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訪古圖》（局部）

　　楊東興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經洞被發現以來，如何保護、宣傳與研究這座屢遭劫難的世界藝術圣地成為擺在當時人們面前的重要任務。尤其是面對“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的現狀，中國近現代名人于右任先生發出了“敦煌學已名天下，中國學人知不知”的強烈呼吁。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先生曾感嘆道：“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在此背景下，于右任、張大千、高一涵、向達、常書鴻等一批有識之士不僅積極保護與研究敦煌文物，而且聯合起來成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旨在全面保護與研究敦煌莫高窟。

　　如今，當我們回顧百余年的敦煌學發展史，不難發現，實際上是一部一代又一代“敦煌守護人”保護、宣傳與研究敦煌石窟的歷史。而在此歷史進程中，甘肅近代著名學者張維也是其中一位值得關注的重要學者。

　　張維（1890年—1950年），字維之，號鴻汀，甘肅臨洮人，清朝宣統元年己酉科（1909年）拔貢，任學部書記官。入民國，任國會議員、甘肅省政務廳長、甘肅省參議會議長等職。張維是甘肅近代著名金石學家、方志學家、歷史學家，畢生以搜集、整理與研究西北地方文獻為己任，著有《隴右金石錄》《隴右方志錄》等傳世之作。其中，《隴右金石錄》曾被國民政府列為國際交換書籍。

　　初識敦煌經卷

　　敦煌莫高窟藏經洞被發現之后，起初并未引起清政府與學者的重視，故而慘遭西方探險家與當時貪腐官吏的劫掠與破壞。直至1909年，法國伯希和將敦煌經卷攜至北京時，這些“劫后”經卷引起了羅振玉、王國維等學者的關注。他們懇請清政府下令甘肅地方督撫封存藏經洞，并將劫余經卷解往北京學部圖書館保存。也正是在此時，擔任學部書記官的張維見到了這些精美的敦煌經卷，并“參與接受、管理的任務”（張令瑄、馬皚明著《張鴻汀先生與〈敦煌訪古圖〉》一文）。面對來自家鄉的精美經卷，年僅20歲的張維在感嘆敦煌文物的坎坷遭遇之際，不僅心生“敬慕”之情，而且堅定了為保護、宣傳與研究敦煌石窟奉獻一生的信念。

　　推動保護研究莫高窟

　　民國初年，張維返回蘭州之后，仍然念念不忘敦煌經卷，曾三赴河西考察敦煌莫高窟。1940年，張維第三次考察敦煌莫高窟返回途經武威時，前往拜訪好友、甘肅近代著名書畫家范振緒，為其講述敦煌莫高窟的坎坷境遇與現狀。在交流中，張維請范振緒繪制《敦煌訪古圖》畫卷。1941年，范振緒繪制完成之后，張維將此圖帶回蘭州，并邀請張大千、于右任、高一涵、馮國瑞、曹經沅等著名詩人題詠。

　　經仔細考證相關史料可知，《敦煌訪古圖》及其題詠其實是張維有意制造的一個“文學事件”。張維通過《敦煌訪古圖》繪制及題詠的征集，從而介入保護、宣傳與研究敦煌石窟的歷史進程。

　　此外，1941年于右任赴西北考察，在時任甘寧青監察使高一涵的陪同下至敦煌，并與當時在莫高窟臨摹壁畫的張大千舉行中秋雅聚。在雅聚中，針對敦煌藏經洞現狀，于右任、張大千、高一涵等有識之士提出設立專門機構來保護與研究敦煌石窟的建議，在當時社會上產生了廣泛影響。不久，國民政府成立籌備委員會，任命高一涵為主任、常書鴻為副主任，籌建敦煌藝術研究所。而此時，張維正在為《敦煌訪古圖》征集題詠，于右任、張大千等人在鑒賞此圖之際,大家紛紛題詩歌詠。張令瑄先生在《張維先生蘭州故居》一文中寫道：“名畫家張大千游訪西北，多次與先生晤談，先生極力主張成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并且“（張大千）為范振緒先生所畫鴻汀先生《敦煌訪古圖》長卷題詩兩首”。由此可見，張維此前已有設立專門機構保護與研究敦煌莫高窟的想法，但一直未能實現，此時借助請張大千、于右任、高一涵等人鑒賞題詩之際，與其探討交流，并“極力主張”建立敦煌藝術研究所。與此同時，張維受高一涵之聘，任敦煌藝術研究所籌備委員會委員，參與籌建敦煌藝術研究所的具體工作。1944年，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由此，張維通過《敦煌訪古圖》及征集題詠這一“文學事件”不僅凝聚了近代學人保護敦煌石窟的共識，而且推動了保護與研究敦煌莫高窟的歷史進程。

　　擬撰《敦煌叢書》

　　1909年，張維在北京學部目睹了敦煌藏經洞的“劫余”經卷之后，不僅三赴敦煌考察，而且通過《敦煌訪古圖》的征集題詠制造“文學事件”介入敦煌學史。更重要的是，張維還有編撰《敦煌叢書》的研究計劃。張維之子張令瑄先生在《甘肅張鴻汀先生遺書提要》中寫道：“家君子又欲集中外學者有關敦煌文獻著作，輯為《敦煌叢書》五十余種，惟未及厘定目次。”此外，張維之子張令琦先生在《致顧頡剛信中所列張維先生部分遺書目錄》中于“擬著各書”中也列有《敦煌叢書》，并云：“（張維）擬輯中外人士有關敦煌石室各書為一總匯，尚未擬訂出目錄。”

　　由此可見，張維一直關注著國內外敦煌學研究的前沿動態，且為了進一步推進敦煌學研究，擬將中外學者關于敦煌學的著述匯為一編。但令人惋惜的是，天不假年，張維沒有來得及完成自己的學術事業，就帶著未竟之遺憾永遠離開了人間。

　　張維一生心系敦煌，守護好、研究好莫高窟，是他的心之所向。雖然他未留下專門研究敦煌學的著作，但是在宣傳、保護敦煌莫高窟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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