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堂會審 | 準確區分認定分紅款與受賄款

　　特邀嘉賓

　　劉重稷 四川省南充市紀委監委第十三紀檢監察室副主任

　　楊 梅 四川省南充市紀委監委案件審理室干部

　　林 燕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區人民檢察院檢察官

　　羅澤民 四川省南充市中級人民法院法官

　　編者按

　　本案中，國家工作人員王某某投資30萬元與蘭某經營某磚廠，獲取分紅400萬元及債權30萬元，后又出資290萬元以蘭某名義入股某公司隴南項目獲取分紅1293.4萬元，相關行為如何定性？王某某在明知某公司已不再吸收股本金的情況下，堅持以30萬元債權追加“投資”到蘭某處，并因此獲取“分紅”133.8萬元，該行為應如何定性？程某在蘭某明確表示不愿意的情況下，提出追加30萬元債權“投資”，并事后告知王某某的行為，能否認定為索賄？我們特邀相關單位工作人員予以解析。

　　基本案情：

　　王某某，曾任A省B市C縣委常委、宣傳部部長，C縣政協黨組書記、主席等職，2021年3月退休。

　　2003年9月，應蘭某邀請，王某某投資30萬元與蘭某等3人一起合伙經營某磚廠，占股1/3。2009年3月，該磚廠被出售時還有90萬元的應收貨款未收回，于是決定按照出資比例將債權劃分給各股東，由股東自行收款。2003年至2009年，王某某從中獲取利潤400萬元，以及該磚廠的對外債權30萬元。

　　2007年初，為實施隴南項目（包括隴南道路建設及房產開發等），蘭某與他人共同成立了某公司，并擔任該公司的董事長。因資金不足，該公司決定由股東以個人名義對外募集資金作為股本金，利潤由股東自行向下分配。蘭某因缺乏資金，遂邀請王某某投資，2007年8月，王某某出資290萬元交由蘭某，以蘭某名義入股某公司隴南項目。2008年底，某公司決定以當年12月31日為界限，確定各股東股本金及出資比例，此后不再吸收股本金。2009年3月，王某某之妻程某向蘭某提出將王某某享有某磚廠的30萬元債權追加“投資”到蘭某名下，蘭某表示隴南項目不再需要投資后，程某直接告訴蘭某讓其占點“便宜”。蘭某因某公司不再吸收股本金，且不知該債權能否實現等情況，不愿意同意王某某追加30萬元債權作為投資，但在程某的堅持下，未明確表示拒絕。幾天后，蘭某之妻何某某再次告訴程某隴南項目不需要新增投資，程某仍舊堅持要以30萬元債權追加投資。蘭某為感謝王某某利用擔任C縣委常委、宣傳部部長，C縣政協黨組書記、主席等職務上的便利以及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為其在房產開發、項目承攬及資金撥付等方面提供的幫助，以及希望繼續得到王某某的關照，便未再拒絕程某，也未將該30萬元債權追加投入至隴南項目，但將王某某前期投資的290萬元與該30萬元債權一并計算為王某某的分紅比例。之后，程某將追加30萬元債權投資的具體過程和情況告知了王某某，王某某明知蘭某不愿意，該筆債權亦沒有作為股本金投入某公司，但考慮到蘭某是為了感謝自己多年的幫助并希望繼續得到關照而未再拒絕，便對此事予以默認。2010年2月至2018年12月，在該30萬元債權尚未實現的情況下，蘭某陸續向王某某退股分紅，王某某連本帶利共分得1747.2萬元，扣除王某某投入的現金290萬元及債權30萬元，蘭某分給王某某利潤共計1427.2萬元。其中，290萬元對應的分紅款為1293.4萬元，30萬元債權對應的分紅款為133.8萬元。截至案發，因蘭某未積極采用有效方式主張債權，該30萬元債權并未實現。

　　查處過程：

　　【立案審查調查】2023年6月27日，B市紀委監委決定對王某某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問題立案審查調查。同年7月3日，經批準，對王某某采取留置措施。同年9月28日，經批準，對王某某延長留置時間三個月。

　　【黨紀政務處分】2023年12月13日，經B市紀委常委會會議研究并報B市委批準，決定給予王某某開除黨籍處分，并取消其享受的退休待遇。

　　【移送審查起訴】2023年12月22日，B市監委將王某某涉嫌受賄罪一案移送B市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B市人民檢察院指定B市D區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

　　【提起公訴】2024年2月19日，B市D區人民檢察院以王某某涉嫌受賄罪向B市D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一審判決】2024年8月2日，B市D區人民法院以王某某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并處罰金20萬元。王某某不服，提出上訴。

　　【二審裁定】2024年12月5日，B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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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某某投資30萬元與蘭某經營某磚廠，獲取分紅400萬元及債權30萬元，后又出資290萬元以蘭某名義入股某公司隴南項目獲取分紅1293.4萬元，相關行為如何定性？

　　劉重稷：經查，王某某與蘭某認識多年，二人共同投資經營某磚廠，并以蘭某名義入股某公司隴南項目，均獲得巨額利益。在上述投資活動中，王某某均真實出資并根據出資情況，與其他相關人員平等協商約定了股權份額。同時，王某某實際參與了某磚廠的經營活動，所獲分紅系經營活動所得，并與出資比例相符；投資290萬元至蘭某處，系蘭某缺乏資金時主動邀約，即便王某某未參與公司具體運營，但已完全履行了出資義務，且所獲分紅未超過其出資比例。綜合全案證據，王某某上述兩部分的投資所獲分紅，可以排除權錢交易性質的認定。

　　楊梅：雖然王某某這兩部分的投資分紅并非權錢交易行為，但王某某身為黨員領導干部，應當遵守《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和《關于進一步制止黨政機關和黨政干部經商、辦企業的規定》等相關黨內法規，不得經商辦企業。王某某兩個投資營利行為的時間段，分別為2003年9月至2009年3月、2007年8月至2018年12月，在適用《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相關條款時，考慮到王某某基于同一個經商辦企業的故意，實施了性質相同的兩個投資營利行為，并且兩個行為間具有連續性，應當認定為連續的違紀行為，實踐中一般按一個違紀行為合并處理，其行為均可按照2018年《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九十六條第一款之規定，定性為違反廉潔紀律，違規從事營利活動，給予相應紀律處分，并對違紀所得進行追繳。值得注意的是，王某某投資某磚廠在獲取現金分紅外還分得了30萬元債權，且該部分債權被追加“投資”到蘭某處，通過蘭某返還投資本金而“變現”，應當與其余現金分紅一并作為違紀所得予以收繳，金額為1723.4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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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某某在明知某公司已不再吸收股本金的情況下，堅持以30萬元債權追加“投資”到蘭某處，并因此獲取“分紅”133.8萬元，該行為應如何定性？

　　楊梅：經查，2008年底之后，隴南項目進展順利，某公司資金豐厚，不再需要各股東追加投資，股權結構比例均已確定，并告知了所有股東。王某某妻子程某在向蘭某提出將30萬元債權追加投資到蘭某名下時，蘭某及其妻子何某某均明確表示隴南項目不再需要資金，蘭某也無法將該30萬元債權投入某公司作為自己增加的股本金，但基于感謝王某某之前的幫助及希望之后繼續得到關照，便同意程某追加“投資”。蘭某實際上是將自己持有某公司股本金中的30萬元應得分紅“讓渡”給王某某，其行賄的故意清楚明確。同時，當程某將追加“投資”有關情況告知王某某時，王某某明知蘭某雖沒有將此30萬元債權作為股本金入股某公司隴南項目但仍舊同意此事系為了感謝自己，未向蘭某表示撤回該“投資”，且繼續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蘭某在項目承攬等方面提供幫助，并以“分紅”名義收受蘭某所送財物133.8萬元，王某某具有受賄的主觀故意及現實行為。蘭某與王某某達成了行受賄的合意，并實施了行受賄的客觀行為，該部分“投資分紅”應當認定為受賄行為。

　　林燕：如何準確認定王某某的行為，可以通過出資的真實性、獲利的正當性、與職權的關聯性三個方面，綜合判斷。分析全案證據，王某某追加“投資”并非正常的民事行為，其“投資”的30萬元是還未實現的債權，蘭某在某公司已無法追加股本金的情況下接受該債權，系受制于王某某職權的影響，且該部分“投資款”并未進入公司項目，未參與正常的市場經濟活動。王某某的獲利并非正當經營活動所得，而是由蘭某通過將自己部分股本金的“分紅權”讓渡而來，雙方行為是在“投資分紅”的幌子下實施的利益輸送。同時，雖然王某某與蘭某之間未直接構建行受賄的犯意聯絡，但王某某的妻子程某作為中間人將蘭某的“行賄”故意傳達到位，王某某已經理解到蘭某的用意及請托，并且用實際行動積極回應了蘭某，繼續為蘭某提供幫助。綜上，王某某與蘭某的行為本質上系權錢交易，王某某的獲利與其職權具有直接關聯，應當認定為受賄行為。

　　羅澤民：王某某提出該133.8萬元系其按照公司分紅比例取得的正常投資回報，不應當認定為受賄款項。經過審理，我們認為該意見不能成立，法院未予支持。首先，蘭某明確表示某公司隴南項目不再需要資金，對于程某的堅持，蘭某雖不愿意，但為了感謝王某某及希望繼續得到其關照，最終同意王某某追加所謂的“投資”。其次，該30萬元債權能否完全實現，本身并不確定，且蘭某并未將這30萬元債權投入到某公司隴南項目，但為了感謝王某某，還是按照追加30萬元債權后的出資比例退還王某某本金及分配收益。最后，王某某對蘭某的行賄故意是明知的，且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對蘭某進行了多方面的關照。綜上，根據“兩高”《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中“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以合作開辦公司或者其他合作投資的名義獲取‘利潤’，沒有實際出資和參與管理、經營的，以受賄論處”的規定，王某某在某公司隴南項目中并未“實際追加出資”、參與經營管理，其行為系以合作投資為名，行權錢交易之實的變相受賄行為，該筆款項應當計入受賄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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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某某以30萬元債權追加“投資”到蘭某處，截至案發該債權并未實現，能否將蘭某退回的30萬元本金一并認定為受賄數額？

　　楊梅：我們認為，該30萬元不宜認定為受賄數額，應評價為違規從事營利活動的違紀所得。理由如下：王某某追加“投資”時，該債權本身是否能夠實現、何時實現尚不清楚，蘭某在“分紅”時將該債權“折現”30萬元以“投資本金”的名義退還王某某，雖然表面上來看，王某某從蘭某處獲得了30萬元，但該30萬元債權也從王某某處轉移到了蘭某處，蘭某在此債權轉移一事上并沒有額外向王某某輸送利益。同時，在案證據能夠證實該磚廠的對外債權由應收貨款構成，權屬清晰，且該磚廠的其他股東通過協商、訴訟的方式收回了部分貨款，主張該筆債權沒有法律上的障礙，具有實現的客觀基礎。

　　林燕：本案中，認定王某某追加債權“投資”獲取“分紅”為受賄行為的基礎，是蘭某未將該30萬元債權投入到某公司隴南項目，對某公司而言，蘭某及其名下股東均未再“實際追加投資”，公司給予蘭某的“分紅”，并未將該30萬元債權計入本金予以計算。但對于王某某來講，用該債權追加“投資”成為其從蘭某處獲取受賄款的理由和幌子，王某某的確將該30萬元債權轉給了蘭某。雖截至案發該部分債權未實現，但主要原因是蘭某未采取有效方式，如提起民事訴訟等來主張債權，結合該債權存在的真實性和轉讓時債權實現的高度可能性，最終我們認定該30萬元不應計入王某某受賄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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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某在蘭某明確表示不愿意的情況下，提出追加30萬元債權“投資”，并事后告知王某某的行為，能否認定為索賄？

　　楊梅：在司法實踐中，認定索賄主要強調國家工作人員主動以明示或者暗示的方式要求他人給予財物，他人迫于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權而被動交付財物，并非出于自愿。本案中，程某在蘭某及其妻子何某某均不愿意的情況下提出追加“投資”，明確表示要占蘭某的“便宜”，并將該情況如實完整地告知了王某某，王某某亦未提出反對意見，表示接受。此案情看似受賄方具有主動性、行賄方具有被動性，但分析全案證據：首先，蘭某證實其考慮到王某某是領導干部，多年來一直為其提供幫助，為了表示感謝并繼續得到王某某的關照，便同意了程某的要求，讓王某某占點“便宜”，用此種方式行賄；其次，王某某也未直接向蘭某施加必須要追加“投資”的壓力；再次，蘭某從始至終都掌握著向王某某“分紅”的主動權。故王某某的行為不構成索賄。

　　林燕：根據刑法相關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的，系索賄。本案比較特殊，是國家工作人員的妻子主動提出以追加“投資”的方式獲取利益，國家工作人員對此知情并默認。這種情況是否能夠認定為國家工作人員的索賄情節？我們認為，王某某明知其妻子的相關行為但沒有反對，也沒有糾正其妻子向行賄方傳達的意思表示，可以認定王某某同樣具備想要占蘭某“便宜”、從蘭某處獲得利益的故意。但如果行受賄雙方已經形成了長期的利益捆綁關系，受賄人或其近親屬主動提出財物要求，行賄人積極回應，投其所好，并未違背行賄人意愿，一般不應認定為索賄。本案在案證據顯示，王某某與蘭某通過共同經營某磚廠，一起入股某公司，多年間已經形成長期穩定的利益捆綁關系，王某某也一直利用職權為蘭某謀取利益，蘭某雖一時不愿意，但未明顯拒絕，仍同意以“投資分紅”名義向王某某進行利益輸送，并未違背其主觀意愿，故不應認定王某某構成索賄。（記者 王李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