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卷本《胡漢中國與外來文明》 冀讀者“呼吸到文明十字路口里的風”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日前推出葛承雍《胡漢中國與外來文明》(五卷)，圍繞“漢唐記憶與絲路文明”“胡貌漢魂與異域文明”“唐風胡俗與絲路藝術”“唐三夷教與外來信仰”“唐人胡俑與外來文化”五個主題展開，集中探討漢唐時期中華文明與外來文明之間的交流互動。

　　在作者的研究中，從昭陵六駿源于突厥風俗到唐陵石人來源草原游牧民族，從貞順皇后石槨上希臘化藝術到“醉拂菻”的希臘酒神在中國，從歐亞沐浴遺址到燃燈胡伎石刻，這些都印證了中華文化在隋唐時期的高度發展與外來文明是緊密相連的。

　　尤為可貴的是，雖發端于考古研究，但這部書的書寫在充分利用考古新材料基礎上，運用史學的研究方法，結合史學與文學資料，善于吸收文學表達方式，以細致的講述娓娓道來。

　　唐朝皇后武惠妃石槨充滿異域風情：或體現主人心境

　　在“藝術卷”中，唐貞順皇后武惠妃敬陵的石槨占據不少篇幅。葛承雍從多個維度對這一海外回流的重要文物予以關注。

　　在楊貴妃入宮之前，唐玄宗專寵武惠妃。但她生養的三個子女相繼夭亡，很長時間抑郁不如意。隨著玄宗恩寵加深，她心計畢露，爭立“國母”，但因出身擾亂朝綱的武則天本家而受到阻礙，轉而為兒子壽王爭立太子屢造冤案，以陰謀手段挑唆玄宗殺死太子李瑛、鄂王瑤、光王琚三個親子，震驚朝野。

　　“武惠妃數見三庶人為祟，怖而成疾，巫者祈請彌月，不痊而殞”(見《舊唐書》之《李瑛傳》)。武惠妃臨死前心驚膽戰，生疾惡化病死。所以她經過內心的搏斗、靈魂的掙扎，要祈求神靈保佑自己。石槨正門前雕刻“神獸與勇士”，盡管是西方傳播演變而來的圖形，也應是符合她生前畏魔懼鬼的心緒。葛承雍認為，石槨制作者或許認為外來神要比本土神更為靈驗，或許以為外來勇士驅魔造型更加威力無比，所以選擇了外來題材。

　　武惠妃石槨正面四幅“勇士與神獸”的浮雕圖案，每一幅都是一位高鼻卷發深目的西方勇士牽拽著基于獅子而來的神獸，神獸頭部豎有彎翹的長角，猶如大羚牛的彎角，加上鬃毛飛揚，顯得氣宇軒昂。神獸的獅首虎身上又散布著豹斑。綜合來看，這只神獸反映了西亞、中亞廣泛流傳的混合動物神獸造型理念，神獸敏捷迅猛，震嚇魔怪，是一種家園守護神的象征意義。進而由此推測唐玄宗時期宮廷中有來自西域的神職人員，或許是長安景教僧團中熟悉希臘藝術的高僧，他們將希臘化祈求庇護及實現愿望的神性生活傳入了中國。

　　葛承雍指出，唐代長安是一座國際移民的大城市，眾多外來人口中肯定有不少西域能工巧匠。武惠妃石槨絕非舶來品，但漢人工匠肯定缺乏西方藝術的熏陶，只有熟悉西方英雄傳說的人，才能采用淺浮雕和線刻相結合的效果雕刻出這些內容。最重要是主題的選擇，正門浮雕圍繞著冥界主題，卻沒有采用儒家恩澤慈愛、佛教涅槃超度、道教仙游升天的內容，而是取材希臘神話作為構圖藍本，引入新的神靈境界，雖然其宗教信仰、藝術思想有待進一步考釋，但其凸顯的西方文化精神無疑是中國墓葬文化中前所未有的顛覆創造。

　　考古是先導，史學是基礎，文學是羽翼

　　《胡漢中國與外來文明》(五卷)收錄相關論文近百篇。為撰著此書，葛承雍二十年來皓首窮經、孜孜矻矻，如他在總序中所言：“我沉潛在史料的海洋里和考古文物堆中，通過文物、文字和古人靈魂對話，就是讓今人知道歷史上曾有一群人的生命散發出奇異的光彩。”

　　在研究中，葛承雍也始終強調“考古是先導，史學是基礎，文學是羽翼”。就是要充分利用考古新材料，運用史學的研究方法，結合史學與文學資料，善于吸收文學表達方式，將問題研究清楚，表述明白。文字的典雅暢達，讓《胡漢中國與外來文明》具有極高的可讀性。

　　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宋新潮指出，《胡漢中國與外來文明》運用了大量的這些年重要的考古發現，對一些老問題進行了新的梳理。“葛承雍先生所用的資料，大多是自己親眼所見的。這跟過去通過文獻研究不一樣，每個細節他都進行觀察，重要的遺址都進行了考察，觀察了一些現代民族舞蹈包括現代馬球等等。我覺得這些仔細的觀察、認真研究和整體體會，使他的大作有很多獨到之處。”

　　針對考古材料的使用，葛承雍在該書總序里透露，20多年來，他走訪了海內外許多收藏有中國古代“胡”“蕃”等外來文物的考古單位和博物館，記述和拍攝了數以千計的石刻、陶俑、器物、壁畫，閃現在他眼前和縈繞腦際的就是中古時期的胡人記憶。這些處于邊緣的人物往往在歷史記載中被有意無意地忽略，“所幸考古文物印證了史書記錄的胡人活動，呼應了詩賦中對胡人的描述，厘清了一些舊史軼聞中存在的疑團，生動地折射出胡漢相雜的歷史面貌。”

　　他坦言：“盡管學界有些人嘲笑我是‘紙上考古’，但這其中的辛苦一點不比田野考古輕松，只有在破解疑難問題和寫作論著的過程中才能體會到。”他期待讀者讀完全書，猶如“呼吸到文明十字路口里的風，感受到一種闊大不羈的胡風蕃俗混合的氣息。”（記者 應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