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求是》雜志發表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文章《加強文化遺產保護傳承 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文章強調，文物和文化遺產承載著中華民族的基因和血脈，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華優秀文明資源。要讓文物說話，讓歷史說話，讓文化說話。系統梳理傳統文化資源，讓收藏在禁宮里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如何堅持“兩個結合”，深刻把握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記者專訪了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資深研究員、中國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中國文明和中國道路研究中心主任謝茂松。

　　記者：如何從文物和文化遺產的角度理解中華文明的源遠流長、從未中斷？

　　謝茂松：中華文明作為世界上唯一連續未中斷的文明，有著世界上最為完整的歷史記載與規模最大、最為豐富的文獻典籍。孔子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他強調文獻記載作為歷史證據的重要性，文獻不足則無以引證。作為教育家，孔子以“文、行、忠、信”四科設教，居首的“文”正是文獻。時至今日，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為我們保存3000年前的文字，把中國信史向上推進了約1000年；博物館有很多寶貴文物甚至“國寶”，實證了我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作為一個文明大國，中國幾乎歷朝歷代都專門設有大規模藏書的館閣，而大規模藏書館閣的建立也成為盛世的重要標志。同時，中國歷代都注重設史館以修史。歷史的書寫，一方面提供文化認同，中國之為中國，中華文明之為中華文明，很重要的就是文化認同、文明意識的凝聚；另一方面保存歷史經驗，為當世與后世提供治亂興衰的歷史借鑒，這也是中國王朝有興衰而中華文明卻能延續不斷的關鍵。

　　中國文物考古的目的首先是更好地認識中華文明，一方面是認識中華文明的源遠流長、中國歷史之為信史，祛除中國歷史在近代受到的懷疑。另一方面是在認識中國文明源遠流長的同時，認識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博大精深意味著中華文明深刻的文明原理，即中華文明所具有的“可大可久之道”，從而堅定文化自信。這一自信完全是建立在歷史認識基礎上的自信，是理性認識之后的自信，是一種高度理性的自信。

　　中國歷史書寫具有豐富、完整與通貫性，而中國考古成果的豐富性，使得中國歷史書寫與中國考古發現二者交相輝映。

　　記者：如何從“兩個結合”的角度理解加強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意義？

　　謝茂松：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讓我們能夠在更廣闊的文化空間中，充分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第二個結合”高度自覺地從理論和制度創新的視角看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由此我們關于思想創新、制度創新的廣闊空間被極大打開。

　　中華文明綿延數千年，有其獨特的價值體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國人內心，潛移默化影響著中國人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此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為深層文化積淀，在底層邏輯上作用于我們的思想創新、制度創新。而“第二個結合”的提出，則是高度文化自覺、文化自信的體現。這從根本上來說是反求諸己的主體性自覺，是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一寶貴資源的自我認識，更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思想創新、制度創新中由自在、自為到自覺、自信的飛躍。加強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意義，就在于更好發揮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為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寶貴資源的重大作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將更有力有效地作用于道路、理論和制度創新中，參與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成熟、定型的進程中。

　　記者：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時間節點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這一命題有何深意？這一命題與“兩個結合”存在怎樣的邏輯關系？

　　謝茂松：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化關乎國本、國運。縱覽人類歷史，一個文明根本的轉型，是文化的轉型；一個文明真正的新生，是文化的新生。習近平總書記在新時代新征程的節點審視中華文明，從中華文明賡續弘揚的角度觀察中國式現代化，得出深刻結論：“中國式現代化是中華民族的舊邦新命，必將推動中華文明重煥榮光。”讓綿延不絕的中華文明發揚光大，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中國作為文明大國的使命，“兩個結合”尤其是“第二個結合”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指明了根本途徑。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如水之連續不斷，而無分過去、現在、未來之水，傳統如流水之源遠流長而激濁揚清，中華文明的連續性與創新性是一體相生的。正是因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與創新性，古老的中華文明才能成功應對現代的挑戰與沖擊，在現代的創新中保持文明主體性、保持文明連續性，從而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經過長期努力，我們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有條件破解‘古今中西之爭’”。中國式現代化賦予中華文明以現代力量，中華文明賦予中國式現代化以深厚底蘊。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主體性，通過“兩個結合”尤其是“第二個結合”溫故知新、固本開新、明體達用，最終化解、超越古今之爭、中西之爭，從而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慕振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