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四川省瀘州市合江縣紀委監委案件審理室和第八紀檢監察室工作人員圍繞徐敬忠案有關問題進行研討。郭志達 攝

　　特邀嘉賓

　　韓少華 瀘州市紀委監委案件審理室主任

　　謝和鋒 瀘州市合江縣紀委監委第八紀檢監察室主任

　　王云琳 瀘州市合江縣人民檢察院第二檢察部副主任

　　馮春燕 瀘州市合江縣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庭長

　　編者按

　　本案中，徐敬忠系非黨員公職人員，其長期借用管理和服務對象房屋，應如何準確定性？徐敬忠利用職務便利，在A銀行辦理江南新區公司1.45億元公款定期存單業務過程中，擅自以該公款存單為乙公司1.3億元貸款提供質押擔保，該起事實如何定性？我們邀請相關單位工作人員予以解析。

　　基本案情：

　　徐敬忠，男，群眾。曾任四川省瀘州市財政局投資管理科科長，瀘州市江南新區建設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國有獨資公司，以下簡稱“江南新區公司”）副總經理、財務總監，瀘州市財政局非稅收入征收管理科科長、國有資產管理科科長，瀘州市財政局四級調研員等職。

　　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2015年，甲公司老板熊某某（系徐敬忠的管理和服務對象）得知徐敬忠經常到成都出差，為進一步拉近與徐敬忠關系，將其妻名下位于成都市某處住房無償借給徐敬忠居住。2015年至2020年初，徐敬忠因出差、看望其子等事到成都后，居住在熊某某提供的房屋內，并自行繳納物業費、水電費等。

　　挪用公款罪。2014年4月，時任江南新區公司副總經理、財務總監的徐敬忠與下屬袁某、某銀行分行副處長鄒某某（均另案處理）共謀，利用職務便利，在A銀行辦理江南新區公司1.45億元公款定期存單業務過程中，以辦理定期存單需時任江南新區公司法定代表人袁某某授權委托為由，騙取袁某某出具授權委托書后，擅自以該1.45億元公款存單為鄒某某實際控制的乙公司提供質押擔保，使乙公司在A銀行獲得1.3億元貸款并用于營利活動，鄒某某承諾用營利創辦融資平臺公司，并給予徐敬忠相應分紅，但徐敬忠未實際獲得。2016年4月，江南新區公司1.45億元公款存單解除質押。

　　受賄罪。2013年至2017年，徐敬忠在擔任瀘州市財政局投資管理科科長，江南新區公司副總經理、財務總監等職務期間，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在工程項目審計、銀行儲蓄等事項上提供幫助，收受他人財物共計308萬元。

　　其中，2013年至2016年，甲公司老板熊某某為得到徐敬忠在政府投資項目跟蹤審計中的關照以及感謝徐敬忠在江南新區某棚戶區改造工程項目中的幫助，送予徐敬忠現金共計83.5萬元，徐敬忠予以收受。

　　2014年底，A銀行行長祝某（另案處理）為感謝徐敬忠在銀行儲蓄、信貸業務等事項上提供的幫助，表示通過廣告費報銷方式送予徐敬忠好處，徐敬忠同意并安排妻弟王某丙用其名下廣告公司與王某丁（因有求于祝某，與祝某約定通過廣告費報銷方式給予祝某好處）實際控制的某房地產公司簽訂廣告合同，在未實際開展廣告業務的情況下，該房地產公司向王某丙的廣告公司支付16.5萬元的廣告費用，相關費用歸徐敬忠所有。

　　查處過程：

　　【立案調查】2022年6月20日，經瀘州市監委指定管轄，合江縣監委對徐敬忠涉嫌嚴重違法問題立案調查，并于6月28日對其采取留置措施。2022年9月28日，對其延長留置時間三個月。

　　【移送審查起訴】2022年12月22日，合江縣監委將徐敬忠涉嫌挪用公款、受賄一案移送合江縣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

　　【政務處分】2023年1月10日，經瀘州市財政局黨組會會議研究，瀘州市紀委監委駐市財政局紀檢監察組對徐敬忠作出開除公職決定。

　　【提起公訴】2023年1月30日，合江縣人民檢察院以徐敬忠涉嫌挪用公款罪、受賄罪向合江縣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一審判決】2023年9月28日，合江縣人民法院判決徐敬忠犯挪用公款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三個月，并處罰金五十萬元；數罪并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八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五十萬元。判決現已生效。

　　徐敬忠系非黨員公職人員，其長期借用管理和服務對象房屋，應如何準確定性？

　　謝和鋒：2015年，甲公司老板熊某某為維系與徐敬忠的關系，將其位于成都的房屋無償借給徐敬忠居住，徐敬忠表示同意，并于2015年至2020年期間多次居住在熊某某的房屋內。我們經分析研究，認為徐敬忠上述行為應定性為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

　　實踐中，存在部分公職人員與不法商人勾連，通過借用房屋，不辦理產權變更等方式掩蓋行受賄行為的情形。本案中，徐敬忠借住熊某某房屋是否屬于受賄是我們核查的重點。經查，2012年11月，熊某某購置成都市該套房屋，用于家屬陪讀居住，子女升學后該房屋閑置，該房屋并非為特定公職人員購買。根據熊某某供述，2013年至2016年，其為得到徐敬忠在政府投資項目跟蹤審計中的關照以及感謝徐敬忠在江南新區某棚戶區改造工程項目中的幫助，送予徐敬忠現金共計83.5萬元，徐敬忠予以收受。熊某某表示上述83.5萬元好處費即徐敬忠此前職務行為的對價，其沒有以贈送房屋的方式向徐敬忠行賄的意思表示。2015年，熊某某在與徐敬忠交流過程中發現其因出差、看望兒子等事宜常在成都居住，遂臨時起意提出將該套房屋借給徐敬忠居住，并特別告知徐敬忠該套房屋中尚有一間房間存有其私人物品，不得使用。根據徐敬忠供述，熊某某所提供的該處住房系其借用，未實際持有，熊某某沒有將該套房屋贈與其的意思表示，且在2020年后未再借用該處房屋居住。

　　綜上，現有證據不能證明徐敬忠存在收受熊某某房屋的行為，不宜認定徐敬忠借用熊某某房屋居住的行為構成受賄罪。但熊某某在徐敬忠的職權范圍內承接項目，系徐敬忠的管理和服務對象，愿意將房屋借給徐敬忠居住是為了與其維系關系，以期繼續得到徐敬忠的關照。徐敬忠同意并實際借用熊某某房屋的行為已侵犯公職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且該行為發生在黨的十八大之后，應予以嚴肅處理。

　　韓少華：借用管理和服務對象房屋系典型的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行為。關于非中共黨員公職人員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應如何定性的問題，我們認為，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不僅針對黨員或者黨員領導干部，也適用于非中共黨員干部，不僅體現在《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等黨內法規中，也體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等法律法規中，所有公職人員均應嚴格遵守落實。本案中，徐敬忠雖然不具有黨員身份，但作為公職人員，行使黨和人民賦予的公權力，應遵守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的要求，其長期借用管理和服務對象房屋，應定性為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在條款適用上，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相關規定進行處理。

　　徐敬忠利用職務便利，在A銀行辦理江南新區公司1.45億元公款定期存單業務過程中，擅自以該公款存單為乙公司1.3億元貸款提供質押擔保，該起事實如何定性？

　　韓少華：根據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進行非法活動的，或者挪用公款數額較大、進行營利活動的，或者挪用公款數額較大、超過三個月未還的，是挪用公款罪。一般的挪用公款犯罪，挪用的都是資金，而本案較為特殊，徐敬忠并未直接挪用公款本身，而是用公款存入銀行后的定期存單為他人提供質押擔保，我們經分析研討，認為上述行為應定性為挪用公款罪。

　　在案證據證實，徐敬忠與鄒某某、袁某共謀商議后，為謀取個人利益，利用其擔任江南新區公司副總經理、財務總監的職務便利，在A銀行辦理江南新區公司1.45億元公款定期存單業務過程中，以辦理公款存單需時任江南新區公司法定代表人袁某某授權委托為由，騙取袁某某出具授權委托書。徐敬忠遂利用授權將該公款存單進行質押，為鄒某某實際控制的乙公司向A銀行申請1.3億元貸款提供擔保。乙公司將所獲得的1.3億元貸款用于購買信托理財產品、循環短期轉貸等。鄒某某承諾將用上述營利創辦融資平臺公司，并向徐敬忠、袁某等人分紅。后因鄒某某未創辦融資平臺公司，也未向徐敬忠等人分紅，徐敬忠并未實際獲得收益。

　　我們認為，乙公司在貸款期限屆滿后，如果無法按期歸還貸款，按照擔保協議約定，為該1.3億元貸款提供質押擔保的江南新區公司1.45億元公款可能會被銀行用來抵償債務，造成財政資金重大損失，這和挪用公款犯罪的內涵一致。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紀要》）對此作出明確規定，即挪用金融憑證、有價證券用于質押，使公款處于風險之中，與挪用公款為他人提供擔保沒有實質的區別，符合刑法關于挪用公款罪規定的，以挪用公款罪定罪處罰，挪用公款數額以實際或者可能承擔的風險數額認定。

　　本案中，江南新區公司的1.45億元公款存單作為一種金融憑證，代表的是相應的債權。徐敬忠用該公款存單為乙公司1.3億元貸款提供質押擔保，并知曉乙公司貸款系為購買信托理財產品、循環短期轉貸進行營利活動，其主觀上是企圖通過鄒某某用1.3億元貸款營利后創辦融資平臺公司，其從中獲得相應分紅，具有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進行營利活動的意圖。客觀上，江南新區公司因徐敬忠質押1.45億元公款存單的行為失去對該公款存單的占有，在未經銀行同意解除質押前，江南新區公司無法正常處置和使用。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條第一款的解釋》規定，個人決定以單位名義將公款供其他單位使用，謀取個人利益的，屬于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徐敬忠個人決定以單位名義將公款供其他單位使用，雖然因鄒某某未創辦融資平臺公司，徐敬忠并未實際獲得分紅，但根據《紀要》規定，對于將公款供其他單位使用的行為，“謀取個人利益”，包括行為人與使用人事先約定謀取個人利益實際未獲取的情況。故徐敬忠上述行為屬于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

　　綜上，徐敬忠個人決定以江南新區公司名義，用公款存單為乙公司貸款進行質押擔保的行為屬于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數額巨大、進行營利活動的情形，構成挪用公款罪。

　　2014年，祝某以廣告費報銷方式送予徐敬忠16.5萬元，該起事實怎樣查實？為何定性為受賄？

　　謝和鋒：祝某與徐敬忠之間的權錢交易具有隱蔽性，我們通過多次調查取證、做實做細徐敬忠等人的思想政治工作，最終查實祝某以廣告費報銷方式向徐敬忠行賄16.5萬元的事實。

　　根據徐敬忠供述，2014年4月，徐敬忠促成江南新區公司1.45億元公款劃撥到A銀行并轉為定期存款，后與他人合謀，擅自將該筆定期存款進行質押，違規為他人企業在A銀行貸款提供擔保。徐敬忠上述行為客觀上使得祝某所在銀行的存貸款業績上升。2014年12月，祝某告知徐敬忠將給予其好處，但需要采取廣告費報銷的形式支付，徐敬忠表示同意并安排妻弟王某丙用其名下廣告公司去對接報銷事宜。為掩蓋該事實，徐敬忠還以他人名義新開銀行卡，并將銀行卡拿給王某丙，讓王某丙將收到的廣告費轉入卡內。根據王某丙陳述，其按照徐敬忠安排草擬了名下廣告公司與某房地產公司的廣告合同，約定金額16.5萬元，并將該合同交給祝某，實際未開展廣告業務，待16.5萬元資金到賬后將存有該筆廣告費資金的銀行卡交給徐敬忠。根據祝某證言，某房地產公司實際控制人王某丁為獲得A銀行的續貸業務，表示給予祝某好處費，二人商議以廣告費報銷的名義支付。祝某與徐敬忠達成以廣告費名義給予好處的合意后，就安排該房地產公司與王某丙的廣告公司簽訂虛假廣告合同，在王某丙公司未實際開展廣告業務的情況下，讓王某丁向王某丙公司支付16.5萬元的廣告費用。上述事實有江南新區公司的定期存單、廣告合同、銀行交易流水等書證予以佐證。

　　王云琳：受賄罪的本質是權錢交易。本案中，從主觀上看，祝某為感謝徐敬忠利用職務便利在A銀行相關業務上的幫助，主動提出采取廣告費報銷的形式給予徐敬忠好處，徐敬忠表示同意，二人達成行受賄合意。從客觀上看，祝某通過讓徐敬忠尋找第三方公司，并以第三方公司名義與王某丁公司簽訂虛假廣告合同，通過廣告費名義向徐敬忠的“白手套”王某丙轉賬，實質上是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其中，向祝某行賄的王某丁實際支付了具體款項，但本質是祝某將受賄款在其意志支配下用于向徐敬忠行賄，而徐敬忠與祝某達成行受賄合意后，通過王某丙實際取得祝某送予的16.5萬元。因此，由王某丁向徐敬忠支付款項，不影響徐敬忠受賄犯罪的認定。

　　辯護人提出，徐敬忠系受鄒某某欺騙挪用公款存單進行質押擔保，且最終未造成國家財產損失，應對徐敬忠減輕處罰，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內量刑，法院是否予以支持？

　　馮春燕：法院對上述辯護意見不予支持。第一，根據“兩高”《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六條規定，挪用公款進行營利活動，挪用公款數額在二百萬元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條第一款規定的“情節嚴重”，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辯護人提出，徐敬忠系受鄒某某欺騙挪用公款存單進行質押擔保。經查，徐敬忠與鄒某某、袁某共謀商議用江南新區公司公款存單為乙公司貸款進行質押擔保，徐敬忠明知該行為違反法律規定，仍騙取江南新區公司法定代表人袁某某出具授權委托書、協調相關手續，在此過程中徐敬忠積極參與且起到主要作用，并非受到鄒某某欺騙而實施犯罪行為。

　　第二，雖然用于質押擔保的公款存單最終解除質押，但從2014年4月到2016年4月，該1.45億元公款一直處于風險中。雖最終未造成損失，但不能作為挪用公款的減輕情節。且徐敬忠在挪用公款的事實中沒有自首、立功等法定減輕處罰的情節，因此對徐敬忠犯挪用公款罪不能減輕處罰。綜上，法院綜合徐敬忠的犯罪事實、情節、社會危害、認罪悔罪態度等，對徐敬忠犯挪用公款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該量刑體現了罪責刑相一致的司法原則，判決現已生效。（記者 方弈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