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的一泓清溪——記葉嘉瑩老師

　　葉嘉瑩（資料圖片）

　　1971年夏天，我在哈佛學習。我那時在做從晚明到民初的研究，經常去哈佛燕京圖書館找各種各樣的善本。古籍善本書收藏在獨立的一間屋里，不過那時候沒有特別嚴格的登記制度，借閱很方便，跟裘開明老先生說一聲就行。裘老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在燕京圖書館做館長，也是首任館長。他是一位很溫厚的老先生，覺得有人肯用這些書，就是功德一件了，所以盡量給大家帶來方便。這些書大都是他千辛萬苦搜羅來的，有從中國大陸收的，也有從日本收的。這些善本當然很珍貴，可是沒有像今天那樣只能束之高閣供人瞻仰，碰也不能碰，當時我們還可以借出去影印。清朝初年的書都在普通書庫里面，隨時可以借回家。比如康熙年間的地方志，當年就放在普通書庫，直到20世紀80年代沈津去重新整理，才把乾隆以前的書都提升為善本。

　　正是在那里，我常常碰到葉嘉瑩老師。葉老師幾乎每年夏天都會在燕京圖書館看資料。其實，我在臺大上學時就上過兩年葉老師的課。我1965年進臺大讀書，葉老師在臺大教了一年《詩選》就去訪學了；我大四那年她回來，我又上了她一年的《杜甫詩》。后來到了哈佛，臺大的同學和老師經常聚會，我和葉老師也因此慢慢熟悉起來。葉老師只要進了圖書館，就基本上一整天不出來。偶爾我們來叫她，她才會和我們出去吃個飯，聚一下。到了周末，我們會以童子請觀音的方式，跟老師相聚，天南地北，像一家人一樣。

　　除了臺大師生之間的聚會，還有一個有意思的文藝沙龍，是哈佛一些老師們組織的，叫“康橋新語”（在葉嘉瑩老師口述的回憶錄《紅蕖留夢》里，哈佛的Cambridge譯作康橋，英國的Cambridge譯作劍橋，以示區分），大概是想要在精神上繼承《世說新語》吧。沙龍主要在兩個地方舉辦，一個是在趙如蘭家里，一個是在陸惠風家里。趙如蘭不用講了，是趙元任先生的女兒。陸惠風原來在哈佛教歷史，后來也做一些生意，生意做得比較好，家里地方大，有個很大的客廳。我們基本上每過一段時間就會有一個沙龍。我印象比較深的是70年代、80年代這一段。最早的時候，趙元任先生還在，可他基本上不講什么話，只是很開心地坐在那里聽大家說。我們當然知道那個老先生就是趙元任啊，了不得的，他就坐在那里笑，看著他女兒主持。趙如蘭老師的先生卞學鐄也在，卞學鐄是科學家，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后來我到紐約教書，但是在波士頓還有一個公寓，所以我幾乎每周還會去。在哈佛那段時間，我和葉老師的師生關系越發親密，像家人一樣。

　　在這個沙龍里，大家什么都可以談，每次一兩個人，談談自己的研究心得或者特別的想法。雖然跟學術有點關系，但氛圍比較輕松。記得有一次我講了自己對晚明文化的一些看法，因為我研究這個。有一些想法跟當時（20世紀70年代末）對明朝的看法很不一樣。葉老師聽了很高興，她說你應該把這個東西做出來。我很慚愧，因為直到今天也沒有完全做出來。她當時特別跟我說，我講的幾點她很感興趣：一個是當時對男女關系、對女性意識及性關系所采取的開放態度；一個是他們的自我揶揄，以嘲諷的態度批評道德規范；還有一點是，追求雅化生活的文化意義究竟是什么？葉老師雖不研究這些，可是對我的鼓勵與點撥都非常好。總之，在這個沙龍上，大家就是聚會、聊天，環繞著文史主題，天南地北地發揮，趙如蘭老師還會煮八寶粥給大家吃。那段生活真是有趣！

　　現在回想起來，這些老一輩的先生雖然離中國很遠，可他們思考的東西，都跟中國的文化傳承有關。大家始終對中國心存向往。這種向往讓我們的生命有了許多意義，在互相討論中，我們回到一個文學的、古典的中國。而當葉老師和我在很多年后回到大陸，看到西湖還是像一千多年前的唐詩宋詞中描摹的那樣美，我們都意識到，許多東西是與文化審美連在一起的，不會因為時光的流逝而消散。

　　葉老師平時打扮得很優雅，每次上課時的儀容也很漂亮，有大家閨秀的貴氣。我還記得，大四那年聽她講《杜甫詩》，她講到杜甫所經歷的顛沛流離和各種不幸，口氣帶有沉重的滄桑，好像她自己就變成了杜甫。她自己遭遇過時代動蕩、家庭不幸，而這些她在教書時從沒有讓我們做學生的察覺到。她在課上談笑風生，大家都聽得好高興，下了課也不想走，直到上下一堂課的人擠進來把我們趕出去。即便是后來她的女兒女婿意外離世，她照樣和我們談詩論詞，好像回到我們的學生時代。那時我就覺得，葉老師的人格魅力與精神力量非比尋常。她當然沒有再談笑風生，我們也能夠感覺到她內心巨大的痛苦，可她還是和以前一樣跟我們交談，還是繼續做之前在做的學問。她把這些苦難的經歷，統統轉化為理解古人和詩詞的養分。許多人講詩講文學，我聽起來總覺得很空，因為沒有真情實感的投入，而葉老師講的時候，我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樣的。她不僅投入感情，還分析得很深刻。一般學者只是引經據典，把學問擺給你，她卻能把你整個人跟她講的文化連起來，還告訴你古詩詞能夠提供什么樣的精神力量。

　　葉老師時常引史為證，把讀詩的體會放到歷史的具體環境，讓你感受詩人寫詩的心境。她講《杜甫詩》的時候，已經表現出這個傾向，這應該是受到傳統中國文史教育的影響。不過，葉老師從不把自己限制在傳統解詩的框架中，而是不停吸收西方新批評的東西。無論是克林斯·布魯克斯（Cleanth Brooks），還是羅伯特·佩恩·沃倫（Robert Penn Warren），這些她在1960年代中期上課時都講到了。我是外文系的，當時學的就是新批評這一套，所以對這些很敏感。我印象很深，有一次葉老師上《詩選》課，那是1965年下半年，我忘記當時講的什么詩，她突然提到福克納的短篇小說《獻給愛米麗的一朵玫瑰花》，恰好我剛讀過，聽她講來只覺耳目一新。葉老師不僅文史底子扎實，研究視野更是開闊，總是不斷學習未知的東西。但她也不會被流行的理論所迷惑，不會硬套這些理論，更不會學了西方的新東西，就把自己的舊傳統統統拋掉。這一點我覺得很了不起。葉老師1973年發表過一篇文章《漫談中國舊詩的傳統：為現代批評風氣下舊詩傳統所面臨的危機進一言》，列舉了把西方文藝理論生套進古典詩歌研究中產生的各種誤讀，強調了文學傳統的重要性。雖然我是臺大外文系的，但對于這個問題我始終站在葉老師這邊，對那種亂聯想、沒有歷史根據的結論很不贊成。就像葉老師文中說的：“要養成對中國舊詩正確的鑒賞能力必須從正統源流入手，這樣才不致為淺薄俗濫的作品所輕易蒙騙，再則也才能對后世詩歌的繼承拓展、主流與別派都有正確的辨別能力，如此才能夠對一首詩歌給予適當的評價。”

　　和葉老師來往了五十多年，我越來越覺得她了不起。可以說，葉老師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中國文化最優秀的一面，是一泓清溪。她講詩詞，更是教我們做人，教我們如何把詩詞中的力量吸收進來，去面對現實中的種種悲歡離合、骯臟齷齪，教我們永遠不要同流合污。作為一位在傳統家庭中成長的女性，她遭遇過那么多困難，擔負了那么多責任，這對于男性來說都是難以承受的。

　　我到香港后，創立城市大學的中國文化中心，曾請她來擔任客座教授，她竟然是一個人來的，還帶著個很大的箱子。我們把葉老師安置在黃鳳翎樓，那個樓下面有廚房，上面有蠻大的套房，她一個人住了一學期。她那時候八十多歲，講起課來還是當年跑野馬的感覺，最重要的是，背后都有很深層的人生體驗。

　　葉老師離開香港前我去送行，一進去就見到她在收拾行李。她說：“我都習慣了，旅行時都是這樣，都是自己做。”她把所有行李收拾在一個大箱子里頭，外面再用帶子綁起來，我去的時候她已經綁得差不多了，而且綁得非常好。她說：“我自己照顧自己，一點問題都沒有。”我心想，我們能夠做到老師的十之一二就很不錯了。（鄭培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