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脈：我們的心靈史》：千年文化 一脈相承

　　《文脈：我們的心靈史》

　　王充閭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自書畫語錄扇面

　　石濤 清代 紙本

　　上海博物館藏

　　圖片選自《書法答問》

　　東漢銅鎏金山紋獸足樽，現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 資料圖片

　　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文化的發生發展，總是有它的根脈傳承與延續，不論后來有怎樣的變化與革新，人們總是能按跡尋蹤，找到其來龍去脈的規律所在。以中國現在正流通的人民幣上的圖案花紋來說，各自形態紛呈、美麗無比、精致專到、難以仿制，比之外國的紙幣，都極具中國文化的特點。對這些紙幣，我們平時雖然經常使用，卻不知其裝飾圖案從何而來。其實際情況遠非如此。最近看到一篇介紹人民幣上圖案花紋的文章，說到幾種紙幣上所呈的花紋形狀，分別吸收了從新石器時代的彩陶、商周時代青銅器、戰國與兩漢的漆器、隋唐時代的建筑，以及明清時代發展至巔峰的瓷器上的裝飾花紋，在每一張幣面上都能指認出它的時代來源。在現行的各面值的紙幣上，皆各有其從商周，時歷漢唐，再至明清的裝飾圖案花紋的選取與改制。

　　這是從人民幣圖案中的花紋所見的工藝美術的文化流脈，而在中華文化的總體流脈中又更有特點，這就更是值得探求的大問題了。

　　多元互補，雜而不越

　　最近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作家、學者、詩人王充閭的《文脈：我們的心靈史》一書。這本書與獲得“中國好書”稱號的《國粹：人文傳承書》《逍遙游：莊子全傳》一起組成“王充閭人文三部曲”。這本書梳理中國歷史上的文脈，從“立干”上他集中抓住了兩點，即作為群經之首的《周易》，以及貫穿中國文化的儒、道、釋、墨的思想脈絡，而作為衍化具體之“垂章條結繁”，則以對于各類有關人物的描述散現于多個篇章中，如以陸機《文賦》所標示的為文結構成篇之道，即“理扶質以立干，文垂條而結繁”一說，則可謂處置得恰到好處。尤其在展開敘述和描寫時，又能以散文的精美語言娓娓道來，更能使人開發思路，萌生審美情趣。

　　《文脈：我們的心靈史》中每一篇章都可以單獨閱讀，細加思量卻能認識到，書中的各篇雖各自成章，卻是務總綱領、雜而不越，其具體篇章與“文脈”這一主題不論是直接或間接，分別是文脈延續中的一個涌動的漩渦，而這無數漩渦的轉動，卻正是文脈的律動之涌流。這種結構方式又正是本書與重在條分縷析地解說文化流脈的理論著作不同之處。因為以理論研究中國文脈的源流漫延，從《周易》開始，必廣涉儒、道、墨、法、兵、名、釋、陰陽等多家自身的學理構成以及相互的影響，造成中國文化的多元互補、雜而不越的特性。但是這樣的著作是學術理論著作，它是極為浩繁的學術工程，至今還尚未出現，即使出現了也不能作為文化散文來讀，并且也不能普適于廣大社會讀者的文化審美需要。

　  文人墨客，各領風騷

　　我們從《文脈：我們的心靈史》一書中看到，作者以《周易》為文脈的源流之始，在論其為“大道之源”中，引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論，展開說其內涵廣大，無所不包，為后繼論說之各篇章的內容設好了現在的源流起點。書中論孔子與老莊的文字較多，而探究儒道這些先師的學理，其思想之源無不出自于《周易》，尤其是其中的陰陽之論，而先秦時代的各家對于易理只是各據立足的基點與時代與終極追求而各有所是：儒家主要是取其陰陽中和，道家主要是取其陰柔至堅。而對于道家，后期法家主要是用“六經注我”的導引之法轉化為自家的政治權術。釋家對于儒家，主要取其仁愛﹔而釋家對于道家則主要取其空無之義理以輔實相追求。按影響學的方法清理下去，就會發現平常所未曾發現的很多問題。以本書中所寫的《燕趙悲歌》一文來說，內敘的主要是作者在趙國故都邯鄲叢臺上對于戰國時代趙武靈王世家的興衰變化的追憶與感慨，特別因清代詩人張問陶《過正定》一詩中詠史之句“士慕原陵猶俠氣，人來燕趙易悲歌”，臨境遐想，引發文思，想起竊符救趙、完璧歸趙的史事，以及刎頸送別信陵君的侯嬴、不畏強秦的藺相如，以至這些動人的故事齊涌筆下，更匯成一幅“燕趙悲歌”的鮮活畫卷。我想就此要說的是，這“燕趙悲歌”的俠義精神是屬于哪個思想文化流脈的。原來中國歷史上的俠士精神乃是源自墨家的流脈。我們前面已經點到了墨家思想，它是代表手工勞動者利益的墨翟所建立的學派，在傳世的《墨子》一書中力主護民、制暴、求實、非攻、兼愛，吸引的成員多為下層的實際勞作人士，這些人重義氣、恨不平、重然諾、求務實，不惜為朋友兩肋插刀，但在整個流派中卻缺少編制思想理論的士人，最后竟致有派無學，后繼者變成了白刃仇不義的實干家，成為游俠。于是在墨子之后這一流派卻從理念衍化為后世的俠士文化流脈。

　　由于《文脈：我們的心靈史》在展現文化流脈時廣作因枝振葉的伸張，書中所寫的文題內容也非常豐富，不僅在儒道人物身上多施筆墨，有對孔子、老子和莊子的窮形盡相之述，也有對于各自宗于某家的歷史人物，如依楚辭風韻作詩的漢高祖劉邦，還有漢朝歷史上名聲與功業極高極顯的韓信、賈誼、司馬相如；東晉的陶淵明；唐代的“唐僧”、王勃、駱賓王、杜甫、韓愈；宋代的蘇軾、李清照、陸游、朱熹、朱淑真；明代的唐寅、李贄；清代的曹雪芹、黃仲則、納蘭、曾國藩等人。這些人在詩文創作與文壇聲譽上各領風騷，在思想文脈上也各自不同，如探尋其究竟，有的其人在儒、道、禪、墨等學派中各自秉持一脈，亦有人不執一尊，放任自由天性，我行我素，成為文化領域的異樣人物。對于上述各朝各代的這些以文化藝術名類被納入書中的人物，作者都有獨特視角，以其人之事、之文、之詩為切入點，探幽索隱，繪形繪聲，形象盡顯，論見識，論文采，論感人，都顯得獨有風致，并能對這些各有特性的人物，寫成難得一見的妙手文章。

　　 婉約豪放，才華絕代

　　在《文脈：我們的心靈史》中所涉及的女性人物雖不在少數，但作者并未從揭示宮闈秘事和風流趣聞處立筆，而著眼之處全是關系文脈主體的人物，為此對于兩位情采超凡的女詩人的敘寫卻有充分的筆墨，她們就是南宋時期在詩詞創作上卓為出色的女詩人李清照和朱淑真。

　　中國的詩詞的文脈源遠流長，從《詩經》到宋詩、宋詞的發展與流變，中間有很多詩人、詞人，詩詞體式、詩詞流派也各自紛呈，宋詞就分為豪放和婉約兩大流派，詩詞作者也有兩派都不屬的，也有兩派都沾邊的。作者選寫的李清照、朱淑真二人，李清照之作有婉有豪，朱淑真的詩詞之作是一律婉約。但她們二人被選入本書并多有論述，我看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文脈的流屬，而主要是女性的“命脈”：她們二人都是中國古代作為女性的性別不幸的悲劇命運承擔者。她們的不幸都能以非常精妙清麗的詩詞表現出來，“石壕村里夫妻別，淚比長生殿上多”，而具有同樣命運的一般女子卻無法以血淚訴之于詩文。

　　李清照是中國文學史上空前而又后來少少的杰出女詞人。她“端莊其品，清麗其詞”。《文脈：我們的心靈史》中評論她是一位“才華絕代、識見超群，具有豐富的內心世界的女子，她又要比一般女性更加渴求超越人生的有限，不懈地追尋人生的本真意義，以獲得一種終極的靈魂安頓”。作者對這位詞風多婉約、詩亦有豪放的女詞人，循其生活歷程與詩詞抒寫，探尋其命運與遭際和詞中的情感體積與重量，寫出了由表及里的李清照。她“少歷繁華，中經喪亂，晚境凄凉”，其愁苦之情極多極重，“字里行間的茫茫無際的命運之愁、歷史之愁、時代之愁”，還有“相思之痛、婕妤之怨，悼亡之哀、充溢著顛沛流離之苦，破國亡家之悲”。李清照的這種內心追求熾熱而外在卻無可憑依的情況下，她只有寄情于詞，她的詞成了夢中寄托的天地，所以她的詞才那么真切感人、高妙難比。中國古代歷史上才女不少，能獲得如此評價者卻不多。

　　如果說李清照的不幸是從喪夫、國破之后開始的，之前作為大家閨秀還有一段婦唱夫隨的幸福時光；而以《斷腸詩詞》名世的朱淑真，其生命歷程和婚姻經歷，卻完全可以用她的詩詞集名中的“斷腸”二字加以概論。朱淑真作為理學盛行的南宋時代的弱女子，不恪守封建理教的命運安排，自尋其所愛，廣受世俗白眼與輕蔑，自然不能像歷代烈女那樣能得以入傳旌表，被敬崇為女性的行為楷模，所以她除了有《斷腸詩詞》證明她的存在，此外則一片模糊。如果在歷史上也立有一個以“桑間濮上”為名的女性自主命運的詩詞流派，那漢代隨司馬長卿私奔的卓文君，一定會被推為《詩經》風詩中大膽追愛的女性的后繼的領先人物，而南宋的朱淑真也會是流脈中被立傳有名的佼佼者。作者在本書“何人說斷腸”中，以愛情心理偵探一樣的精細，曲盡其微的筆觸，對朱詩的述實、意象、想望等，加以現實的索隱、鉤沉，不僅復原了以詩為證的曠代女詩人的形象，也深入地展現了其人獨有的細致而又豐富的內心世界。朱淑真的許多詩詞在充閭的引述闡發中都能化為女詩人的形象。如引朱詞（一說歐陽修之作）《生查子·元夕》：“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后。今年元夜時，月與燈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濕春衫袖。”作者對此述評說：“此時的元夜雖然繁華依舊，但是，‘揭天鼓吹鬧春風’的溫情卻不見了，留給她的只是淚眼哭濕的春衫雙袖。這種無望的煎熬，直叫人柔腸寸斷。”這精到而深情的詩語揭示極其到位。

　　《文脈：我們的心靈史》正是這樣以如椽的大筆，在千年的文脈流淌中，盡寫中國人的心靈。千年文化一脈相承，這本書會讓我們把中國優秀文化傳承下去，并在新時代我們的生活中不斷創新。（王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