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甘肅·甘肅日報記者 謝志娟

　　我已經87歲了，離開敦煌也已多年。我想再回莫高窟看一眼，盡管我現在視力很不好，可那三危山、大泉河還有那一個個洞窟，在腦海里清晰得很。一想起在莫高窟工作的30年，那些塑像了、壁畫了就清清楚楚到眼前，怎么也忘不了…… 

　　——蔣毅明

　　敦煌莫高窟。新甘肅·甘肅日報記者 謝志娟

　　世界文化遺產——敦煌莫高窟，如今有一支非常優秀的講解員隊伍，這支300余人的專業團隊經過多年積累沉淀而來，其專業素養和業務水準在業內得到公認。他們除用中文講解外，還可提供英、日、法、德、俄、韓6種外語講解，是目前全國文化遺產地和博物館系統中人數最多、整體業務素質最過硬的講解員團隊之一。講解服務團隊迄今已接待來自1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參觀者，是名副其實的莫高窟“第一形象代言人”。

　　追根溯源，莫高窟的講解工作何時開始？最早的講解員又是誰呢？她在莫高窟有怎樣的故事？

　　“老先生們包括我都作過講解，但不能說我們是最早的講解員。”2024年年初，在莫高窟與“敦煌的女兒”樊錦詩說起敦煌往事時，故人舊識仿佛眼前、前塵往事得以復原，她說，“莫高窟的第一位講解員叫蔣毅明，比人們說的‘五朵金花’還要早，你可以見見她。”

　　涉過時間的長河，17歲的蔣毅明就這樣從歲月深處走來。

　　在莫高窟工作時蔣毅明（右一）與常書鴻（右二）、樊錦詩（右三）、孫秀珍（左一）在一起。（受訪者供圖）

　　到敦煌去

　　1954年，在西安讀書的蔣毅明見到了“敦煌守護神”常書鴻，“那是在陜西省博物館，見面后他動員我去敦煌。”

　　前一年，戀人孫紀元已經去了敦煌，常書鴻的一番動員，促使17歲的蔣毅明拿定主意：到敦煌去！

　　從西安一同出發的除了常書鴻，還有關友惠等人，坐火車到蘭州后，隊伍繼續壯大，“李貞伯、萬庚育一家人和我們匯合，8月1日一起坐汽車從蘭州出發，11日到達敦煌。”

　　70年前的往事，蔣毅明仍記得清楚，“路不好，又遇上下大雨發大水，走走停停……印象深得很。”一路向西，是蔣毅明此前從沒見過的景象。好不容易到了敦煌，去莫高窟的25公里路還是很難走，“全是石子鋪的，車子坐了我們幾個人，根本走不動，走一走就歇工，我們就下來推車。”

　　11天的艱難路途，為此后的生活打了個底，再難約摸也能承受了。

　　到了莫高窟，先是安排住處，兩眼一看：“土房里一盤土炕，再什么也沒有。”好在年輕人有的是辦法，“我們先是用幾塊磚頭、一塊木板做了張桌子，再慢慢安頓下來。”

　　如今87歲的蔣毅明靜靜坐在家中柔軟舒適的沙發上，視線穿越重重歲月回到從前，“一個很小的院子，院子里有棵樹，是梨樹，樹干曲曲彎彎，常先生住在我們對門。窟前有條河，當地人叫大泉河，那個水在上游本來還好，流經一個地方叫苦口泉，苦口泉的水很不好，顏色都是棕褐色的，所以大泉河流到莫高窟也成了苦水，喝那個水，牙很不好。到了冬天，結成冰，就成了一條冰河……”

　　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當時有30多名員工，“每個人的名字我都記得，大家關系比較好，來往比較多。”土炕、土凳、土桌，點油燈，喝苦水，卻也沒覺得有多苦。大家一起種樹、一起鑿冰、一起勞動、一起修墻、一起清沙、一起臨摹，竭盡全力開展保護研究工作，為以后敦煌文物事業的持續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蔣毅明在西安學是財會專業，因此被分配去做會計工作，但她“最喜歡和老先生們一起上洞子看壁畫。”

　　蔣毅明眼中的“老先生”孫儒澗、史葦湘、歐陽琳等人當時大多30多歲，年齡最大的常書鴻也剛剛50歲，可在17歲的小姑娘眼里，他們個個都是身懷絕技的老師。“老先生”們會如數家珍般地告訴她哪個洞窟最早，哪個菩薩最美，哪條題記在哪里，哪條邊飾最華麗，衣冠服飾、生活器具，多少經變，多少故事……就是在這樣的熏陶下，原本就喜歡文學、喜歡歷史的蔣毅明“興趣漸漸就轉到這方面了”。

　　“我知道自己是個外行，我就拼命學習，老先生給我推薦的書我都認真去看。剛開始并不能完全讀懂，就借助工具書、向老師們請教，慢慢就讀懂了。”在蔣毅明心里，這里似乎比任何一個大學都更適合學習。

　　窮極叩問，竭盡求索，敦煌文化越來越令蔣毅明著迷。

　　“上世紀60年代中期，文物管理組成立，我從會計崗位轉到文物管理組工作。除了調查洞窟內容，我們也管庫房文物的整理、登記，包括寫內容總錄等等。”追根溯源文物管理工作，此前謝稚柳先生曾有涉及，早在1942年，謝稚柳與張大千赴敦煌研究石窟藝術，曾寫有《敦煌藝術敘錄》《敦煌石窟集》等書。

　　在文物管理組的工作，使蔣毅明對敦煌莫高窟有了更為全面深入的了解。而莫高窟也從不會讓任何一個愿意親近它的人失望：只要你靠近，就會被吸引。

　　莫高窟窟區的飛天雕塑。新甘肅·甘肅日報記者 謝志娟

　　講解敦煌

　　蔣毅明的講解生涯開始得很早，“第一次講解是在1958年，當時上海派了個慰問團來慰問在甘肅工作的上海人，我們分了幾個組帶著幾十人參觀。這是一個比較早、規模也比較大的從外地來莫高窟參觀的團隊。”

　　之后，有人來參觀時，蔣毅明繼續承擔講解工作，“那時參觀者多是專業領域的，韓素音、東山魁夷、加山又造、井上靖來敦煌時，都是我做的講解。”

　　中日友好使者、為中日敦煌情緣穿針引線的平山郁夫多次來到敦煌，“有一次他待了半個月，我陪著參觀了半個月，跟著學了許多東西。我倆年齡差不多，熟悉之后，他跟我講很多個人的經歷，他的人生很坎坷、身體也不好，他說看了敦煌的東西，都舍不得離開人世了。”在平山郁夫的絲路足跡中，敦煌具有特別的位置，不僅是對于他的繪畫創作，還是他在保護世界文化遺產的工作中，他活動的原點正是敦煌。2000年，國家文物局、甘肅省人民政府授予平山郁夫“敦煌文物保護研究特殊貢獻獎”；2002年，中國政府為其頒發了“文化交流貢獻獎”。

　　沈從文、吳曉邦的來訪，更是令蔣毅明印象深刻。“看上去是我給他們作講解，事實上，他們教會我很多。”當參觀至第454窟時，沈從文看到經變畫中的結婚畫面后說，過去看古詩里說“新婦入青廬”，到底這個青廬是個什么樣子呢？之前接觸到的資料里沒有一點印象。今天在這幅壁畫中，文學作品中的描述得到了印證。“沈先生說他在敦煌收獲很多，而我也跟著他學到很多。”蔣毅明向沈從文請教中國古代服飾問題，沈從文給她推薦了一些書，蔣毅明認真去讀，越讀越覺得莫高窟的服飾學問太多，“這么完整的古代服飾資料，別的地方不會有，我還曾專門選過一個歷代服飾的課題。”

　　季羨林的到訪最是令她難忘，“大家都想跟著學習，于是就跟了四五個人，我是主講。”第158窟的佛床上，臥著莫高窟最大也是堪稱最完美的釋迦牟尼涅槃像。臥佛像長15.8米，頭南足北面向東，右脅而臥，一千二百年來，始終從容不迫、寧靜坦然地面對著朝圣者。佛床下面的壁畫上繪有跳舞的、彈奏樂器的、手舞足蹈的……“看到這個場景，季先生特別感慨，他說對于死亡，佛家竟可以如此豁達覺悟。”季羨林的博學令蔣毅明印象深刻，其待人的謙遜同樣令人敬重。“那些洞窟我去過很多次，他們卻大多是第一次來，可他們帶給我的觸動太多。對我來說，學到的不僅是知識，更多是對人生的體悟。”

　　20世紀70年代，在文物管理組的基礎上，敦煌文物研究所成立了接待室，負責參觀者的接待、講解工作，蔣毅明任負責人。除她之外，最早的一批講解員還有孫秀珍、趙秀蓉、胡秀梅、姜雅琴等人。

　　1979年，敦煌文物研究所依據洞窟的歷史價值、藝術價值、科學價值，制定了洞窟開放標準，選擇了不同時代的代表性洞窟正式向游客開放。

　　隨著從酒泉、玉門等地招來的一批學生陸續到來，講解員隊伍逐漸壯大。蔣毅明撰寫講解詞、不遺余力培養年輕人，但她認為要想講好莫高窟，這些還遠遠不夠，“講解詞是‘死’的，每個講解員的知識庫里還應有更多的東西，才能滿足不同需要的參觀者。”在蔣毅明看來，“觀眾當中有很多人比講解員的知識淵博得多，即使是一名中學生都有自己的獨特見解。應該把觀眾看成老師，講解員的每一點提高都離不開觀眾。三人行，必有我師，人就是要不斷地學習。常書鴻先生給我寫了一幅字‘藝無止境’，現在還掛在我的房間里。”

　　向老先生學、向大師學、向觀眾學……蔣毅明對于學習敦煌文化“永不知足”，而她也想把這種學習勁頭傳遞給年輕人。到了冬天，來莫高窟參觀的人少了，蔣毅明就組織大家學習，請老先生們給講解員講課，這些良好傳統傳承至今。

　　1984年，因工作變動，蔣毅明離開了莫高窟。從17歲到47歲，“最好的時光留在了莫高窟。”

　　2021年，愛人孫紀元去世后，安葬在莫高窟。那一年蔣毅明曾重返敦煌，盡管視力所限已看不清壁畫塑像，可她還是在洞窟前走了走，看了看，又和年輕的講解員們一起坐了坐。蔣毅明感慨良多。“原來我們就十幾個人，現在這支隊伍已經這么壯大啦！”

　　87歲的蔣毅明講述敦煌往事。新甘肅·甘肅日報記者 謝志娟

　　磁石敦煌

　　蔣毅明如今已離開敦煌多年，原本就不大好的視力愈來愈模糊，而數十年前在莫高窟工作生活的點點滴滴卻越來越清晰。

　　敦煌就是有這樣的魔力，它地處偏遠又荒涼，可一旦與之相守過，世事繁華終都難掩其光華。

　　蔣毅明總會想起常書鴻當年跨越千山萬水從巴黎到達敦煌，此后再苦再坎坷，也沒有離開過。“常先生之所以能在敦煌待得住，是因為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認識，如果沒有這個基礎，人很難待下來。正是因為知道有多寶貴，才不忍舍棄。”

　　蔣毅明留意到，2024年中央電視臺春節聯歡晚會上的圖樣出自常書鴻的女兒常沙娜之手，93歲的常沙娜設計的《年錦圖》優美典雅，寓意吉祥喜慶，滿滿對幸福繁榮的美好向往。對于小小紋樣的細研、深究、發揚，已令觀眾大呼驚艷。曾與那些壁畫塑像朝夕相處的蔣毅明相信，“敦煌的影響一定會越來越大。”

　　蔣毅明說敦煌的豐富博大，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開國大典》的作者董希文先生曾在敦煌臨摹了很多壁畫，通過臨摹，他對敦煌壁畫進行了深入研究，這對他的油畫風格的轉變和藝術追求的方向起了很大作用。而一生對工筆畫的傳承和發展做出重要貢獻的潘絜茲也曾到敦煌求藝，收獲頗豐。”

　　離開40年后，蔣毅明仍對敦煌心心念念，“繼承傳統、轉化創新，非常有必要，仍有很多工作可做。”

　　蔣毅明的家里大大小小的雕塑從屋頂到地面、從客廳到陽臺，高低錯落。抬頭是敦煌、低頭是敦煌，處處都是敦煌。“人的生命短暫，精力有限，想做的事未必都能做到。能與敦煌相遇，是我的幸運。”

　　2024年，蔣毅明想再回敦煌看看，距離初次見到莫高窟，已經70年了，可是那些洞窟那些人，總是難忘。“2021年回去，樊院長出差沒見到，這次想去見見，我倆也有10多年沒見了，但我倆經常通電話。”

　　今年春節，86歲的樊錦詩給87歲的蔣毅明打電話說：“我不放心你。”一語勾起許多回憶，蔣毅明說，“她來敦煌的時候才25歲，孫紀元還以她為原型，塑了一幅雕像，名為《青春》……很希望我們倆能再見一面。”

　　再去敦煌看看吧！“多聞第一”、凈如明鏡的阿難仍面如滿月、眼如蓮花吧；老成持重、雙眉緊鎖的迦葉仍苦修不止嗎？菩薩仍垂目微笑、金剛仍怒目圓睜吧……在莫高窟做講解員的日子里，蔣毅明曾無數次站在他們面前，怎么看也看不夠，“你站那兒仔細看，每次都會有不同感受。不同心情去看，也會有不同感受，這就是藝術的魅力。我總想，創造他們的人與其說是工匠，更應說是無名英雄。”

　　敦煌如磁石，總是難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