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本《陶靖節先生詩》。

國家圖書館藏漢代熹平石經《尚書·堯典》殘石。

國家珍貴古籍名錄數據庫。 劉同華 攝

　　近日，“亙古巨制 煌煌文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典籍展”在國家圖書館（國家典籍博物館）開幕。本次展覽由國家圖書館（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國家典籍博物館）主辦，遼寧省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浙江圖書館、山東博物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甘肅簡牘博物館、荊州博物館協辦。

　　值此國家圖書館建館115周年之際，為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給國家圖書館老專家回信精神，國家圖書館特別舉辦此次展覽，精選傳世善本與出土文獻，包括甲骨、簡牘、石刻、善本等多種類型，植根中華文脈，聚焦典籍深刻內涵，同時展示“中華古籍保護計劃”“中華傳統文化百部經典”等項目成果。

　　經典深刻影響了我們的價值理念與道德規范

　　典籍是民族智慧的載體，精神文脈的接續，亦是燭照前路的明燈。從甲骨文的有“冊”有“典”至“萬卷藏書富”，中華文化一脈相承，歷數千年巋然屹立。具有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中華文明，在典籍長河中傳承發展，從未中斷。

　　展覽第一單元映入眼簾的就是“民族元典”，從“五經”出發，展示《易》《書》《詩》《禮》《春秋》這五部民族元典的磅礴氣勢、深刻思想。中華民族歷史悠久，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在長期的實踐探索中，中華民族基于自身獨特的歷史傳統，將原創性的精神進行系統整理，陸續形成了《易》《書》《詩》《禮》《春秋》等經典文獻，后世稱之為“五經”。

　　比如《易》（又被稱為《周易》），被譽為“群經之首”，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學與倫理實踐的根源，是古代人民智慧與文化的結晶，是中華文明的源頭活水，對中國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再比如《書》（即《尚書》），書名的意思即為“上古之書”，為上古君王的文告和君臣的談話記錄，內容都和政事相關，被譽為“政書之祖，史書之源”。作為我國現存最早的歷史文獻匯編，《尚書》“上斷于堯，下訖于秦”，內含“典”“謨”“訓”“誥”“誓”“命”。“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滿招損，謙受益”“玩人喪德，玩物喪志”等言論就出自這部典籍，反映出中國古代先賢的德治理念。我們可從其中汲取智慧，在提高自身品德修養的過程中實現修己安人。

　　展覽中有一件非常珍貴的展品，而且與《尚書》有關——漢代的“熹平石經”《尚書·堯典》殘石。

　　東漢年間，名聞天下的“熹平石經”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由官方權威頒布的儒家經典刻石。漢代，研習儒家經典成為社會風尚，抄書可以說是獲得經典的唯一途徑，手抄筆誤不僅難以避免，甚至可能錯訛相傳。有鑒于此，蔡邕等人奏請校訂儒家經典，刻寫在石碑上，立于太學前，這就是“熹平石經”，給當時的學者提供了一個學習經典的最權威的版本。年深日久、世事紛紜，及至今日，我們只能見到一些殘石，但即便是殘石也具有很高的歷史文獻和學術價值，其精嚴端莊的字體也是研究漢代書法的珍貴資料。

　　我們知道孔子整理編訂“六經”，對古代傳下來的六種典籍做了整理，“以備王道，成六藝”，昭垂萬世。那么“六經”“五經”與“十三經”是什么關系呢？其實，先秦時以《詩》《書》《禮》《易》《樂》《春秋》為“六經”，后來《樂》亡佚，漢代立五經博士，故有“五經”之稱。后世學者又不斷擴充，至宋代正式形成了包含“五經”在內的“十三經”。

　　無論“六經”“五經”還是“十三經”，都洋溢著哲學的思辨與人文的關懷，深刻影響了中華民族代代相傳的價值理念與道德規范。

　　從典籍中讀懂中華兒女深厚的價值認同

　　這次展覽中，有一個單元非常值得關注——“中華一統”。“中華一統”單元用濃墨重彩梳理了“大一統”概念的提出、深入闡釋和擴充，并通過史書、輿圖、地理文獻等多種類型典籍闡述了政治制度、法理法令、地理空間，乃至文化教育的統一是“大一統”觀念經久不衰、歷久彌新的堅實基礎，揭示“大一統”是維系中華民族共同體發展的重要文化紐帶，也是中華兒女情感深處的共同追求與價值認同。

　　以建立統一多民族國家為內核，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鮮明的統一特征。先秦時期中華各民族之間的互動與交融促進了“四海會同”格局的形成。隨著秦漢大一統王朝的建立，“大一統”思想成為主流思想共識。唐人顏師古云，“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于一也”。

　　“大一統”的表述，始見于“十三經”之一的《春秋公羊傳》，其源于對《春秋》中“元年春王正月”這句話的解釋：“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這句話里的“王”指的是周文王，即周文王所頒歷法的正月，其意引申為將周文王所頒歷法推而廣之，強調歷法統一的重要性。

　　到了西漢，董仲舒深入闡釋了公羊學派的“大一統”理論，明確指出“大一統”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認為“一統”首先是理論、認識、文化學術的統一，然后是法度的統一，最終達到國家的統一，大大擴充了“大一統”的內涵。

　　司馬遷《史記》就以五帝、夏、商、周等“十二本紀”為經，構筑了古代中國從黃帝到漢武帝的以帝王為中心的歷史譜系；以吳、楚、越等“三十世家”，匈奴、西南夷、朝鮮等“七十列傳”為緯，把不同時期的政令、重要人物及邊疆民族納入統一王朝的敘述中，從而傳遞出世代相續、四海一家的“大一統”理念。同樣，班固作《漢書》，通過《食貨志》《刑法志》《地理志》《藝文志》等，對西漢的政治、經濟、文化進行系統梳理，展現出“大一統”時代典章制度的輝煌。

　　展陳文獻中關于這方面的記載比比皆是，其中有一幅繪于清代乾嘉年間的地圖，引得參觀者駐足觀摩——圖上繪出乾隆末年及嘉慶初年府、廳、州、縣建置的變化，并簡要介紹四鄰國家的大致情況，最西標出英吉利、荷蘭等國名。圖中所示的“萬里長沙”“萬里石塘”即今南海諸島。

　　正是在這樣幅員遼闊又多元一體的格局中，古人在數學、藝術、科技、農業、藥物學、手工業等領域創新進取，不斷探索，取得了諸多舉世矚目的成就，編撰了眾多影響深遠的典籍，在相關領域矗立起一座又一座高峰，支撐起輝煌燦爛的中華文明。同時，從詩經、楚辭、漢賦，到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一代又一代文學層巒聳翠，承載著文人墨客的風雅逸趣、相思懷念、人生感悟和精神追求，奠定了生生不息的中華文脈。

　　在這里，讀者可以細細品讀一系列的珍貴展品：國家圖書館藏宋淳熙七年（1180年）池陽郡齋刻本《山海經》、宋嘉定十年（1217年）當涂郡齋刻《四書章句集注》、宋紹興二年至三年（1132-1133年）兩浙東路茶鹽司公使庫刻本《資治通鑒》、宋刻本《陶靖節先生詩》，山東博物館藏“工典”卜骨等，領略泱泱大國、文獻名邦的風采氣度。

　　推動中華優秀典籍走入現代生活

　　以前，全國的古籍藏量究竟有多少，存藏狀況如何，能修復的人有多少……這些問題曾經是擺在全國古籍保護人面前不可逾越的“鴻溝”。

　　為了摸清家底、傳承文脈，2007年，“中華古籍保護計劃”正式實施。作為基礎性工作，古籍資源普查工作在全國全面展開。

　　據悉，全國完成漢文古籍普查270余萬部，藏文古籍1.8萬函，近3000家古籍收藏單位完成古籍普查登記工作。截至2024年7月，已累計完成出版678家收藏單位的《全國古籍普查登記目錄》共計145種240冊，收錄160余萬條款目。“全國古籍普查登記基本數據庫”發布82萬條款目。

　　截至2024年7月，國家及各省級古籍保護中心舉辦線上線下各類古籍保護培訓班累計600余期，培訓超4萬人次，覆蓋2000余家單位。

　　“中華古籍保護計劃”實施以來，全國從事古籍修復的工作人員從不足百人，發展壯大至千余人。全國設立12家“國家級古籍修復中心”，完成國家圖書館藏清宮“天祿琳瑯”、云南納格拉洞藏經等珍貴古籍修復。在社會力量支持下，國家古籍保護中心組織各國家級古籍修復中心完成《永樂大典》“湖”字冊等104冊（件）珍貴古籍修復工作，推動傳統技藝與現代科技有機融合。此外，各單位積極推進古籍保護的科學化、規范化，制定出臺17項國家標準和行業標準；研制成功兩種古籍脫酸設備和全套古籍修復設備工具；研制紙張100多種，新開化紙研制取得突破。

　　為紀念抗戰勝利，國家圖書館（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分別于2015年、2020年舉辦“抗戰時期古籍搶救保護史跡研討會”“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5周年·抗戰時期典籍文獻搶救保護學術研討會”，收集抗戰時期40余個典籍搶救保護史跡事例，挖掘出很多珍貴史料。

　　此次展出的“中華傳統文化百部經典”成果，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重點項目之一，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由中宣部委托文旅部指導國家圖書館組織實施。項目遴選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100部經典，萃取精華、賦予新意，深入淺出地進行解讀，力求提供一套立足學術、面向大眾的古代典籍普及讀本。該項目所選典籍上起先秦，下至辛亥革命，包括哲學、文學、歷史、藝術、科技等領域的重要典籍，充分展現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廣泛性和多樣性。

　　記者從國家圖書館了解到，截至2024年8月，項目已編纂出版圖書共80種，積極引導廣大讀者閱讀經典、學習經典、利用經典、愛上經典，有力推動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本報記者 劉同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