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修文： 貼切是創作時唯一雄心

　　□本報記者 楊雅蓮 實習生 關啟睿

　　讀《致江東父老》，就像和記憶中熟悉的老友重逢，抑或再次經歷一件件往事。這種記憶，也許很容易記起卻又很容易被遺忘在某個角落，但它不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日漸淡忘，反而會在某一特定的時刻愈加清晰，它更像是流淌的小溪，先有波濤洶涌般的震動，后是纏綿悱惻的追憶。

　　創作《致江東父老》時，李修文運用了戲劇、電影、音樂、小說等元素及多種文體，為散文注入全新可能。李修文的《山河袈裟》獲第七屆魯迅文學獎，然而《山河袈裟》之后，李修文花了很長時間來想“寫什么和怎么寫”，最終，他決定重回楚文學的源頭。“我下意識的念頭是，要寫一種有中國之氣的文章，也許，這些文章在今天更適合放置在‘散文’這個籃子里。另外，創新不是寫作的迫切需求，貼切才是，所以，接下來不管寫什么，建立一個貼切的美學世界才是最重要的。”在接受《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記者采訪時，李修文說。

　　談及書中的人物及故事，李修文認為，一切都是命運使然，生活和寫作是互相袒露、互相印證的，忠誠于自己的遭遇，才能進而召喚一種忠誠于遭遇的個人美學。書中一個個鮮活的人物，正是蕓蕓眾生的縮影。李修文沒有以旁觀者的身份跳出，而是用心去打磨每一個人物、每一個故事，讓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產生共鳴——仿佛書中的人物就是自己身邊的某位朋友甚至是某一階段的自己，小說通過不斷地向命運抗爭經歷，給人以振奮的力量。

　　李修文告訴記者，《致江東父老》的寫作時間和《山河袈裟》一樣，持續了差不多10年之久，“貼切”是他在寫作這本書時唯一的雄心。但是，為了盡可能地貼切，幾乎每寫一篇小說，都會花費他很多精力去思考其表現形式，比如《猿與鶴》里不斷轉換的敘述視角，又比如《我亦逢場作戲人》里的說書人視角，這都是創作時最大的難度。

　　在著名作家、茅盾文學獎獲得者李洱看來，李修文的《致江東父老》將中國文學中熱烈、蒼涼、悲愴的抒情氣質，表現得特別充分，作者通過“江東父老”這個詞，通過地域的文化感受，和歷史建立一個通道，重建了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李修文的寫作，為散文這種文體開創了新的方向”。

　　“今天有太多散文在講風花雪月，但《致江東父老》里，寫的是戈壁灘、甘蔗林、蘋果樹、敦煌、沙漠，是民間藝人、退伍士兵、過氣演員，是大山大河、人間百態，和無數的人和遠方在一起，這才是真正散文的氣象。”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張莉認為，《致江東父老》寫到人心深處、寫到民間深處，是一部試圖重建中國散文的高度、深度和溫度的書。

　　近年來，散文成為讀者閱讀的一大熱點。李修文卻認為，散文這個文體概念，也存在諸多被冒犯的可能，比如那些成為熱點的雞湯散文，是最應警惕的。“散文在今天這個時代的主體性是什么？我們又有哪些可能的方法和路徑來解決？那些關于散文的套路、說辭，是否有可能被作者通過創造來完成檢討……”對此，李修文特別希望更多地出現一些不那么熱點但卻切實地在對散文本身的探討、實驗的作品，“我認為對一個寫作者來說，多關注此類問題可能比關注熱點散文更具意義”。

　　文學創作之余，李修文亦涉足影視創作，他曾擔任電視劇《十送紅軍》編劇、電影《瘋狂的外星人》監制。對此李修文坦言，編劇、影視監制的身份，對自己的小說創作影響很大。比如，不再害怕在寫作之前對他人講述要寫的故事，因為涉足影視必須要有給任何人講故事的本事。“影視行業的從業經歷極大擴充了我的生活疆域，使我將一己之見和闊大山河與無邊草木建立了最真切的、命運基礎之上的聯系，這種聯系重新塑造了我。”李修文說。

　　談及未來的創作計劃，李修文告訴記者，原本打算完成一部小說集和一部散文集，但是最近他由于接受一部電視劇的邀約，個人創作計劃不得不隨之稍作調整，“不過我最近寫小說的熱情特別高漲，愿望也極其迫切，現在看來，至少能完成小說集的大部分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