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租為名”收受好處如何定性

　　【內(nèi)容提要】

　　“以租為名”受賄行為時間跨度長、次數(shù)多、數(shù)額小，更具隱蔽性，要緊扣受賄犯罪的構(gòu)成要件，把握“以租為名”收受好處行為的本質(zhì)。在行賄人并無租房需求且并未實際使用房屋的情況下，所謂租房不過是行受賄雙方進行利益輸送的幌子，應將全部“租金”認定為受賄數(shù)額。

　　【基本案情】

　　甲，A市副市長；乙，B公司實際控制人，在A市從事工程項目建設(shè)，甲多次利用職務便利為乙提供幫助，乙多次向甲表示想要感謝。2017年，甲以親戚名義買了一套房屋（高層，毛坯房未裝修），一直想對外出租卻未能成功。2018年初，甲叫上乙到此房屋處并告知房子由其實際持有，問乙是否有租房需求。乙表示雖沒有租房需求，但仍愿意承租，且乙明知此房屋是毛坯房租不出去，甲只是想以此名義要錢。甲隨即決定房屋每月租金7500元，年租金9萬元，租期四年，一年一付，乙表示同意。為掩人耳目，乙另拉C公司承租，雙方約定以甲親戚和C公司的名義簽訂合同，具體事項全部由乙司機對接，后甲將房屋鑰匙存放于乙司機處，但C公司實際并未使用該房屋，也未從乙司機處取走鑰匙，從未與甲聯(lián)系協(xié)調(diào)開通水電氣等事宜。甲從乙處得知C公司實際并未使用房屋時，也并未多說一詞。經(jīng)查，乙沒有從B公司賬戶支取費用，而是將“租金”通過C公司賬戶轉(zhuǎn)給甲親戚，最后轉(zhuǎn)到甲賬戶，甲對上述情況均知情。2018年至2021年，甲以租金名義先后4次收受乙所送共計36萬元。

　　【分歧意見】

　　本案中，對甲收受36萬元“租金”行為如何定性，存在三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甲將房屋出租給乙，是民事行為，甲付出了四年的房屋使用權(quán)，乙付出了36萬元房租作為對價。但甲利用職權(quán)或者職務上的影響，將本人實際持有的住房出租給管理服務對象并收取租金，謀取私利，違反廉潔紀律。

　　第二種意見認為：甲的行為構(gòu)成受賄罪。“房租”中包含了房屋使用價值，也包含甲職務行為的對價。根據(jù)“兩高”《關(guān)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相關(guān)規(guī)定，甲屬于以交易形式收受賄賂，應將其實際收受的“租金”與鑒定機構(gòu)鑒定的此房屋市場租賃價格的差價作為受賄數(shù)額。

　　第三種意見認為：該行為本質(zhì)上是甲以收受房屋租金為名收受乙所送賄賂，因承租人并無租賃需求，也并未實際使用該房屋，租賃不過是利益輸送的“道具”，對于36萬元“租金”應全額認定為甲的受賄數(shù)額。

　　【意見分析】

　　筆者贊同第三種意見，具體分析如下：

　　一、甲的行為符合受賄罪構(gòu)成要件，應當認定為受賄

　　從主觀方面看，甲具有收受乙好處的主觀故意。作為領(lǐng)導干部的甲，明知乙并無租房需求，仍通過租房的方式從乙處獲取利益。所以甲得知C公司實際并未使用房屋時，并未多說什么，可見實際情況與其心理預期一致。承租公司長期未與甲聯(lián)系協(xié)調(diào)水電氣等事宜，甲也心知肚明，并不過問。而乙在沒有租房需求的情況下，雖明知此房屋是毛坯房租不出去，甲只是想以此名義要錢，但仍表示愿意承租。在這種情況下，甲利用職權(quán)為乙謀利，又安排了房屋租賃，事實上雙方“心照不宣”地完成了交易，對于該出租行為本質(zhì)上是權(quán)錢交易行為，雙方均心知肚明。從客觀方面看，甲利用職務便利為乙謀取利益，并以收受“租金”方式收取了賄賂款。一方面，甲多次利用職務便利為乙提供幫助，其之所以能成功將房屋租賃給乙，與其職務職權(quán)存在緊密的關(guān)聯(lián)性；另一方面，從甲非法收受財物來看，乙以租金名義先后4次向甲輸送利益共計36萬元，租房收益本質(zhì)上是甲職務行為的對價。綜上，甲通過出租房屋收受乙好處，完全符合受賄罪的構(gòu)成要件。

　　二、甲乙之間的“租賃”行為違背市場規(guī)律，不是正常的民事行為

　　正常情況下，國家工作人員沒有利用職務便利，與承租方在自愿、平等、公平、等價有償?shù)幕A(chǔ)上進行民事經(jīng)濟活動，收取合理的租金，并承擔市場風險，其租賃行為就不屬于受賄犯罪。本案中，甲乙雙方雖然通過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以C公司賬戶轉(zhuǎn)賬等多種方式試圖給利益輸送行為披上“合法化”外衣，但仍無法掩蓋其權(quán)錢交易本質(zhì)。一是甲乙之間的租賃行為違背公平原則。甲是曾利用職權(quán)為乙謀利的領(lǐng)導干部，乙是甲的管理服務對象，乙存在感謝甲并進一步謀求甲關(guān)照的心態(tài)，甲主動將自己實際持有的房屋出租給乙，拍板決定租賃單價、租期時長，簽訂合同時甲也無需考慮市場價格變動、空置等多種情況，不承擔任何經(jīng)濟風險，坐等“租金”按時到賬，甲在“交易”中居于絕對主動的地位，乙在沒有租房需求的情況下仍同意租賃，且租賃后未實際使用房屋，雙方的租賃行為明顯違背公平原則。二是房屋出租對象僅針對特定人。甲在房屋閑置期間一直尋求出租，但因房屋處于高層且屬于毛坯房，無論是用來居住還是用來倉儲，均沒有人愿意承租。而乙多次對甲表示想要對其感謝，因此，甲才要求乙這名對其“有所求”的特定人員承租，通過獲得“租金”的方式收受乙的好處，本質(zhì)上屬于特定受賄人與行賄人之間披著“租房”外衣的權(quán)錢交易行為。

　　三、受賄數(shù)額應按照全部“租金”認定

　　第二種意見認為，甲所收“租金”中包含了房屋使用價值和甲職務行為的對價，應將實際收受的租金與鑒定機構(gòu)鑒定的此房屋市場租賃價格的差價作為受賄數(shù)額。筆者不贊同該意見，甲乙之間并非真實租賃關(guān)系，而是以“租房”為幌子掩蓋行受賄行為，應透過現(xiàn)象看本質(zhì)，以甲收到的全部“租金”認定受賄數(shù)額。正常租房行為中，承租人因存在真實的租房需求，其租用房屋后會立即用于生活、工作之中。本案中，承租人并沒有租房需求，該房屋為毛坯房，C公司沒有從乙司機處取走鑰匙，也沒有開通水電氣，實際上并未使用。因而從本質(zhì)上分析，甲以出租房屋為名，乙實際無用房需求被甲“攤派”租賃，乙為感謝甲答應承租，且租房后沒有實際使用，甲如期收到乙的“租金”，與直接收受乙賄賂沒有本質(zhì)區(qū)別。因此，不需要考慮差價的情況，受賄數(shù)額應當按照甲收取的全部“租金”認定。（鄭振宇 徐梓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