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中，對于有的國家工作人員收受請托人物品（如車輛、奢侈品等）后，又以退還實物但收取現金的方式實施受賄的，應如何精準認定受賄數額，值得關注。筆者認為，應當綜合把握受賄人退還的主觀意圖和客觀行為予以分析。

　　有這樣一起案例。秦某，A房地產開發公司（國有獨資公司）副總經理，分管營銷管理部。趙某，B廣告設計公司法定代表人。2018年至2020年，秦某接受趙某請托，為B公司中標A公司年度營銷項目提供幫助。其間，為得到秦某的支持和關照，趙某于2018年花費23萬元為秦某購買了一個名牌包，購買后隨即送給了秦某。后秦某對趙某所送的名牌包在使用一年多以后不再喜歡，且秦某很清楚這個名牌包的價值，便于2019年12月將該名牌包退給趙某，并表示，“包我不想要了，還是實際一點更好”，希望獲得更多現金回報。趙某收到該名牌包后表示，會用現金“超額”表示謝意，后在2020年1月分兩次送給秦某共計40萬元現金。2023年2月，秦某案發。經價格認證，秦某將該名牌包退給趙某時市場價格為20萬元。

　　本案中，秦某共有兩次收受趙某財物的行為，第一次是收受價值23萬元的名牌包，后又退還給趙某；第二次是趙某在秦某退還名牌包后隨即又送給其40萬元現金，該“一退一送”的行為該如何定性，以及如何認定秦某的受賄數額，存在不同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秦某收受趙某為其購買的名牌包，但在案發前主動退給趙某，故此起事實不構成受賄，而后又收受趙某40萬元現金，構成受賄既遂。秦某的受賄數額為40萬元。第二種觀點認為，趙某花費23萬元為秦某購買名牌包，秦某收受名牌包已經構成受賄既遂，一年多以后，秦某將該名牌包（退還時市場價格為20萬元）退給趙某，屬于退贓，雖不影響受賄金額的認定，但可作為秦某的量刑情節。對于秦某又收受趙某40萬元現金的行為，與退包行為無關。此時秦某的受賄金額為63萬元（23萬元+40萬元）。第三種觀點認為，秦某收受趙某為其購買的名牌包，構成受賄既遂，受賄數額為23萬元。一年多后，秦某為了要更多現金，將該名牌包退給趙某，隨后收受趙某所送40萬元現金，屬于交易型受賄。第二次受賄的數額應當以秦某收受現金的數額與退還該名牌包給趙某時的市場價格的差價計算，即20萬元。因此，秦某的受賄數額為43萬元（23萬元+40萬元-20萬元）。筆者同意第三種觀點，理由如下。

　　首先，秦某退還名牌包的行為不影響受賄罪的認定。根據“兩高”《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第九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收受請托人財物后及時退還或者上交的，不是受賄。國家工作人員受賄后，因自身或者與其受賄有關聯的人、事被查處，為掩飾犯罪而退還或者上交的，不影響認定受賄罪”。該規定明確了及時歸還不構成受賄。本案中，準確評價秦某退還名牌包的行為，應從以下方面分析。其一，從收受與退給趙某名牌包的時間間隔長短、是否存在阻礙其歸還的客觀事由上來看，明顯不屬于及時退還的情形。其二，從退還的時間點和原因上來看，秦某實際占有該名牌包一年多，因為不再喜歡、想要更多現金而退還，明顯不具有積極退還的主觀目的。其三，通常情況下，受賄罪的既未遂形態以受賄人是否控制財物為區分標準，換言之，當行為人以收受財物為目的，承諾或已經實際利用職務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只要實際收取財物，便構成受賄既遂。總之，秦某主觀上有收受名牌包的故意，客觀上占有名牌包并利用職權為趙某謀取利益，也不存在阻礙其歸還名牌包的情況，所以秦某收受名牌包的行為構成受賄罪既遂。

　　其次，秦某“退物收錢”的行為屬于交易型受賄。根據《意見》第一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以下列交易形式收受請托人財物的，以受賄論處：（1）以明顯低于市場的價格向請托人購買房屋、汽車等物品的；（2）以明顯高于市場的價格向請托人出售房屋、汽車等物品的；（3）以其他交易形式非法收受請托人財物的”。前兩種情形主要表現為通過不平等的交易、利用價差獲取不正當利益，屬于典型的交易型受賄，而對于受賄人以賄賂物進行交易的特殊情形，則會出現屬于退贓還是交易型受賄的爭議。筆者認為，可以從主客觀兩方面加以界定：一方面，主觀意圖不同。受賄人退贓是出于掩蓋或者減輕罪責的目的，而交易型受賄的主觀目的是以已經獲得的賄賂物來交換更多的錢款，通過交易獲取更多的利益。另一方面，客觀表現不同。退贓在客觀上表現為受賄人將之前收受的財物退給請托人，財物一旦交接便完成了目的，但交易型受賄是以退還賄賂物的形式進行交易，受賄人將賄賂物退還給行賄人只是前期工作，后續收受錢款、獲取通過交易得到的價值才是關鍵。基于此，本案中，秦某要求以賄賂物換取趙某更高價值的錢款，則可以認定為交易型受賄。秦某因為在使用該名牌包一年多以后不再喜歡，而且秦某很清楚該名牌包的價值，也想向趙某要更多的錢款，所以才將該名牌包退還給趙某。同時，趙某在收到秦某退給其的名牌包后，表示要再多送點錢給秦某以表示感謝，于是不久便送給秦某40萬元現金，這一行為實質上是完成交易的錢款給付環節。綜上，秦某退還名牌包而后收取40萬元現金的行為，本質上是用賄賂物進行交易的受賄行為，屬于交易型受賄。

　　再次，秦某的受賄數額應認定為43萬元。根據《意見》第一條規定，“受賄數額按照交易時當地市場價格與實際支付價格的差額計算”。本案中，2018年，秦某收受趙某所送名牌包時，構成受賄罪既遂，2019年12月，秦某以不想要包、想要更多現金為由，將該名牌包退還給趙某，不久趙某送給秦某40萬元現金。總體上看，秦某屬于將名牌包與趙某的40萬元現金進行“交易”，因此，應當以秦某退給趙某名牌包的時間為價格鑒定基準日，委托有權鑒定機構對該名牌包進行價格鑒定，以鑒定價格為基準計算與40萬元的差價，作為秦某以交易形式收受賄賂的受賄數額，即趙某送給秦某的40萬元減去2019年12月該名牌包的市場價格20萬元。

　　綜上，秦某受賄數額為2018年收受的市場價格為23萬元的名牌包，與后面以交易形式收受的20萬元之和，即43萬元。

　　（馬天南 作者單位：上海市靜安區紀委監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