌，表明作家努力以文學色彩經營一個新時代的鄉村切片，作家最終是想建構一種文學化的鄉村。

　　　　事實上，當作家走進新農村點采風，直觀的只是廣大鄉村扶貧的成果。扶貧是一個國家戰略，它是可溯源的，也是應該溯源的，但其實又不是那么容易溯源的。作家采風當然是一種溯源，但那是二手的，是聽當事人講述的，顯然也是容易過濾的。這樣一來，當事人自己的寫作就顯得難能可貴。這種溯源既是公共性的，又是個性化的，既是時代記錄，又是人生追憶，能夠保存更多新鮮、多彩的細節，使一個時代在文字里凸顯更細致的紋理。

　　　　范劍鳴是個有理想的作家，在創作這部駐村筆記時，自覺地拿梭羅的《瓦爾登湖》來做參照，從中汲取營養。梭羅輕物質，重精神，追求的是他個人內心的平靜。“梭羅居于湖邊，從物質生活上看是平地，但從精神生活上看是高嶺。”扶貧先扶志，脫貧先立志。作者在駐村期間，“對貧困的內涵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打量和探究”，并踐行到扶貧工作中，以其精神之富有來幫助貧困戶明志立志。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也是當下知識分子在精神上的一種擔當。

　　　　作者顯然不滿足于這部作品僅僅作為筆記而存在，創作伊始，他預設自己將要為下壩的人物寫一本新的“生命冊”，為村子里的普通人立傳。在這里，作者不再是“第三方”的角色，也不是“彌合者”的身份，而是責任感和使命感加身的作家。筆下的人物，不只是他工作的對象，而且上升為一個個飽滿的文學形象，從人性的層面上對其考量，重塑其精神。

　　　　《風吹蒿萊》進入的角度是獨特的，沒有正面的強攻，也沒有羅列枯燥的數字，而是以一個個典型的故事，一個個鮮活的人物來說話。每則筆記都是一篇很有分量的散文。它沒有搭建恢宏的框架，但視角是廣博的，既有對梅江人文歷史的考證，亦有對民間傳說的敘述，還囊括了物產、飲食、婚喪嫁娶等風俗習慣，鋪陳了一幅絢麗的民俗風情畫卷，有著顯豁的區域性，并結合脫貧攻堅的時代性，展示出鄉村在發展和傳承之間的復雜、融合，以及前行的光芒。

　　　　（作者：樊健軍，系江西省作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