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3月，錢三強找到王承書，希望她負責高濃鈾研制，一句“我愿意！”，王承書從此為國家隱姓埋名30多年。圖為王承書（右三）與年輕科技人員一起探討原子理論問題。

　　 

　　中國第一塊鈾礦石，被譽為核工業的“開業之石”。1954年，采自廣西富鐘縣花山區。

　　 

　　在原子彈理論設計過程中鄧稼先等科研人員使用過的手搖計算機。 （資料圖片）

　　由國家博物館與國防科技工業局共同主辦的“協同創新 自立自強——‘兩彈一星’精神展”正在國博展出。展陳作品，向我們一一講述著廣大研制工作者在艱苦條件下創造的非凡人間奇跡、在拼搏奉獻中鑄就的“兩彈一星”精神。

　　無論是在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歷史上，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七十余年的輝煌歷程中，“兩彈一星”的研制成功，都是值得大書特書的重大歷史事件。

　　它既是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的集中體現，也是馬克思主義為什么行、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的歷史見證。

　　為了建設原子能工業無二話

　　1995年，為紀念北京大學技術物理系成立40周年，朱光亞親筆題詞：“核科學家搖籃”。當時的畢業照和朱光亞的題詞，就展示在國博大廳中。

　　這話要從1955年講起。1955年，黨中央決定在我國建立并發展原子能工業，周恩來專門批示教育部在北京大學建立原子能人才培養基地。

　　為此，教育部讓北京大學依托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建立物理研究室，并從各地抽調一批著名核物理學家來參與籌建工作，其中就有被譽為“中國工程科學界支柱性的科學家”朱光亞。

　　朱光亞指導過陳佳洱的畢業論文，知道他的水平，所以就把他也調到物理研究室工作。

　　物理研究室最開始只有六個人，陳佳洱是其中最年輕、資歷最淺的。

　　為了培養人才，人不卸甲、馬不離鞍。1955年夏，陳佳洱奔赴各地招生，到了武漢大學、復旦大學等。這些高校把最好的學生帶來讓陳佳洱挑，最后一共挑選了99名。北京大學物理研究室為國家培養了一大批核科學人才。招來的這第一批99名學生，后來出了6位院士。

　　20世紀60年代初，陳佳洱又作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批公派學者，前往英國學習。

　　到了1964年10月16日，英國正在進行大選，突然所有電視屏幕上大選的畫面都沒了，打出兩行字：“中國今天成功爆炸了原子彈。”

　　當時，陳佳洱對這件事印象很深。身邊的英國同事都不相信，紛紛向他求證。陳佳洱連夜搭乘火車從牛津趕往倫敦，到駐英大使館確證中國真的成功爆炸了原子彈，他高興得跳了起來！

　　第二天回到實驗室，陳佳洱成了明星人物，所有的同事都圍攏過來打聽中國為什么能這么快造出原子彈。因為，英國對當時一窮二白的新中國能這么快掌握原子彈的核心技術難以置信！“開始，英國同事以為我們是用蘇聯援助我們的‘一堆、一器’上生產出來的钚做的原子彈。后來，哈維爾中心對從大氣層漂浮過來的核爆炸塵埃進行分析，發現我們爆炸的是鈾彈，這使他們大吃一驚！因為這表明中國已自力更生地建立起自己的核工業體系。”

　　眼下，正是一年一度的新生報到、開學之際，秋高氣爽為這段時光更增添了榮光。66年前，那批為了國家發展原子能工業而從各地抽調來的大學生，有人還在繼續著科技事業，有人或許已經作古，但是他們為了國家需要毫無二話的精神，穿過66年的時空更加鏗鏘有力！

　　用手搖計算機和算盤掃清理論障礙

　　在國博的展覽中，有一張科技人員技術攻關的照片。這張照片上，寫有這樣一段介紹：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理論設計、加工制造以及核材料和其他結構材料的生產配置，都是自力更生干出來的，質量和技術水平均高于美國投在日本廣島、長崎的原子彈。

　　這話一點不虛。如果看過展覽，我們會發現當時的科技人員創造了很多令世人矚目的奇跡。比如，周光召與“九次計算”。

　　展覽中，有一部手搖計算機就見證著這段驚人往事。

　　1960年，蘇聯撤走了最后一批專家，正在蘇聯從事高能物理研究工作的周光召立刻將中國專家召集起來，為了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成原子彈，他們決定提前回國：“作為新中國培養的一代科學家，我們隨時聽從祖國的召喚。”

　　原子彈無法靠在戰場上繳獲后拆卸研究，只能靠研制者豐富的想象力和創造力。

　　復雜的方程式、枯燥的數學概念、陌生的結構方式、大量數據，都離不開計算。而他們的計算工具是什么呢——算盤和手搖計算機！

　　于是，辦公樓里燈火通明、夜以繼日，噼噼啪啪的計算響聲從來沒有停息過。十幾個饑腸轆轆的年輕科研人員在鄧稼先的帶領下，緊張地進行著原子彈方程式的計算。

　　艱苦的一個月過去了，他們的計算結果卻與蘇聯專家給出的數據大相徑庭！在接下來的三個月里，工作人員又三班倒進行了三次計算。朱光亞、程開甲、彭恒武、郭永懷等一批專家都參與了進來。

　　然而，還是與蘇聯專家的數據大相徑庭。

　　海量的計算，就像一個無底洞：每計算一次，要有幾萬個網點，而每個網點又要解出五六個方程式。

　　一直到第七次計算，結果跟前面的還是一樣。到底是計算走了歧途，還是蘇聯的數據有問題，大家莫衷一是。鄧稼先又帶領年輕人進行第八次、第九次計算，還是跟前面一樣。

　　就在這時候，周光召從蘇聯回來了，他一頭鉆進了一麻袋一麻袋的計算稿紙中。經過反復審核，他以深厚的理論物理功底論證了中國人的計算結果是正確的：“蘇聯的數據和我們的計算，建立在相同的條件下，即炸藥的數量是一樣的，可是蘇聯的數據卻擴大了一倍，這太離譜了。根據最大功原理，我做了一個大致的粗估計算，即使這些炸藥的能量全部釋放出來，也不可能達到蘇聯專家說的那個數據。”周光召一錘定音：“蘇聯這份材料有錯誤。”

　　這就是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研制時被廣為稱道的“九次計算”。

　　就這樣，掃清了原子彈研制過程中的一個障礙，這也是周光召為第一顆原子彈的突破做出的重要貢獻。到了1962年底，周光召協助鄧稼先完成并提交了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理論設計方案。

　　1964年10月15日，就在原子彈試爆前夜，一份急電從基地發到北京：突然發現一種材料中的雜質超過了原來的設計要求。于是，周光召所在的理論小組連夜組織運算，徹夜不眠，直至第二天上午，他將一份計算報告呈送到周恩來面前：“經計算，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的失敗率小于萬分之一。”當日下午3時，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太空奏響東方紅

　　“今后為了建立我國核武裝完整系統，必須加速我國洲際導彈的研制。配合國家這一重大任務，我謹愿就我國發射人造衛星問題，向您陳述我的一些看法和建議，請您參考。”

　　這是展陳物品中一封信里的一段。這封信，是1964年12月27日，趙九章寫給周恩來的信，信中提出中國研制人造衛星的時機已到，建議列入國家規劃。

　　趙九章是何許人？中科院的官網上有一篇介紹他的文章，稱他是“中國人造衛星事業的奠基人”。

　　趙九章出身中醫世家，在五四運動影響下，立志“科學救國”。1933年，趙九章從清華大學畢業，后來赴德國柏林大學學習。三年后，學成歸國。同時，趙九章還是國民黨元老戴季陶的外甥，但他不愿做官，更看不慣國民黨的腐敗。

　　1948年，國民黨政權分崩離析，命令中央研究院各所遷往臺灣，趙九章一紙電文嚴詞拒絕：“八年抗戰，顛沛流離，實不堪再動。”

　　早在人造衛星上天之前，1955年，趙九章就關注衛星對空間科學和氣象預報等方面的重大作用。1957年10月蘇聯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以后，他更是積極倡議發展我國的人造衛星。

　　1958年10月，趙九章率領中科院高空大氣物理代表團去蘇聯考察訪問，在考察總結中趙九章提出：“我國發展人造衛星一定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要由小到大，由低級到高級。”

　　1964年，當了解到我國的運載火箭研制在一定程度已有發射衛星的能力時，趙九章找錢學森商量共同推動發展衛星的工作。

　　于是就有了給周恩來的這封信。這封信受到總理的重視。

　　國防科委、中科院遵照周恩來指示，積極研究衛星立項的準備工作。經中央研究批準，1965年衛星正式立項。

　　1965年10月20日，中科院受國防科委委托召開了“我國第一顆衛星方案論證會”，會議的科學技術匯總由趙九章負責。趙九章在會上報告了我國衛星的總體方案，他對主要科技問題作了詳細闡述，并提出了一些關鍵技術問題，以及可能解決的技術途徑。

　　會議開了42天，集思廣益，最后歸結的目標是1970年發射。要求是：“上得去、抓得住、聽得到、看得見。”衛星命名為“東方紅一號”，衛星外形是一個1米直徑近球形的72面體，衛星播放《東方紅》樂曲，以及衛星的主要技術指標都得到大會的肯定。

　　為了按照預定計劃發射衛星，國防科委得到了國家計委、總參謀部、郵電部以及有關工業部和省市軍區的積極支持和大力協同。為了保證發射成功，中央專委責成總參謀部布置和有關軍區組織廣大民兵晝夜守護通信線路，確保通信聯絡暢通。

　　1970年4月24日，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發射成功，拉開了中國人探索宇宙奧秘、和平利用太空、造福人類的序幕。

　　孫家棟后來說：“那個年代，能把第一顆衛星送上天，每一個螺絲釘都是中國自己搞的，真感覺到揚眉吐氣。”

　　今天，我國已建成迄今為止規模最大、覆蓋范圍最廣、服務性能最高、與百姓生活關聯最緊密的巨型復雜航天系統。目前，全球已有120余個國家和地區使用北斗系統。（作者 穆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