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我生賦》與六朝賦體自注

　　作者：鐘 濤（中國傳媒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觀我生賦》是顏之推晚年創作的自傳體賦。顏之推梁亡后被俘入北，輾轉流寓北方，歷仕多朝。此賦寫于其初入北周時，以自身經歷為線索串連歷史，記敘了他一生三化的人生際遇，包含了侯景之亂、江陵陷落、周滅齊等重要歷史事件，真實再現了顏之推在南北朝后期社會動蕩中的播遷經歷和自我感受。自傳體賦源出于楚辭，從陳氏族、列祖考到敘發跡、述經歷，有記敘的成分，但偏重抒情。六朝時期，自傳體賦由主觀抒情性向客觀歷史性轉變，將人生遭際與歷史環境相結合，在歷史背景下書寫人生，完成作者自我形象的塑造，并將歷史的描寫放在突出位置上，將反思歷史作為重要目的。此賦與同時期的庾信《哀江南賦》一樣，在敘寫歷史中審視自我，用實錄的手法記錄時代的興衰，從獨到的視角客觀審視歷史因革，從環境的變化中透視人生，既塑造了作者真實的自我形象，又描摹出一幅廣闊的歷史畫卷。但《觀我生賦》與其他自傳賦在書寫體式上有很大不同，它的自傳性不僅體現在賦的正文上，還表現在賦的自注中。此賦見載于《北齊書·文苑傳》顏之推本傳，以兩種不同的文體書寫。顏之推為了更好地進行自我表達以便讓讀者更好地理解，在賦文中加入注釋，除有韻的賦文外，還有散體的自注，約1700余字，正文加自注共3700多字。《觀我生賦》自注在內容和形式上都具有獨特性，反映了賦中自注體式的新變。

　　顧愷之《洛神賦圖》（局部） 資料圖片

　　經傳的注疏出現最早，其次是子部、史部的注釋，集部的注釋出現較晚，集部中最先出現的是賦注。漢代已經有成熟的賦注。魏晉南北朝時期，賦注更是繁盛發達，并出現了多種形態，有他注、自注、賦圖、賦音等。賦家為自己賦作加注的現象并非始于《觀我生賦》。謝靈運《山居賦》及其自注完整收錄于《宋書·謝靈運傳》中，前人普遍認為是開賦作自注先河之作。謝靈運《山居賦》自注偏于義訓，重在訓釋字詞名物，還常引經據典，闡發文意，延伸和補充賦文意蘊。如賦文云：“仰前哲之遺訓，俯性情之所便。奉微軀以宴息，保自事以乘閑。愧班生之夙悟，慚尚子之晚妍。年與疾而偕來，志乘拙而俱旋。謝平生于知游，棲清曠于山川。”自注云：“謂經始此山，遺訓于后也。性情各有所便，山居是其宜也。《易》云：‘向晦之宴息。’莊周云：‘自事其心。’此二是其所處。班嗣本不染世，故曰夙悟；尚平未能去累，故曰晚妍。想遲二人，更以年衰疾至。志寡求拙曰乘，并可山居。曰與知游別，故曰謝平生；就山川，故曰棲清曠。”總釋此段賦文意義，指出所據經典，并進一步闡明文意。自注與他注完全站在他者立場訓詁釋義不同，而更多地是注家自己想要表達的與賦文一致的愿望。正文中謝靈運對始寧墅一草一木精心刻畫，以此來宣揚鐘情于山水的隱逸之情，自注文字與正文一樣，釋義引文亦多宣山居之樂，達自適之情，與正文表情達意具有重復性。《山居賦》自注在一個相對完整的段落之后，插入意思相近的自注文段，與佛經合本子注“事類相對”的體式相近。謝靈運所處時代，合本子注已經廣泛傳播，《山居賦》自注體式可能從佛經合本子注中獲得啟發。

　　《觀我生賦》自注將《山居賦》自注闡釋義理轉變為增補與正文相關的本事史實。相較于《山居賦》自注，《觀我生賦》自注在內容上有了實質性的變化，不再對詞句進行直接的解釋，幾乎沒有訓釋賦文任何一個典故的來源，自注中沒有單純的義訓和直接述意抒情的內容，更多是直接敘事，增補史事，變說明性文字為敘述性文字。自注專釋身世，自敘家庭出身、仕宦經歷、輾轉南北的曲折艱難，南北社會文化的相關事件等，用史家筆法，敘述自身經歷與家族史，輻射蕭梁以及北齊的社會鼎革。賦正文與自注相互密切配合。如正文對梁朝侯景之亂的原因，平亂戰爭中諸王為私利觀望的態度已經有所揭示，在自注中又進一步詳細描述了戰爭的發生過程和諸多子殞侄攻、昆圍叔襲的歷史細節：梁武帝納亡人為反叛之基，蕭正德懷恨投北后，求征侯景，失敗后投降；侯景立之為主，以攻臺城；臺城陷落后，身處江陵的湘東王蕭繹遣世子攻伐河東，世子信用群小，為亂兵所害，等等。正文說自己初任職“未成冠而登仕，財解履以從軍”，自注則明確說“時年十九，釋褐湘東國右常侍，以軍攻加鎮西墨曹參軍”。正文說自己任職北齊文林館，參與修書“纂書盛化之旁，待詔崇文之里”，自注則具體寫到“齊武平中，署文林館待詔者仆射陽休之、祖孝征以下三十余人，之推專掌，其撰《修文殿御覽》《續文章流別》等皆詣進賢門奏之”。自注與史書自注掇異補缺實為一徑，正文與自注各自發揮自身體式特點，相輔相成。正文拘泥于聲律，不能將史實及其緣由事事揭橥，自注以散體形式，用無韻之筆，補充有韻之賦不便敘述之處，拓展了賦體的敘事紀實功能，容納了更為豐富的社會歷史信息，賦正文與自注共同構成波瀾壯闊的自傳體史詩。

　　從謝靈運《山居賦》自注到顏之推《觀我生賦》自注，六朝賦體自注有很大變化，呈現出兩種體式。經傳之注主要是訓釋字詞、發明經義，史書之注則多是掇異補缺、增補史事。集部作品的注釋，更多受到前者的影響。賦注是繼經傳注后出現的文學注疏體，基本延續經傳注疏章句訓詁的傳統。《山居賦》自注偏重義訓，力求面面俱到，賦文自表幽居，自注復詳作疏釋，自贊自解，唯求意盡，是較為典型的以訓釋字詞、疏通文意為重的經注體。《觀我生賦》自注受《山居賦》自注影響，但又有很大不同，將賦中自注由釋典義理轉變為增補賦文未明本事，不闌入注詞釋典，更多表現出以增補事緒、擴展內容為主的史注體特征。劉知幾在《史通·補注》中認為，史臣因“才闕倫敘”而為自己書寫的史書作注，自注的內容去掉蕪雜則“意有所吝”，全部記載則又“言有所妨”。為了補史之闕文，又能使正文流暢，表述詳贍，將注釋附列于正文后，既能使史筆簡潔，又能增補史事。賦體自注在賦正文后補敘史實，其作用和意義相同。

　　賦體自注是六朝賦的體式創新。但于賦作文體的圓融而言，于賦文中夾置散體注釋，對賦家的寫作思路和賦作的文氣流暢，畢竟有所滯塞，故而于賦中作自注這種書寫形式，雖在后世時有繼作，卻并未成為賦的書寫常態。錢鐘書先生很推崇《觀我生賦》自注，認為庾信《哀江南賦》沒有此類自注是憾事。《觀我生賦》自注與正文共存于同一文本，不訓釋名物，闡發意義，僅寫明和正文相關的本事，與正文的自傳性敘述相互融合，是敘事的有機組成部分，既有文學意義，也有史學價值。

　　《光明日報》（ 2020年01月13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