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批評家也應有自己的“文學故土”

　　2月5日，光明日報文學評論版刊發了李敬澤先生的文章《一種具有地方根基的文學批評——由〈龍江文學批評書系〉想到的》。其中，他提出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一個地方對一個批評家能否產生類似于它對一個作家那樣的塑造性影響？一個批評家，他能否將某種地方性影響內化于他的批評眼光，以至于我們是否可以想象一種具有地方根基的批評？”

　　在當下語境中想象一種具有地方根基的文學批評，或許有一個無須言明的前提，那就是對現有盛行的文學批評方式的不滿足，以及對文學批評新的可能的呼喚。

　　具有地方根基的文學批評，是及物的也是開放的

　　廣闊、豐富的社會生活仍在繼續，新的文學現象和作家作品層出不窮，卻似乎未能有力地促進文學批評及其所依托的文學史觀念的自我更新。與正在行進中的生活世界、正在發生的文學史現場，以及與個人生命實感經驗的疏離，是日漸“學術化”的文學批評的癥候所在。

　　如果說“學術化”是文學批評難以回避的發展方向，但仍然不能就此說明僵化的、封閉的，滿足于既定文學史觀念循環和理論內部自我演繹的批評方式，是其理想形態。就根本而言，“生活是源，學術概念體系是流”。而“對本時代的生活世界問題意識的感應”，則是“學術生命生生不息的根基”。基于同樣的原因，走向“學術化”的文學批評，仍然需要面對生活世界的諸多問題，并對日新月異的文學現實進行及時回應，進而獲得生生不息、自我更新的力量。

　　一位文學批評家認識的高度、理論視野的深度，不僅關系到他的知識譜系，更與他對生活世界問題意識感應的深度密切相關，也跟他理論化地處理問題的能力密切相關。因此，與生活世界、理論觀念、文學實踐和生命體驗互動共生的文學批評，及物和開放的文學批評，必然是一種具有地方根基的批評。

　　這里所說的地方根基可以從多個維度來理解，包括批評家“文學故土”所蘊含的具有地域特征的、個人的獨特生命經驗，也包括批評家對身處其中的地方文學、地域歷史、地域文化等的獨特處理。從更大的視野來看，地方經驗還與文化觀念的本土性和在地性密切相關，即如何扎根于獨特的中國經驗，在融通古今、中西文化的基礎上創造屬于新時代的新文化。

　　具有地方根基的文學批評得以確立的前提，是批評家對自身作為獨特的“歷史性主體”的自覺意識。他對自己所身處的歷史位置，所能依憑的思想資源，以及需要承擔的時代問題有著充分的認知。有了這個認知，他作為個體獨有的生命經驗，便成為個人表達世界的基礎，也是具有個人風格的文學批評得以展開的必要條件。

　　個人具體、鮮活的生命經驗，不僅具有即時、當下的意義，而且與批評家現實的和精神意義上的“故鄉”相關，與故鄉密切關聯的文學記憶相關。這么一種源自個人生命經驗的地方根基，足以成為批評家作為獨特的“歷史性主體”思想和審美感知的基礎經驗，他看待世界的廣度、深度和寬度，以及文學批評視野所能抵達的境界，多半奠基于此。

　　就像沈從文一樣，批評家可以通過回顧個人生命的“來路”，而不斷實現自我發現和生長的可能。個人生命的地方根基雖然屬于先天的，但卻并不自足和封閉，而是可以呈現為與時俱進、生生不息的敞開狀態。這有賴于批評家的自我調整和不斷開啟。地方根基也可以是一種生命經驗和閱讀經驗匯聚而成的精神起點，一種批評得以不斷生成、漸次闊大的基礎。如果文學批評家擁有個人作為“歷史性主體”的自覺意識，他所能依憑的資源就沒有了限制，于是，上下四方、往古來今都可以納入“我”所思考的范圍。批評家的自我既可以向廣闊的生活世界敞開，也可以向豐富的文化思想資源敞開。

　　地方性的寫作，也有抵達普遍性的能量

　　文學批評家與外部世界的互動，關系到批評家所依賴的地方經驗的第二層含義，即批評家對身在其中的地方文學經驗，以及地方文學所依賴的地域歷史、文化和風土人情等的深度感應和理論處理。

　　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否擁有獨特的文學地理意義上的“地方”，是衡量一位作家成熟與否的重要標志。如美國作家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縣、沈從文的湘西、路遙的陜北、賈平凹的商州，都具有獨特的文學地理意義。這些作家文學意義上的“地方”，所承載的文化和歷史內容，足以成為新的文學世界敞開的基礎。

　　因對陜北文化和“人民文藝”傳統的深切感知，路遙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仍然堅守現實主義傳統，并將之推進到一個新的狀態。因為對關中和陜南豐富的傳統文化遺存、精神積淀有著深度感應，賈平凹以賡續中國古典文脈的方式完成個人寫作的“中年變法”，進而開拓出全新的境界。路遙、賈平凹扎根于地方經驗的寫作，并對當代文學境界的拓展具有重要意義，說明基于“地方”經驗的寫作，有著抵達“普遍性”經驗的能量。

　　而“普遍性”也只有落實到某種地方經驗上，方能發揮其“致廣大而盡精微”的意義，不至于成為凌空蹈虛的觀念推演。賈平凹接續中國古典文脈、努力開拓文學新境界，超越了今勝于古、西優于中的思維限度，開辟了古今中西融通的可能性。這種可能雖然奠基并展開于“地方性”經驗，卻包含著修正“普遍性”經驗的力量。這就是“普遍性”與“地方性”之間的辯證意義。

　　文學批評家需要對時代的總體問題保持深度感應，而且對作家所依托的地域文化傳統有更為深切的感知，才能啟動與之相應的思想和文化資源。在論及賈平凹整體的寫作傾向和審美偏好時，李敬澤意識到，賈平凹的寫作，面對著《紅樓夢》的“影響的焦慮”，既向曹雪芹致敬，也和曹雪芹“競爭”，即努力在新的語境下重啟中國古典思想和審美方式，以處理當代人的生活經驗，進而創造扎根于時代，又具有中國特色和中國氣派的作品。賈平凹筆下虛擬的商州世界，不僅包含著豐富復雜的地方經驗，同時還指向更為廣闊的中國經驗。

　　這涉及百年來所面臨的文化“古今中西之爭”，也是對今勝于古、西優于中觀念的深刻反省，在此基礎上確立具有根本意義的文化自信。盲目追逐所謂的世界的普遍性，導致如魯迅所說的“本根剝喪，神氣旁皇”，陷入離開西方理論則不能思甚至無思的無能境地。從根本上突破這種困境，重建文化自信是必要前提，這或許是李敬澤雖未言明卻最終指向的“大問題”之一。

　　而作為“學術化”可能抵達的最高層級，文學批評如何可以讓批評家扎根于生活經驗和時代經驗，完成時代文學、文化代際傳承和發展的歷史責任，無疑更為緊要。文學批評家需要對時代問題進行深度感應，扎根中國經驗，吸納古今中西資源，進而實現既具有歷史延續性，又有鮮明時代性，且向未來敞開的理論創造。唯其如此，文學批評才能因為充分參與時代的精神進程，而秉有文化賡續的重要意義。

　　(作者：楊輝 單位：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