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9日，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今年8月份，全國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0.8%。

　　黨中央多次強調要完善宏觀調控跨周期設計和調節，這既是對疫情下宏觀經濟運行新特點的針對性舉措，也是對新發展階段保持我國經濟平穩健康運行的宏觀管理創新。準確把握我國宏觀政策跨周期調節的邏輯與重點，對做好未來一段時間的經濟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當前，跨周期調節要求處理好經濟短期波動與中長期發展、結構性力量與周期性力量、逆周期與順周期、國內政策與國際政策協調等各種關系，保持我國經濟平穩健康運行。

　　疫情危機的特殊性要求宏觀調控創新

　　當前之所以突出強調宏觀政策跨周期調節，與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沖擊的特殊性，以及疫情下國際國內經濟運行新特點密切相關。

　　首先，疫情對經濟的沖擊范圍之廣、幅度之深前所未有。不同于單純的需求沖擊或供給沖擊，新冠肺炎疫情同時沖擊了經濟的供給、需求和預期。疫情暴發之初，各國制造業、建筑業、服務業等大面積停工停產，消費、投資、進出口全都受到強烈沖擊，市場信心一落千丈，資本市場大幅震蕩，失業率、GDP增速等主要經濟指標的調整幅度創二戰以來最高紀錄，這就決定了對這次危機的應對不同一般的經濟危機。

　　其次，疫情反復導致經濟恢復進程中出現多個小周期。盡管隨著疫苗接種加快，疫情已經得到有效防控，但病毒的變異、疫情的局部散發、民眾對疫情未來走勢的擔憂等因素仍不斷干擾市場主體信心。經濟收縮與擴張周期快速切換甚至出現重疊，經濟運行也常常出現反復，這就進一步加大了宏觀調控的難度，尤其政策本身還面臨逆周期性與順周期性的現實挑戰。

　　再次，疫情沖擊后經濟的恢復速度超過以往。由于疫情并沒有對企業和家庭的資產負債表造成實質性沖擊，加上隨著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企業迅速復工復產并開始增加投資，居民消費和國際貿易快速回升，各主要經濟體均很快實現了環比正增長，我國經濟更是在2020年當年就實現了正增長，且四季度經濟同比增速已超過疫情前水平。美國經濟恢復速度也超過以往幾次金融危機，2021年二季度已經恢復到疫情前水平，同時通脹中樞抬升，通脹壓力明顯增大。面對這種情況，逆周期政策需要做出適時的調整。

　　另外，前所未有的政策力度面臨后續不確定性。疫情暴發以后，國際上各國均出臺了大規模的紓困政策，財政支出與赤字規模大幅擴張，貨幣政策全面量化寬松，以美聯儲為代表的中央銀行更是向市場注入天量流動性，央行資產負債表快速膨脹，全球利率中樞降到歷史新低。從過去危機應對的經驗看，天量政策刺激后往往會有后遺癥，甚至埋下新一輪危機的種子，隨著疫情影響逐漸減弱和經濟逐步恢復，后續政策退出與正常化進程將面臨很大難度和不確定性，需要提前考慮跨周期政策的設計。

　　國內與國際周期不同步使逆周期調節面臨現實挑戰

　　新冠肺炎疫情在各國暴發的時間、各國應對疫情的策略、疫情在各國的發展態勢等均不同步，這意味著各國經濟受到沖擊的時點和后續走勢均會不同。例如，我國經濟運行的低谷出現在2020年一季度，而歐美等經濟體的低谷則普遍出現在二季度。加上各國應對疫情績效的差異，各主要經濟體恢復的節奏也不同步。

　　從全球經濟恢復進程看，我國經濟恢復最早、最快，恢復進程領先其他發達經濟體2至3個季度。今年下半年以來，我國經濟恢復態勢明顯放緩，下行壓力有所增大，而歐美恢復態勢卻有加快跡象，新的不同步正在形成。

　　相應地，各國宏觀政策正常化的節奏也不同步。自2020年底以來，按照連續性、穩定性和可持續性的要求，我國的宏觀政策逐步開始正常化，包括適當下調財政赤字率，以及以適當的節奏“防風險、穩杠桿、收信用”。相比之下，美國仍在加大財政刺激，美聯儲一直還在“擴表”，并且直到最近受通脹壓力所迫才開始討論縮減資產購買規模的問題，而歐洲、日本等經濟體的政策正常化進程尚未開啟。這就意味著主要經濟體的宏觀政策相互之間會存在不同方向的外溢性。當前，我國面臨的一個較大外部不確定性，正是美國貨幣政策轉向所帶來的潛在影響。因此，我國的宏觀政策不但要跨自己的周期，還要應對其他國家的經濟周期和政策調整的沖擊。

　　跨周期宏觀調控是維護政策可持續性的需要

　　我國經濟運行仍處在新常態和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未來一個時期，我國經濟仍將面臨復雜嚴峻的外部環境和不確定性挑戰。宏觀調控不僅要應對眼前短期的經濟波動，而且要堅持底線思維和長線思維，要對未來的經濟形勢及風險狀況有所預判，要充分考慮未來經濟可能面臨的沖擊和風險挑戰，為應對新的不確定性留有政策空間。

　　跨周期設計財政政策，既要考慮政策的乘數效應及其本身的逆周期性，也要考慮平衡收支壓力、化解債務風險、提升支出效率、激發市場活力及培養稅基稅源等多方面中長期要求。跨周期設計貨幣政策，既要考慮流動性的適度與資金成本的適當，以及貨幣供給與經濟增長的匹配，也要考慮暢通政策傳導機制、降低融資難度與成本、保持物價穩定以及防范金融風險等多重目標。

　　當前跨周期調節政策需要突出的幾個重點

　　今年四季度和明年上半年，在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的前提下，持續完善宏觀調控的跨周期設計和調節，需要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

　　一要努力保持我國經濟四季度和明年平穩運行。受疫情沖擊影響，今年以來我國主要經濟指標基數效應明顯，呈現“前高后低”的態勢。從數字上看，上半年與下半年在經濟增速上會有較大落差。在此背景下，要保持宏觀政策連續性、穩定性、可持續性，統籌做好今明兩年宏觀政策銜接，把握好銀行信貸資金投放及地方政府債券發行節奏和力度，加快推進“十四五”規劃重大工程項目建設，引導企業加大技術改造投資，激發有效需求，豐富有效供給，促進經濟盡快回到潛在增速并穩定運行在合理區間，防止經濟形成“下行慣性”，避免市場形成有關經濟基本面惡化的預期。財政政策要提質增效，合理把握預算內投資和地方政府債券發行進度，推動今年底明年初形成實物工作量。貨幣政策要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保持廣義貨幣供應量和社會融資總規模增速與名義GDP增速基本匹配，穩定宏觀杠桿率，保持實際利率水平穩定。

　　二要平衡好經濟運行中的周期性力量和結構性力量。要充分考慮到經濟的綠色化轉型以及加強市場監管、化解過剩產能、加強房地產調控、防控金融風險等各項改革工作的緊縮效應和跨周期性特點，要把握好與之相關的結構性力量轉換。既要瞄準經濟運行的突出短板和瓶頸發力，呵護好改革推進和經濟轉型升級中新動能的成長，也要對沖好改革過程中舊動能的衰減，如能耗“雙控”對產能釋放的抑制、金融嚴監管對貨幣乘數效應的抑制、房地產調控對投資增長的抑制等，防止結構性力量與周期性力量形成共振。

　　三要處理好政策正常化進程中穩增長和防風險的關系。要持續鞏固經濟恢復向好勢頭，加快重點領域改革，以經濟高質量發展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防止在處置局部風險過程中引發次生風險或系統性風險。要保持戰略定力，將近期目標與長遠目標結合起來，統籌做好財稅體制改革、地方政府債務化解、貨幣金融體制改革、國有企業改革，以及人口政策調整與養老保險改革等工作，穩步降低財政赤字率、政府負債率和宏觀杠桿率，提高國有資產回報率、金融系統的抗風險能力和養老保險的可持續性。要堅持不搞“大水漫灌”，為應對新的不確定性留足政策空間。

　　四要多措并舉保持物價總體穩定。面對國際上物價中樞抬升，大宗商品價格維持高位運行，國內PPI與CPI“剪刀差”持續拉大的特殊情況，在保持總需求平穩增長的同時，必須重視物價管理，要繼續實施大宗商品保供措施，對供需矛盾較大的煤炭、有色等物資加大儲備投放力度、進口力度和反壟斷力度，處理好環保限產、能耗“雙控”與大宗商品保供之間的關系，增加有效供給。加大打擊炒作和囤積行為的力度，防范利用期貨和現貨兩個市場進行價格操縱、哄抬價格。進一步實施中小企業政策紓困，穩定中游生產型企業庫存，平穩釋放下游終端需求，促進全產業鏈利潤合理分布。完善重要原材料戰略儲備管理，建立平抑價格波動的長效機制。

　　五要加強政策協調配合并努力形成各項政策合力。要更加強調政策的時度效，加大各項政策間的協調力度，合理把握政策出臺的節奏，加強對政策效果的事先、事中和事后評估，避免“政策打架”或效應相互抵消。例如，要抓緊制定碳達峰的路徑和具體措施，盡快出臺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堅持全國一盤棋，糾正運動式“減碳”，加強宏觀、產業、節能、環保、投融資等政策協調，避免傳統產能過快收縮。加大對新出臺政策的權威解讀，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預期性，引導各類市場主體對政策形成正確認識，有效消除企業對政策的困惑和擔憂。加強與主要經濟體的溝通對話與協調合作，對國際主要經濟體宏觀政策的潛在外溢效應做好預案。

　　（陳昌盛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部長；楊光普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第四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