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溯源甘肅文化】秦文化在甘肅的歷史印記

　　天水放馬灘出土的木板地圖

　　禮縣大堡子山出土的鷙鳥紋金飾片

　　天水放馬灘秦簡　本版圖片均為資料圖

　　禮縣四角坪遺址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圖

　　本報特約撰稿人　王子今

　　秦史的開端與秦文化的萌生，曾經以今天的甘肅為空間條件。秦作為早期部族文化的發生，作為強勢政治實體的崛起，以及后來成立了強盛的東方大一統帝國，是以這里作為最初的根據地的。甘肅顯示出秦文化發展軌跡的諸多文物遺存和歷史印記，以及存留于后世的文化影響，都體現了國家歷史、社會意識和民族情感對于秦史與秦文化的長久紀念。

　　秦文化的初生和早期發育

　　關于秦人的早期足跡與秦文化的來源，有西來和東來兩說。《左傳》可見地名“秦”“嬴”，有可能與秦人族源相關。按照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的標示，秦，在今山東范縣東；嬴，在今山東萊蕪北。清華大學藏戰國簡牘《系年》說，周武王死后發生三監之亂，周成王伐商邑平叛，商奄遺民被遷徙到“邾”，“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揭示了秦人由東方西遷的史實。其中說到的“邾”，李學勤先生認為就是《禹貢》中所謂的“朱圉”。《漢書·地理志下》所謂“朱圄”，《續漢書·郡國志五》所謂“朱圄山”，其方位在今甘肅省甘谷縣西南。李學勤先生指出，“甘谷西南，即今禮縣西北，正為早期秦文化可能的發源地。”這樣的判斷，與錢穆《國史大綱》、林劍鳴《秦史稿》中發表的意見相合。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秦人在尋找合適的生存空間和發展方向時，曾經在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之間進行選擇。春秋戰國時期列國之中，只有楚人曾經有這樣的經歷。秦、楚均被中原人看作“夷狄”。如《史記·天官書》：“秦、楚……夷狄也，為強伯。”“強伯”就是“強霸”，于是曾經有“天下莫強于秦、楚”的說法（《戰國策·秦策四》）。西漢水上游的秦早期遺址，顯示這里已經形成了秦的經濟重心，構筑了秦的等級社會，建設了秦的神祀基地。秦人在甘肅禮縣及周邊地方的經營，已經具備了與東方國家文化傳統頗為相近的禮制秩序。秦人后來循渭水東進，應當說是合理的發展路徑的擇定。

　　秦與西戎的關系

　　秦人和戎人有密切的關系。相互之間的文化共性，也是秦人西來說的認識基點。先秦歷史記述中，已經有“秦雜戎翟之俗”（《史記·六國年表》）、“秦與戎翟同俗”（《史記·魏世家》）、“秦戎翟之教”（《史記·商君列傳》）等說法。

　　秦仲曾“誅西戎”，而“死于戎”。周王室迫于戎的軍事壓力東遷之后，宣布“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史記·秦本紀》）。于是“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為諸侯”（《史記·匈奴列傳》）。秦人最早的擴張，是通過“誅”“戎”“伐戎”“攻逐戎”為主題的部族戰爭實現的。秦穆公時代，“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所謂“秦繆公廣地益國，東服強晉，西霸戎夷”（《史記·秦本紀》）。通過“西霸戎夷”逐步占有的土地，許多在今甘肅地方。

　　史家分析區域文化，甚至有“秦、翟”并說的情形（《史記·貨殖列傳》）。秦人通過與“戎翟”“夷翟”的密切交往，受到西北少數民族文化影響，性格特征與民俗風貌體現出好勇尚力、積極進取的傾向。由此體現的秦人全方位開放的文化氣度，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

　　《漢書·韓安國傳》載錄王恢的說法：“昔秦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漢書·匈奴傳上》寫道：“秦昭王時……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滅義渠。于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筑長城以拒胡。”漢代人回顧秦人對隴西、北地的經營，言及秦穆公時代和秦昭襄王時代的突出成就，實際上也透露了這一地區的實際控制曾經有反復。而秦人比較好地解決了西北民族關系問題，西戎之地成為秦對東方作戰的鞏固后方。

　　秦始皇二十七年

　　“巡隴西、北地”

　　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述，“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這是秦實現統一之后秦始皇第一次出巡，也是他唯一一次西向巡行。此后秦始皇又曾四次出巡，均前往東方海濱。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出巡，經行今甘肅隴東地區，其目的和作用值得分析。對于秦帝國的行政史和交通史，秦始皇此次出巡均有重要的意義。

　　近年考古學者發現秦早期遺跡比較集中的甘谷縣、清水縣、天水市等地，就在隴西郡。而秦人與西戎的戰與和，交往與交流，“北地”也是主要場地之一。

　　在統一之后次年即西巡，體現了對秦國文化發祥地及統一戰爭中基本根據地的特別看重。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東巡，瑯玡刻石稱其目的是“東撫東土”，則二十七年“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在某種意義上其實也可以看作“西撫西土”。

　　在《史記·封禪書》言作為祭祀中心的雍地有“百有余廟”之后，又寫道：“西亦有數十祠。”司馬貞《索隱》：“西即隴西之西縣，秦之舊都，故有祠焉。”甘肅禮縣發掘的祀所遺址，有的至西漢初期仍然進行祭祀活動。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西巡，應當視察了“秦之舊都”與故祠。

　　放馬灘的重要發現

　　天水放馬灘1號秦墓出土的保存完整、字跡清晰的戰國簡牘，書寫內容包括甲乙兩種《日書》等。其中曾經被定名為《墓主記》的文獻，李學勤先生認為可以看作志怪小說之濫觴。因為其記述“丹”的事跡，有的學者認為應題名為《丹》。放馬灘《日書》是繼睡虎地《日書》出土之后的另一重大發現，是在中國北方特別是秦人創造早期歷史的隴東地方存留的思想史、文化史記錄，價值尤其值得珍視。放馬灘秦簡《律書》的研究者強調了相關文書對于音樂考古學的意義。所出土木板地圖，可以提供重要的歷史文化信息，對于推動中國古代地圖史、測量學史和地理學研究的進步有重要意義。從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反映生態環境面貌的內容。放馬灘地圖突出顯示“材”及其“大”“中”“小”以及是否已“刊”等，都應理解為反映當地植被條件及其經濟效益的史料。聯系秦人先祖“養育草木鳥獸”（《漢書·地理志下》）中有關“木”即林業經營的歷史記憶，可以認識其中提供的林業史信息。

　　關于放馬灘秦地圖的繪制年代，尚有不同的判斷，何雙全先全以為當在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天水放馬灘秦墓出土地圖初探》）。朱玲玲贊同此說（《放馬灘戰國地圖與先秦時期的地圖學》）。李學勤以為在秦昭襄王三十八年（公元前269年）（《放馬灘簡中的志怪故事》）。張修桂以為在秦昭襄王之前的公元前300年以前，并將圖分為兩組，分別各有推論（《天水〈放馬灘地圖〉的繪制年代》）。雍際春以為在秦惠文王后元年間，相當于公元前323年至公元前310年（《天水放馬灘木板地圖研究》）。《天水放馬灘墓葬發掘報告》說，“繪時代早于墓葬年代，應當在公元前239年之前，屬戰國中期的作品”。

　　有學者指出，中國“是最早繪制地圖的國家，在地圖學理論和制作技術上曾經走在世界各國的前列”。在埃及，曾經發現“繪制在‘都靈紙草書’的殘片上”“公元前1150年的采礦圖”，放馬灘秦墓出土木板地圖則是世界東方迄今發現的最早的“實用”意義最為鮮明的古地圖的實物遺存，已經形成了“完整統一的圖式體例系統”（雍際春《天水放馬灘木板地圖研究》）。有學者稱之為“專題性地圖的萌芽”。而這一歷史貢獻，是秦人在天水地區實現的。

　　對于其形式為“專題性地圖”“實用地圖”的這一科學發明，有必要與秦人重視實用之學的文化傳統聯系起來理解，而我們所重視的秦人在技術之學方面的領先地位，也因此得到了文物實證。

　　臨洮“大人”傳說

　　與“十二金人”鑄作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實現統一。關于秦帝國的疆域，當時明確宣布“西至臨洮、羌中”（《史記·秦始皇本紀》）。臨洮，在今甘肅岷縣，秦漢時屬隴西郡。《漢書·地理志下》說：“隴西郡，秦置。”“臨洮，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桴罕東入河。”所謂“洮水出西羌中”，是可以和“西至臨洮、羌中”對照理解的。

　　臨洮，是作為秦帝國界域的醒目的地理坐標。《漢書·西域傳上》寫道：“及秦始皇攘卻戎狄，筑長城，界中國，然西不過臨洮。”臨洮在秦史中留下的另一記錄是在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出擊趙國的秦軍曾經在屯留發生兵變，叛亂者受到嚴厲的懲處，脅從叛軍的當地民眾也被強制遷徙到臨洮。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八年，王弟長安君成橋將軍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死，遷其民于臨洮。”

　　《漢書·劉向傳》載劉向上奏談“天文”預示“時變”的史例，曾經道：“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于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云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于臨洮，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劉向以為這些自然異象可以證實孔子的意見，“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

　　“長人見于臨洮”被看作警示秦敗亡的異象。《漢書·五行志下之上》寫道：“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于臨洮。天戒若曰，勿大為夷狄之行，將受其禍。是歲始皇初并六國，反喜以為瑞，銷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大人”十二見于臨洮，班固以為“天戒”，“大人見于臨洮，明禍亂之起。”而秦始皇卻“反喜以為瑞”，所謂“銷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其出發點也在于順應天意。“大人”“見于臨洮”，出現時“皆夷狄服”，班固理解為“天戒若曰，勿大為夷狄之行，將受其禍”。這可能與臨洮地當秦西邊，正當與“夷狄”相交的文化界點有關。不過秦始皇反而變本加厲，大行“奢淫暴虐”之政，其中就包括“務欲廣地，南戍五嶺，北筑長城以備胡越，塹山堙谷，西其臨洮，東至遼東，徑數千里”。臨洮地方，成為長城工程的代表性象征。“大人”之“見”，也被班固解釋為“明禍亂之起”的先兆。果然“后十四年而秦亡，亡自戍卒陳勝發”，滅亡秦王朝的大起義，竟然確實是由前往戍守長城的戍卒陳勝發起。

　　海市蜃樓現象不僅頻繁見于海上，也多見于沙漠荒原。這一情形在司馬遷的時代就已經引起注意。《史記·天官書》寫道：“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云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臨洮以遠的地區，正是《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謂“西涉流沙”之地，是沙漠荒原連天的“廣野”。不能排除“長人”“大人”“見于臨洮”由來于類似“海旁蜃氣”的“廣野氣”的可能。類似情形，有《晉書·武帝紀》：“（咸熙二年八月）長人見于襄武，長三丈。”襄武（今甘肅隴西）和臨洮（今甘肅岷縣）相距很近，同屬于隴西郡，是地形氣象條件相近的地區。

　　漢代西北方向的“秦人”稱謂

　　在西漢時期稱為“西北邊”的方向，曾經通行“秦人”稱謂。戰國至秦代，秦人在西北方向的歷史文化影響，使得匈奴人和西域人習稱中原人為“秦人”。西漢時期西域“秦人”稱謂見于《史記》《漢書》等具有經典意義的史籍文獻。而通過新疆拜城劉平國刻石文字可知，東漢時西域地區依然使用“秦人”名號。我們不僅看到匈奴人與西域人習稱中原人為“秦人”的歷史語言現象，西域中原人指稱中原人也使用“秦人”稱謂。

　　社會稱謂的形成和傳播，往往體現重要的歷史文化意義。作為社會稱謂、民族代號和文化標識的“秦人”，是可以說明中華民族交流、交往、交融歷史的具有典型性意義的語言標本。討論西域“秦人”稱謂與漢地“秦胡”“秦虜”“秦騎”稱謂的關系，也是值得關注的有學術意義的話題。

　　這些稱謂的通行，反映“秦人”在西北方向長期活躍形成的強勢影響。這種文化影響，主要是通過今甘肅地方向外實現輻射的，而絲綢之路是實現這種文化傳播的重要路徑。許多跡象表明，早在河西四郡設置之前，甚至在前張騫時代，現今甘肅地方的文化存在已經通過向西、向北的交流，實現了世界性的影響。秦人在這一歷史進程中表現出的積極與主動是引人矚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