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案例】

　　甲，中共黨員，某出版社副社長，曾任某報社發行部處長。乙，中共黨員，某報社退休干部，退休前任某報社研究部處長，與甲曾系某報社同事關系。丙，中共黨員，系乙丈夫，某大型國有金融企業A公司副總經理，與甲也相識。丁，某私營企業B公司老板。2020年，經朋友介紹，甲與丁相識。丁因公司融資需要找到甲，希望其幫忙尋找融資渠道，并與甲簽訂了書面協議，約定事成之后按照融資額的2%給甲感謝費。此后，甲通過乙找到其丈夫丙幫助。丙稱，鑒于甲和乙的老同事關系且其與甲彼此也認識，就將B公司推薦給A公司下屬全資企業C公司。C公司按程序對B公司進行盡職調查、現場考察、審核評估、集體審議后，同意與其進行合作。B公司與C公司簽訂協議，從C公司處成功融資3000萬元。事后，甲收受丁給予感謝費現金60萬元，用于個人日常開支。

　　【分歧意見】

　　本案中，對甲的行為應如何定性，存在分歧。

　　第一種意見認為：甲利用某出版社副社長這一職務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丙的職權幫助B公司融資，事后收受B公司老板丁給予的感謝費60萬元，其行為屬于斡旋受賄行為，應以涉嫌受賄罪追究其紀法責任。

　　第二種意見認為：甲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便利，為B公司融資謀取利益，事后收受丁給予的感謝費60萬元，其行為屬于違規從事有償中介活動，違反了黨的廉潔紀律。

　　【評析意見】

　　筆者贊同第二種意見，具體分析如下。

　　一、甲的行為不屬于斡旋受賄

　　斡旋受賄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請托人財物或者收受請托人財物的，以受賄論處。其構成要件主要有三：（1）行為人作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了本人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即與被利用的國家工作人員在職權上雖然沒有隸屬制約關系，但行為人利用了本人職權或者地位產生的影響和一定的工作聯系；（2）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而非自己職務上的行為；（3）必須是為請托人謀取了不正當利益。

　　首先，甲作為國家工作人員，其找丙幫忙并非基于其國家工作人員身份，利用本人職權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而是因為其與丙的妻子乙曾是同事關系，早就與丙相識，是基于二人的朋友關系找到丙。其次，從甲與丙的職權地位來看，甲在出版社、丙在國有大型金融企業，二者毫無隸屬、制約關系，且并無任何工作上的聯系。丙表示，其之所以幫助甲，是因為甲是其妻子的老同事，自己和甲也認識，抹不開面子。最后，B公司與C公司是商業合作關系，B公司的資質也符合C公司對融資對象的要求，且經過了C公司的相關融資程序，兩個公司的合作互利具有正當性。甲未參與雙方的融資談判，也沒有為B公司獲取較低的融資利率，其行為并未導致B公司在平等市場主體中獲得競爭優勢，未違背市場交易公平公正原則，不符合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構成要件。綜上，甲的行為不符合斡旋受賄的構成要件，不構成受賄罪。

　　二、甲幫丁融資是提供信息服務收取錢財的“有償中介活動”

　　有償中介活動是指通過為銷售方、購買方、服務人或服務對象等溝通信息、介紹業務而收取錢財的一種經濟活動。甲幫助丁的B公司尋找C公司作為融資渠道的行為，實際上是基于信息不對稱，為丁的B公司融資牽線搭橋，提供有償信息服務。其本人并未實際參與B、C公司之間的融資談判，介紹業務成功后，收受了丁給予的60萬元感謝費，也是事前與丁合作協議中予以明確約定的事項。因此，甲的行為屬于從事有償中介活動范疇，違反了《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九十四條違規從事營利活動之規定。

　　綜上，甲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與國家工作人員丙的朋友關系，通過丙職務上的行為，幫助B公司融資，并收受B公司負責人丁給予的感謝費60萬元，其行為屬于在經濟活動中提供信息服務的有償中介活動，而非斡旋受賄。在辦理違規從事有償中介活動違紀案件時，要嚴格按照違紀、職務違法、犯罪的構成要件，準確界定違紀與違法、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等，做到定性準確、處理恰當，精準執紀執法，實現政治效果、紀法效果和社會效果相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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