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岳鐘琪將軍與近代敦煌開發

　　明孝宗弘治七年（1494年），明朝政府決定“閉嘉峪關，絕西域貢”。1524年，徹底封閉嘉峪關，廢棄瓜、沙二州。此后的二百余年間，敦煌曠無建置，成為“風播樓柳空千里，月照流沙別一天”的荒漠之地。

　　雍正三年（1725年），清政府在敦煌故地設軍事機構沙州所。雍正四年，兵部尚書、川陜總督岳鐘琪將軍在平定青海羅卜藏丹津叛亂后，奉旨會同大理寺正卿通智赴瓜、沙一帶，勘察筑城、墾田、汛防要隘等政務。

　　岳鐘琪（1686年—1754年），字東美，號容齋，四川成都人，祖上遷居至臨洮永泰城，為四川提督岳升龍之子，岳飛二十一世孫。岳鐘琪歷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一生戰功顯赫。在平定青海叛亂、準噶爾叛亂及安定西藏、平定大小金川中屢建戰功，被乾隆皇帝譽為“三朝武臣巨擘”。

　　岳鐘琪將軍到沙、瓜二州后，經認真考察調研，于雍正四年六月初五日（1726年7月4日），寫出《奏陳會勘安西沙州城渠屯墾事務管見》的調研報告（以下簡稱《奏陳》），呈報雍正。

　　岳鐘琪深諳兵法，一生飽讀詩書，雄才大略。《奏陳》全文8000余字，是全面開發敦煌的綱領性文件。將軍戎馬一生，文風如其人，開門見山，直奔主題。從軍事防御、農田水利、移民工程三個方面提出了12條開發敦煌的建議：

　　一是構筑“一城、一堡、一協、三營、南北若干墩汛”的軍事防御系統。當時，西域大片領土尚未回歸，敦煌處邊境，軍事地位非常重要。岳鐘琪提出了沙州所升格為沙州衛，建沙州城、黃墩堡，置沙州協、沙州營、黃墩營；建伯顏布喇墩（現陽關鎮大墩）、沙棗墩、千佛洞墩為南墩汛；百齊堡、黃墩子、青墩峽墩為北墩汛的敦煌南北防御工程體系。詳細論證并建議沙州城、黃墩堡的建置規模和協、營及所屬墩汛駐軍規模。

　　“沙州地方遼闊，招民開墾，防護宜周，且離哈密甚近”。岳鐘琪建議：在沙州（即現敦煌市區）建沙州城，城內建營房3000間，將弁衙署15所。城門用磚砌筑，城壕寬3丈、深6尺，城中建鼓樓一座，以壯規模。沙州協設副將，分左右二營，駐軍1500名，每營設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在敦煌北境，將軍建議：黃墩子東連百齊堡，北由青墩峽可通哈密，應設一營，駐軍300名，設守備千把總各一名。筑土堡一座，周圍二里三分，蓋營房600間，守備千把總衙署各一所。周邊有可墾之田，下種800石，令兵丁屯種，為200多年后黃墩農場開發建設奠定了基礎。

　　協、營、汛是清朝綠營軍的編制單位，軍事長官為副將、守備、千總、把總。協一般駐扎在府縣等重要地方，營是最基本單位，駐扎在城邑關隘，汛設在道路邊境，相當于哨卡。

　　岳鐘琪對沿邊隘口的4個墩汛也作了詳細部署。伯顏布喇，西通哈密，南通色爾騰、柴達木，屬通衢要地。修墩臺1座，營房8間，圍墻一道，設兵20名，輪班巡守。沙棗墩處通向黨城之路，黨城即現肅北蒙古族自治縣政府所在地，又可以接應伯顏布喇。修墩臺1座，營房4間，圍墻一道，設兵10名。千佛洞溝，即莫高窟前宕泉河，是通往黨城、石包城之捷徑，修墩臺1座，營房2間，設兵5名，登高瞭望。青墩峽是通往哈密之要道，修墩臺1座，營房2間，設兵5名。伯顏布喇墩、沙棗墩、千佛洞墩歸沙州營管轄。青墩峽墩汛歸黃墩營管轄。

　　二是農田水利開發。考慮黨河水資源、土質、可栽培作物、人力等因素，提出墾田30萬畝的目標。具體實施中，因勞動力限制，當時只完成了12萬畝的開墾任務。為保障灌溉，岳鐘琪建議開通四道水渠：恢復、新開沙州城西南、黨河兩岸原有的渠道，中間再開一道新渠，這便是總干渠、東干渠、西干渠的原型。在敦煌北境，“應開小渠一道，至黃墩子地方”，這便是北干渠的原型。至今，敦煌水利干支渠系走向仍然遵循當時的基本框架。

　　三是大規模移民工程。為解決誰來耕種的問題，岳鐘琪提出：留下五萬余畝，仍由沙州協、黃墩營兵丁耕種，還有24萬余畝“盡行招民開墾，方可有濟”。建議招民2400戶，每戶給地100畝，給牛2只，農具1副，籽種6石，修蓋住房銀3兩。“查甘肅八府屬共計六十余州縣衛所，每一處約招民四十戶，共可招二千四百戶”。為加快效率，“動用正項錢糧，給予車價盤費，務予今年冬底，合計各處招足二千四百戶，于明年二月之初，齊到沙州，方為有益。”

　　在具體的實施中，劃分為東南、西南、中南、東北、中北、西北六隅，55坊。每隅設農長1名，鄉約1名。其中：東南、東北、中北、西北四隅踞黨河以東及上游地區，安置黃河以東移民；西南、中南二隅踞黨河以西，安置黃河以西移民。為了能記住鄉愁，直接用原來的縣廳衛名稱作所在坊名，之后再演化為村名。至今，敦煌還保留著蘭州、合水、肅州堡、武威廟等村名。構成了近代敦煌基本的行政、人口格局。

　　遠在京城的雍正皇帝收到奏折，認真閱讀后，朱筆批示：“此事條奏，籌劃之精詳妥確，朕之欣悅嘉美處，實筆不能諭朕意，已有旨諭部矣。將此折發與議政看，怡親王心悅誠服，至于含淚，諸大臣為之嘉贊，皆云此則方可謂為國家辦理事務也。卿身心勤勞處，朕便不能洞悉，上蒼自然照察，再無不倍增福壽，昌綿子孫之理，朕實欣悅之至”。（《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第七冊395頁）

　　雍正皇帝朱批109字，滿滿的嘉美盛贊，喜悅之情溢于言表。可以讀出三層信息：

　　這篇《奏議》因其準確可行的建議、清晰的思路、流暢的語言被雍正皇帝欽點為奏折的范文，為國家辦事的榜樣，傳抄各部大臣，供學習借鑒。對敦煌移民實邊，開發敦煌的建議，上下意見一致，高度統一。開發敦煌的建議上升為國家戰略，為后來的西域回歸奠定了基礎。

　　可惜的是，當年，岳鐘琪將軍奉詔在云貴兩地推行“改土歸流”，沒能親自對《奏議》付諸實施。

　　從之后的兩份資料可知，雍正王朝是一個勵精圖治、高效運轉的時代，將軍《奏議》的項目全部得以實施。

　　第一份資料是雍正五年（1727年），清政府派工部侍郎馬爾泰，光祿寺少卿汪漋來敦煌辦理督修沙州城工事務。馬爾泰，滿洲正黃旗人，曾任川陜總督、兩廣總督、閩浙總督等職。在督修沙州城工期間，馬爾泰視察了伯顏布喇墩并賦詩一首：

　　伯顏墩

　　逼近青海各要路，平原豐草一望無際，今分設瞭戍，烽邏嚴明，乃西疆門戶第一墩也。

　　茫茫青海是巖疆，落日平原照大荒。

　　草色連天溪水碧，風威卷地野塵黃。

　　防秋已見軍容肅，奉使寧知塞路長。

　　十載壯懷尤未盡，須眉今喜一飛揚。

　　詩中描寫了伯顏布喇墩的地理位置、軍事作用、駐軍的軍容軍紀。詩序中譽伯顏布喇墩為西疆門戶第一墩。

　　汪漋曾任翰林院侍讀學士，參與編修《康熙字典》，才華橫溢，在督察工作時賦詩14首。《登沙州城樓》《黃墩堡》真實地書寫了那個年代：

　　登沙州城樓

　　敦煌地拓極西邊，縱步高城望渺然。

　　遠磧荒煙連異域，廢垣古塔建何年。

　　流沙環疊千峰岫，黨水遙通萬頃田。

　　婦子蕓蕓編戶盛，秋成麥熟樂堯天。

　　黃墩堡

　　郊原四望盡平疇，壁壘新增聳雉樓。

　　浩淼河源來黨水，嶙峋山色見沙州。

　　營開甲帳風清晝，戍靖風煙月照秋。

　　五堡邊疆推險隘，伊吾北去是咽喉。

　　這三首詩透露出的信息有三層：

　　三首詩有“防秋”“秋成”“月照秋”，表明時間是當年秋天，距岳鐘琪將軍《奏議》提出、批準僅一年時間；黃墩堡和伯顏布喇墩等軍事防御設施建成，駐軍開始履行偵瞭巡守的軍事職能；汪漋詩中的“秋成麥熟樂堯天”“郊原四望盡平疇”表明墾田種植已經完成。

　　第二份資料是雍正八年（1730年）首任沙州協副將石之瑛寫《開設沙州記》，簡明扼要記述了雍正四年后從甘肅各州縣廳衛移民屯墾的經過和現狀。特別是引述兩道諭旨，記錄了敦煌移民實邊過程中采取的各項優惠政策及取得的成就。

　　石文對敦煌移民情況有如下表述：“招甘省無業窮民二千四百戶，開墾屯種……特發帑金，給沿途口糧、皮衣、盤費，及到沙州，借與牛具、籽種等。又念戶民初到，尚未耕種，借與七月口糧”。至雍正七年（1729年）：“今年到者統計共有二千四百零五戶，屯種既廣，樹藝益蘩，所種小麥、青稞、粟、谷、糜子等項，下種一斗，收至一石三四斗不等。共收獲糧一十二萬余石。其余各色種植，亦皆豐厚。家給人足，莫不歡興樂業”。三年時間，岳鐘琪將軍提出的軍事防御、農田水利、移民全部實施。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政府平定準噶爾叛亂，乾隆皇帝把這片土地命名為“新疆”，取因“故土新歸”之意。敦煌行政設縣的條件成熟，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裁衛設縣。至今，移民之初設立的“六隅”在鄉鎮區劃上有變化外，行政村沿襲“坊”的規模格局。30萬畝的種植面積，也是敦煌綠洲最適宜、最科學的種植規模。陽關鎮山水溝口的伯顏布喇墩、敦煌古城以西的沙棗墩、莫高窟九層樓附近的千佛洞墩、青墩峽墩和配套的營房、圍墻遺址仍在，昭示著那一段開發的歷史。

　　孫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