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睿鈺

　　近年來，諜戰小說備受矚目，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閱讀甚至文學的生態，增加了文學敘事更多的可能性。《醒來》是小說家海飛諜戰小說的新作。

　　海飛毫無疑問是一位成功的諜戰小說家及編劇。《麻雀》《驚蟄》《旗袍》等作品的問世讓海飛的諜戰世界闖入人們心里，而海飛的作品，則成為和平年代的我們與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的人們溝通的橋梁。

　　《醒來》講述了照相師陳開來目睹師傅被害后，代替他成為中共地下黨“西湖三景小組”的成員之一“斷橋”，以西湖風景照為接頭暗號與“蘇堤”、“雷峰塔”、戴安娜聯手完成各項任務的故事。小說依舊以諜戰為題材，依舊以杭州、上海兩座城市為環境，依舊以平凡生活中的“小人物”為主人公，依舊以底層人物的喜怒哀樂、愛恨情仇展開敘事，體現了作家海飛一貫的寫作特色。

　　在《醒來》之前，海飛就已經構建了一個“諜戰深海”。著名評論家李敬澤評價海飛的諜戰小說時說道：“海飛的‘諜戰深海’系列，寫的是命懸一線的亂世、孤絕幽暗的人性。”在諜戰小說數不勝數的今天，大量雷同作品令讀者興味索然。然而，諜戰在海飛的筆下似乎僅僅是一個充滿魅力的道具，他用強大的文本張力、想象力和虛構力展示了人性裂隙中的真假善惡，他筆下的諜戰故事是關于不可能的可能，綻放了人性的光芒。

　　當前市場經濟條件下，諜戰小說已然是一種成熟的類型化文學。然而，一種文學類型成功在類型化，局限也在類型化。當我們提到“諜戰小說”時，就已經將其“類型化”了。體現在寫作中，就是寫作者在無意識中自覺遵循著“諜戰小說”的寫作模式，輕車熟路地使用“諜戰小說”的元素，理所應當地運用“諜戰小說”的結構方式。表面上看，類型化使諜戰小說的創作之路平坦寬闊，可事實卻恰恰相反，寫作者的思維越來越局限，創造能力逐漸削弱，創作路徑漸趨狹隘。模仿太多、創新無力、粗制濫造、篡改歷史……種種現象都在拷問著人們：諜戰小說該如何突破類型瓶頸？

　　《醒來》給出了答案。

　　雖是“諜戰”小說，但人物設定應該“接地氣”。海飛曾說：“每個人心目中都有一個英雄夢，我們的劇是做給普通觀眾看的，主角本身是個小人物，這會讓觀眾在看劇的時候更具有代入感。”比如《麻雀》中剃頭匠出身的陳深，《棋手》中電影院同聲傳譯的賀羽豐，《醒來》中照相師出身的陳開來，他們都與傳統諜戰小說中的主人公不同，不是“全能”的“戰神”，而是會哭會笑、有喜有憂的小人物，他們的共同點都是無意間卷入戰爭，經過血和淚的洗禮，最終成長為一名優秀的諜戰人員。

　　除了正面人物的“接地氣”，反面人物的“去臉譜化”也是諜戰小說突破類型瓶頸的必修課。大量諜戰小說中的敵人都是邪惡愚蠢的，線條單一，人物扁平。而如今讀者越來越要求小說體現“真實性”，完全邪惡、毫無人性的人物顯然不真實。因此，反面人物需要“去臉譜化”，以反面人物的有勇有謀映襯出正面人物的智勇雙全。《醒來》中的“清道夫”杜黃橋隱藏頗深，一眾反派人物也無不層次豐富、智勇均衡，正是因為他們的存在，才制造出主人公陳開來和“西湖三景小組”最難逾越的險境，也讓整個故事危險頻發，緊張度與吸引力不斷升級。

　　諜戰小說還應該在題材上有所創新，有深刻的人文情懷與理想高度。貫穿海飛諜戰世界的主題是“惟祖國與信仰不可辜負”，《醒來》將這個主題發揮到了極致。在《陳開來照相館》中，陳開來讓蘇門為他拍下了入黨時的照片，說是要寄給勝利以后的自己。海飛說：“從《向延安》到《捕風者》《麻雀》《陳開來照相館》，再到《驚蟄》《棋手》《唐山海》等，我無時無刻地在這些小說里傳達了這樣一種‘惟祖國與信仰不可辜負’的精神。這不僅是一個主題，事實上，這是當時革命者最真實的寫照。”海飛的諜戰小說立足于底層個體日常生活需求，展現了個人信仰的維度和靈魂的渴望，通過弱者在亂世中的離亂命運與對和平生活的渴求，讓讀者得以重新思考戰爭的意義和信仰的方向。諜戰小說無論耗費多少筆墨描寫戰爭的血腥和敵人的丑惡，都需要回歸和平，預示人性的覺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