龜背形網格狀器、銅巨型神獸、頂尊蛇身銅人像……6月13日，三星堆遺址最新考古成果對外發布，不僅通過碳14測年確定了三星堆“祭祀坑”的埋藏年代，還“上新”了近13000件文物，為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再添重彩。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當代中國文化的根基，是維系全世界華人的精神紐帶，也是中國文化創新的寶藏。綿延數千年，中華文明的長河發端于何時、何地？流淌過怎樣的曲折、回合？這些問題牽系根脈，事關“何以中國”。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趙輝曾主持負責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記者日前對他進行了采訪。

　　以考古調查發掘為主要手段，以現代科學技術為支撐，多學科交叉研究，揭示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

　　記者：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是一個怎樣的工程？開展這個工程的背景是什么？

　　趙輝：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是以考古調查發掘為獲取相關資料主要手段，以現代科學技術為支撐，采取多學科交叉研究的方式，揭示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的重大科研項目。工程圍繞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間的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陜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師二里頭等四處都邑性遺址，以及黃河流域、長江流域、遼河流域的其他中心性遺址實施重點發掘，并對這些遺址周邊的聚落群開展大規模考古調查，探究這些區域的文明化進程是怎樣的、環境背景有何特點、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究竟是怎樣形成的等諸多問題。

　　文明起源與國家產生是人類歷史上最重大事件之一，國際學術界很早就開始關注相關問題，提出許多觀點和理論，但對于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古代文明的起源和早期發展，在很長時間里缺乏資料和系統認識。

　　早在探源工程啟動之前，中國學術界就有對中華文明起源問題的探討。從上世紀20年代到80年代，中國考古學的發現與研究積累到一定程度，逐步具備了系統研究中華文明起源與形成的條件。

　　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田野考古有了一系列重大發現，比如我們在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發現了大型宮殿，在遼西地區的紅山文化發現了規模宏大的壇廟冢，在中原地區發現了龍山時代等。加之考古學家夏鼐先生、蘇秉琦先生提出了各自關于中華文明起源的思路，促使中國考古學界開始重點關注中華文明起源。

　　在這個大背景下，“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項目在2002年正式立項，簡稱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團隊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牽頭，聯合國內眾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地方考古研究機構參與。在工程第4期時，全國有近60家科研單位參加，涉及17個學科。2016年，工程4期完成結項，目前第5期正在進行中。

　　中華文明具有多元一體、兼容并蓄、綿延不斷的特征

　　記者：歷時20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取得了怎樣的成果？

　　趙輝：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在科技部和國家文物局等部門的支持下，在各科研單位和學者的努力下，取得了不少成果。我認為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通過綜合研究，我們對中華文明起源的幾個時間節點有了比較明確的把握。需要說明的是，“文明”有多種解釋、定義，要放在具體語境下理解。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中的“文明”專指古代國家形態的出現，以國家作為進入文明社會的標志。

　　現在基本確定，中國史前農業萌芽于上萬年之前，經過漫長的積累發展，直到大概距今6000年或者稍早一點，成為了一個相對成熟的農業體系。在此基礎上，從距今6000年左右，相關區域里各地方文化加速向文明化發展。在距今5000年前，以良渚文明為代表，在黃河流域、長江流域這個大范圍里，一些地方率先進入文明階段，建立了國家。以此為起點，一直到距今3800年左右，各個地方的社會分別建立起自己的國家，步入文明。這種諸多地方文明并立的現象，和傳說中“天下萬國”的情景有點類似，所以我們也把這個時代叫做“古國時代”。

　　第二，實證了中國文明發展是多元一體的進程。早前研究考古學文化的時候，蘇秉琦老先生就提出了中國古代文化是多元的、“滿天星斗”的。這是對文化面貌的描述，但啟示我們：文化背后，各地社會發展或許有各自特點。

　　基于多元化的特點，北京大學教授嚴文明先生總結中華文明還有“一體化”的進程，因為大家都在黃河流域、長江流域以及西遼河流域這個地理范圍里展開，結成了一個巨大的叢體。叢體內部是分散的，各地文明在各自發展，但在彼此競爭、相對獨立的過程中，彼此間相互交流借鑒，日益呈現一體化的趨勢。所以，我們也把這種現象叫作中國文明的多元一體。

　　在“古國時代”稍晚的階段，一體化趨勢更明顯地表現在中原地區。這個時期，中原地區開始廣泛吸收周圍文化的先進因素，變成一個兼收并蓄的核心，這個核心恰好為夏商周三代文明提供了一個人文地理、政治地理的舞臺，一個經濟、文化與禮制的基礎。再往后，三代文明在這個基礎、在這個歷史大趨勢上展開。從更長久的歷史結果來看，中國文明的多元一體也成為中華民族和多民族統一國家的源頭。

　　通過探源中華文明，我們實證了中國文明是一個原生、本土的文明，知道了中國文明的起源和早期發展是一段沒有被文字直接記錄下來的歷史。經過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和以前多年對這個問題的探討和積累，現在，我們終于可以對這段歷史做出一番描述，從而填補了中國歷史上非常關鍵的一個歷史時段的空白。

　　記者：除了多元一體的特征，探源工程還實證了中華文明具有兼容并蓄、綿延不斷的特征。具體是如何體現的？

　　趙輝：我們的文明是開放的文明，有很強的融合吸收能力。在一體化過程里，中華大地不同文明彼此間互相影響、交流、借鑒。兼容并蓄首先在內部，然后又擴大到外界。

　　盡管由于地理原因，地處東亞的中國文明起源、早期形成和發展過程是相對孤立的，但是在“古國時代”晚期，考古發現，中國文明和其他文明有了接觸，來自中亞地區的麥類作物，綿羊、山羊等家畜品種以及青銅冶金技術，在這一時期陸續進入中國文明。而且，其中一部分在我們的改造和提升下形成了新的體系，比如冶鑄技術，為中國文明持續發展注入了新的能量，體現了中國文明的兼收并蓄能力。多元一體的格局、兼容革新的能力，也成為中華文明長期生長的起點，從中孕育出共同的文化積淀、心理認同、禮制傳統，奠定了中華文明綿延不斷發展的基礎。

　　提出文明定義和認定進入文明社會的中國方案，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創性貢獻

　　記者：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義和認定進入文明社會的中國方案，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創性貢獻。提出中國方案有何價值？

　　趙輝：關于文明形成的標志，首先是由西方學術界提出的，比如文明三要素——城市、冶金技術和文字。英國考古學家柴爾德還曾提出早期文明的10多項標準等。上述標準是從對古兩河流域、古埃及等文明研究中提煉出來的，并非“放之四海而皆準”。比如，瑪雅文明有文字、有城市、沒有金屬，但它的確是一個原生文明。當我們套用這些標準研究史前中國時，也會發現對不上號的情況。

　　給文明建立標準，應該是在研究中總結提煉普遍性特征，而不是拿著產生于國外材料的標準清單去一一對照。根據“古國時代”各個地方文明的考古材料，我們從中提煉歸納出了關于進入文明社會的四個普遍性特征：一是生產力，農業和手工業有相當程度發展；二是社會明顯分化；三是出現了作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城市；四是存在王權。這四條作為判斷文明形成的標準，一方面反映了中國歷史的特點，另一方面，這種特征判斷的差別恰好表達了人類歷史的發展既有其普遍性的一面，也有特殊性的一面。這也算是我們在中國文明的研究中發現與總結的一些不同于其他文明的地方。

　　記者：在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中，良渚文化對實證中華文明五千年歷史具有重要意義。為什么？

　　趙輝：良渚遺址位于浙江北部，修建于大約5000年前。歷經80余年，良渚遺址在幾代考古人的接續努力下，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大量考古發現顯示，良渚作為一個國家已經具備了可以討論其形態的成熟條件：大量精美的玉器、漆器、絲綢、象牙器、陶器，以及高超的木作建筑，意味著良渚的社會分工十分發達，農業和手工制造業之間存在確鑿分工；眾多墓葬資料，反映了良渚社會分層明顯，已經是階級社會；包括良渚古城和水壩在內的一系列新發現，更是極大豐富了對良渚社會發展狀況的認識。

　　良渚擁有高度發達的科學技術、深徹的社會動員能力和高效的組織管理能力，以及明確的城鄉差別。良渚古城與周圍廣大地區結成了不可分割的經濟體，良渚社會存在武力、暴力，其宗教信仰還具有明顯的一神教特點。因此，各項發現皆明確指向了良渚古城內存在一個強制性的公共權力，也就是良渚的國家性質。

　　良渚文明的獨特之處還在于“兩無一稻”——沒有文字、沒有冶金術、濕地稻是唯一的作物經濟形態，但這也是其能夠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獨特價值。它不僅實證了五千年前中國存在早期區域文明，同時展現出完全不同于西方既有的文明形成模式和形態特征，是與以西亞、地中海為核心的西方文明進程平行且能相互映照的模式，這為西方世界從歷史角度更好地了解、理解中國提供了實證，也對重新理解人類文明的發展進程有深遠意義和影響。

　　增強歷史自覺、堅定文化自信，把中國文明歷史研究引向深入

　　記者：為何要探源中華文明？考古如何幫助我們探源中華文明？

　　趙輝：中華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不是浪漫想象、憑空虛構，而是有據可查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實證了我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關于文明的討論早已有之，比如中國古人就有文明觀，只不過不說“文明”，而是“大同”“小康”，此外還有對亙古時代的傳說。后來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們對文明的理解都沒有超出這個認識。想知道歷史究竟是怎么回事，就要依靠考古學。考古學研究物質材料，而物質材料不會說話，就要和人文社會科學的理論、自然科學方法技術結合起來，闡釋考古現象，再慢慢從考古學角度形成自己的歷史理論。這個需要很長時間，但我們現在已經開頭了。

　　一個民族、國家，天然關心自己從哪里來。我覺得這也是考古之所以能成為一門學問的樸素原因。從人類歷史的角度看，中國的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是世界人類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的組成部分，因此探源中華文明也填補了世界文明史一塊非常重要的空白。

　　中華文明綿延不斷，有起有伏，但邏輯過程是清楚的，能一直向起源處追溯。中國是多民族的國家，中華文明是多元的，東南西北各有特點，但又凝聚成一個整體，一直延續至今。如果把中華文明比作一條長河，要知道她源于何處，才能知道她流向何方。探究中國文明起源，也是在幫助我們更好地讀懂中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只有深入到對歷史本質的認識時，才能真正增強歷史自覺、堅定文化自信。

　　記者：如何增強歷史自覺、堅定文化自信，把中國文明歷史研究引向深入？

　　趙輝：對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探究是一個既復雜又漫長的系統工程，因此中華文明探源這個課題是一個長期的、需要繼續付出努力的研究任務，目前取得的成果還是初步的和階段性的，還有許多歷史之謎等待破解，還有許多重大問題需要通過實證和研究達成共識。

　　在探源工作中，我們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把考古探索和文獻研究同自然科學技術手段有機結合起來，綜合把握物質、精神和社會關系形態等因素，逐步還原文明從涓涓溪流到江河匯流的發展歷程。還要加強統籌規劃和科學布局，堅持多學科、多角度、多層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學和歷史學、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聯合攻關，拓寬研究時空范圍和覆蓋領域，進一步回答好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的基本圖景、內在機制以及各區域文明演進路徑等重大問題。（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柴雅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