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觀眾喜歡這樣的主旋律電影

　　電影《我和我的父輩》在國慶檔如期上映。作為“國慶三部曲”的收官之作，這部影片延續(xù)了《我和我的祖國》以及《我和我的家鄉(xiāng)》的風格和品質(zhì)，以四個不同時代的感人故事，寄托代代相承的民族精神。“國慶三部曲”以新的形態(tài)闡釋家國情懷，在主旋律電影的價值導向功能與娛樂功能融合上，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主旋律電影是中國主流文化傳播的重要載體和民族形象的重要體現(xiàn)。“國慶三部曲”自覺承擔了這一使命，在如詩如歌的畫面和動人的故事中，真實地呈現(xiàn)了祖國秀美的河山、崢嶸的歷史和奮發(fā)昂揚的人民，激起觀眾對國家、民族的認同感和自豪感。“祖國”篇以時間為序，將平凡人在開國大典、女排奪冠、香港回歸等歷史瞬間的故事串聯(lián)成篇，見證偉大的歷史變革。“家鄉(xiāng)”篇則以空間為軸，橫跨祖國東西南北中五大區(qū)域，從醫(yī)療、教育、生態(tài)保護、扶貧等方面，展示了農(nóng)村日新月異的面貌。“父輩”篇以革命、建設、改革開放和新時代為歷史坐標,以樸實的親情為紐帶，塑造了英勇無畏、浪漫堅毅、有膽有識、勇于創(chuàng)新的人民群像。三部影片中一以貫之的，是濃濃的愛國之情。影片將毛烏素沙漠中辛勤的治沙人、火箭升空背后與死神共舞的火藥雕刻師等人物搬上大銀幕，藝術與現(xiàn)實互相映照，自然而然地喚醒觀眾對家鄉(xiāng)的思念和依戀，緬懷和致敬美好生活的創(chuàng)造者。

　　在一些人的刻板印象中，主旋律影片宣教色彩濃厚，人物形象神圣化、概念化，缺乏藝術感染力，因而敬而遠之。“國慶三部曲”則將普通人作為主人公，發(fā)掘他們靈魂中的閃光之處，從個人擴大到家庭，從小家輻射到大國，家國情懷、時代精神被凝聚在日常生活和具體可感的人物形象中。“祖國”篇講述各條戰(zhàn)線上默默無聞的奮斗者的故事，表達人民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的情感。“家鄉(xiāng)篇”在親情、友情、愛情、師生情、鄰里情中傳達對家鄉(xiāng)美好未來的期許和建設家鄉(xiāng)的熱情。“父輩篇”從孩子的視角出發(fā)，將鏡頭對準小家庭中的生命延續(xù)，通過冀中平原上的悲壯戰(zhàn)斗、航天家庭中向死而生的日常、上海弄堂市民銷售藥酒的家庭風波、科學少年與智能機器人的父子情緣，寄予不同的時代精神在年輕一輩中的傳承。貼近生活的故事，有血有肉的人物，使這組以獻禮為主題的電影走進了普通觀眾的心中。

　　“國慶三部曲”巧妙運用了集錦式的結構，可謂主旋律電影形式上的一次創(chuàng)新。三部作品均由不同導演獨立執(zhí)導的若干短片拼貼而成，每個短片各自講述一個完整的故事，將小人物的命運置于廣闊的時空之中，立意高屋建瓴，人物塑造細致入微，形象地闡釋了個人命運與國家興衰的共生關系。另外，三部作品中的各個故事類型特色鮮明，為觀眾帶來了多樣化、多層次的審美體驗。在“父輩篇”中，這一趨向最為顯著：《乘風》是戰(zhàn)爭片，風格悲愴壯烈；《詩》是帶有女性關懷的劇情片，雋永深沉，具有詩意現(xiàn)實主義特色；《鴨先知》是市井喜劇，家庭內(nèi)部與鄰里之間的糾葛令人忍俊不禁；《少年行》在喜劇中融入軟科幻元素，趣味性與科學性兼具。類型特色與導演的個人風格相疊加，使類型固有的愉悅感被充分釋放。不同類型的故事按照由過去到未來、由悲到喜的次序組合起來，使觀眾在由淚到笑的過程中，思考“幸福的生活從哪里來”的問題，形式與內(nèi)容完美統(tǒng)一。

　　主旋律電影并不必然意味著說教。“國慶三部曲”顯示，優(yōu)秀的主旋律電影，同樣配得上良好的口碑、亮眼的票房。遵循藝術和市場的規(guī)律，以藝術標準為追求，以市場需求為導向，才能唱響主旋律、贏得觀眾。在“國慶三部曲”奏響終章之際，獻禮片的新模式已然形成。但藝術永遠不應滿足于既有模式的重復，期待“中國故事”更豐富、更優(yōu)秀的影像表達。

　　（作者：呂珍珍，系廣州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